撬车库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见人，朋友，同事，哪怕是一位陌生人。我想跟他们说句话，或者随便发生点关系，期待他们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我心里发慌，几乎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

“咱们见见吧。”我给王昊鹏打去电话。

王昊鹏说，正在医院挂水。昨天晚上，我们两人喝了一瓶白的，他现在还没缓过来。他问我：“有什么事吗？现在可是早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不是找他喝酒的，我也深知在他身上获取不了什么。我说：“你给我介绍几个朋友吧。”他说，除了我，他没有其他朋友。他有几个大学同学的联系方式，但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人通知他。

“你那些相亲对象呢？”我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是通过社交软件。”

“要不我给你推荐几款？”

我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先下载了国内最火的一款。当系统匹配成功，我立马向一个头像是橘猫的女孩，发出一个“嘿”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家住在哪里？平常喜欢干什么？会弹贝斯吗？喜欢吃拉面，还是米饭？接着，我一口气问了很多问题，几乎到了胡言乱语的地步。我想立马跟她互动起来，对方却简短地回复了一句：“你有病吧？”在这款软件上匹配的其他女孩也是如此，皆因我太过“热情”，纷纷拉黑了我。

我想，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她们不懂我的热情。我总能找到一个气味相投、跟我一样症状的女孩。

我又下载了另一款软件。这款软件用起来比较麻烦，当我把学历、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具体的收入等统统填写完毕，系统提示我充值会员。我直接充了一年。这时，我已经有了些许经验，准备做一个文质彬彬的聊天者。我在对话框里打上“你好”二字，准备收到对方回复时，再主动出击。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具体多少收入？家在哪里？名下有房子吗？她们却分外“热情”起来。虽然她们的症状比较轻（没有达到胡言乱语的地步），但我终于找到跟我一样的人了。

我一一回复。她们没有令我失望，随即爆出自己的基本信息。她们说，你看合适吗，要是咱俩结婚的话？她们原来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可我知道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

几天后，我开始跟深夜里的女人们聊天。她们比较有耐心，也能容忍我的热情。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她说，美容院。我说，你是淄博人吗？她们说，老家不在淄博，只是这几年搬到了这里工作。我没有了话题，她们接着续上。我喜欢跟她们聊，可是她们分外爱玩游戏，聊着聊着就说自己寂寞，给我发来一款软件。

“你下载下来，就能看到我了，咱们一块玩。”

……

大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耗在了这些社交软件上，每天疯狂地跟人互动，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性格。我知道很多人是在网上相识的，经过一段热络的聊天后，感情突然升温，继而相恋，修成了正果；有些人则是出于寂寞找人陪伴，或者单纯寻求肉体上的快感。

那么，我呢？

我说不清楚，但绝不是为了这些。每当聊天完毕，我家里的餐桌前，会出现一个面目模糊的服务员。他把一个玻璃杯放在我的面前，开始一丝不苟地倒果汁。他倒的时机恰到好处，并且一滴也没有洒出来。

我每天吃得很饱，看到这个服务员后，却感觉分外饥饿。我迫切地想要喝上一口。

我是一名留学生，初中刚毕业，父母就把我送到了一所新加坡的私立学校。我一个人在那里上学，交朋友，适应异域文化，一待就是十几年。有一年春节，我回到淄博，父母邀请了几位亲戚朋友，特意为我组织了一场饭局。他们在酒桌上把酒言欢，诉说着我的过往。我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报以微笑感激。可是，当轮到我敬酒的时候，望着他们期待的眼神，我突然感觉不真实起来。不，不是不真实，我感觉他们所说的更像是我前世的一段记忆，或者说另一个时空我的故事。现实的我，早已远去。我喝了口酒，就想尽快回到新加坡，好像回到那里，我才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身份。

随后，我顺利研究生毕业，进入了一家投行工作。虽然平日里工作忙碌，但我收入很高。此时，父母打来电话催促，说，托关系给我找了份轻松的工作，保证旱涝保收；他们想念着我，想让我回去看看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想把我留在身边，但我已经决定留在新加坡生活。

当时，我还有一名女友，她叫Lisa（我习惯叫她比萨）。她是马来西亚人，在家中排行老八，可能是家中最后一个孩子的关系，她说从来没有体会过爱。刚刚成年，她就踏入了社会工作。她做过酒吧调酒师、音响调音师，甚至在餐馆里当过服务生。说实话，比萨工作挺努力的，但不知为何，一直处于缺钱状态。我笑嘻嘻地问她，钱都到哪里去了？她就给我讲起新加坡的经济，以及她家里的情况——她是如何受虐待的。一到假期，我身边的同学像片片落叶一样，在飞机巨大机翼的掩映下，迎风飘洒到了世界各地。他们都是海外留学生，家里有钱支撑他们挥霍。我也想这样，带着比萨周游世界，可是，她一直处于缺钱状态。她说，等再过几年吧，等再过几年，她攒够了钱的时候。我很愿意等，也相信比萨会有钱的。以她那股精明、能干的劲头，我相信没有事情能够难倒她。

2019年末，一场幻觉笼罩全球，人们接连发烧，头痛，呼吸困难。父母起先以各自身体不适为由，让我回家看看。我答应下来，准备在家待上两个星期，立马赶赴新加坡。可是，回来后，父母就不让我回去了。他们担心我照顾不好自己，担忧我的生命安危。我只能在家待着，过起了足不出户的日子。我想，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清醒过来的。这不过是一场幻觉罢了。很快，它就会过去。

可到了2022年末，我接到了比萨的一个电话：“要不，咱俩分手吧。”她语气平静，没提任何分手的理由，我内心却慌乱极了。我说：“要不晚上吧。不行，你晚上再打给我。”可是到了晚上，她依旧跟我说：“我看，咱们的感情已经没有维持下去的必要了。”

不知为何，我内心异常平静，好像她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或者说不是对我说的。我平躺在沙发上，像是躺在毫无波澜、异常开阔的海面上，四周寂静无人，我把听筒靠近耳朵，说：“赚到钱了吗？”

她说：“应该快了吧。”

随着这通电话的结束，困扰人们已久的幻觉也随之消失。人们再也没有提起这场可怖的灾难，好像那是人们脑子里凭空构想出来的，这只不过是一场臆想罢了。我再也没有回到新加坡，想起新加坡，我会感觉遥远、不真切，好像那是另一个时空、另一个维度。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感觉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

我过起了正常的日子，安安稳稳地上班，下班，晚上无聊的时候，就喝上两瓶打折的啤酒。

虽然自小生活在淄博，但我在国内没几个朋友，十几年的国外生活后，那些昔日的发小和一块在课堂里打闹嬉戏的同学，面目日渐模糊，我们早已生疏。我也没有同事可以往来。在我决定留下后，父母全款买下了一套位于华夏国际的九十平方米的写字楼。他们说：“这是你应得的。”他们不再管我，让我想干吗就干吗。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只要我留在他们身边，比干什么都强。

通过姑父的关系，我成了一名管道销售员。他有一家大型的厂房，雇用了五百多号人，不分昼夜地生产管道。他说，地上世界不归他管，可地底就不同了。他向我描述起那个昏暗、幽深的世界，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让自己生产的管道，像粗壮的树根一样，在那里盘根错节地蔓延开来。他说，是他们撑起了这个世界的运转。只是，近几年行情不好，他问我，能不能把他们公司的管道输送到国外。

我说，好。

工作了三个月后，我却没有卖出一根管道。我没有门路，也无法想象姑父描述的那个世界，没有人关心这个。我整日变得无所事事，躺在华夏国际十八层的那间九十平方米写字楼的皮质沙发上，看着太阳渐渐西沉。观看太阳，成了我唯一可以干的事。由于经历了三年足不出户的生活，我也觉得实属正常。家里不用我挣钱，只要我好好活着。

每个周五的晚上，我会和王昊鹏喝酒。王昊鹏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父亲有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他跟着父亲干——只负责向市内的各大医院送货，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挥霍。他总是背着个黑色双肩包，骑着一辆蓝色自行车，七点之前准时到达我家。他一边说着让我喝顿好的，一边打开背包，里面一般装的是半只烤鸭、一份小菜和六七罐打折啤酒。说实话，抛开父母每个月的接济不谈，我俩都算穷人，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努力，也没有妄想过出人头地。我们俩酒量不行，一人三罐酒就醉，喝完两罐后，王昊鹏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股市、国内外的时政，以及他在网上认识的相亲对象。我们从来没聊过正经的事，像什么房子、车子，以及各自的收入，这些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每周喝喝酒，打发一下时间，好像这样生活挺好的。我们已是心满意足。

今年4月的某一天里，我骑着电动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簇簇鲜花爬满了一个小区的整面墙壁，在夕阳的照耀下，它们洁白、纯洁，分外美丽。我才意识到春天来了，我的周围早已被鲜花簇拥。我以前从未留意过，但那时再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知不觉间，就把车子停在路旁，安静地注视着。可是，这么美好的春天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掏出手机，给王昊鹏打去了电话。

“晚上有空吗，要不要一块喝点？”

那天晚上，王昊鹏带来一瓶白酒。他说是有位领导孝敬他父亲的，很贵，大概一千元一瓶。我很少喝白酒，但在那股莫名情绪的支配下，我和王昊鹏整整喝了一瓶。

第二天，我早早醒来。我头一点也不疼，那股莫名的情绪也消散了。它像一阵季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在楼下吃了个早饭，就骑着电动车朝公司的写字楼驶去。可是，当继续路过有鲜花的地方，我再也无法视而不见。我感觉像是缺失了什么，就像没吃饭一样，一股迫切的饥饿感，催促我跟这个美好的春天立马发生关系。

“要不，把她们约出来试试吧。”王昊鹏劝我。

他说，不管是在网络上跟人聊天，还是和现实女人的约会上，他都颇有心得。王昊鹏三十岁了，尚且处于单身状态，虽持抵制婚姻的态度，但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他会约几个陌生的女人见面吃饭。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约她们出来见面。我一共约出来三个女人，基于各种原因，我都对她们失望透顶。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失忆女孩。她曾是北京某所戏剧学院的学生，看到我在简介里写着热爱契诃夫，因而加了我的好友。她在北京从事了八年广告营销工作，一直抱怨浪费了才华。她更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不是整日为客户修改PPT。她说，去年末，她在公司修改一份有关某某汽车的策划案时，突然脑梗，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好在仗着自己年轻，不然，很可能人就没了。可是，当她在医院里苏醒过来后，她几乎忘记了一切。

“就像脑袋里掌管记忆的那部分，被一个闸口堵住了。”她说。

她不得不像个婴儿一样，开始从头学起，苹果、铅笔，以及说一句完整的话。可是，她是幸运的，因为一切都是崭新的，她又有了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

我很同情她，也想跟她讲述我的经历。我没有脑梗，但身体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她沉浸在自己的创伤中，却没有给我机会。

慢慢地，我已经有些放弃（不是对女人，而是对我自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即将进入放弃治疗的阶段。她出现了。

她很热情，我们没聊上几句话，她就说，知道一家酒吧，挺不错的。

酒吧位于糖库文创园内，是一间旧时的仓库改造而成的。当我赶过去时，她已经到了。我说了声“你好”，坐在了她的对面。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西服，内里是一件奶白色的吊带背心，在这件紧身背心的映衬下，小小的乳房刚好显现出轮廓。她的头发很短，像这个春季刚刚冒出头的小草。看到我后，她只是微微点头示意，就用一个塑料吸管搅动啤酒杯里的冰块。我问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她说，代购。我知道由于经济不好，国内现在很多人搞起了代购，贩卖电子烟，或兜售国外的化妆品。她们大部分是女性，但是，她看着不像。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像，总觉得代购平日里不应该穿正装出门。另外，她的皮肤也令我十分好奇。我隐约看到她的皮肤是古铜色的，好像天天在海边晒日光浴，可是淄博没有海。还有她那古怪的头像，她是个女孩子，二十五六岁，在这么一个青春洋溢的年纪，她却用了一个拿着盾牌、朝天冲刺的美国队长的表情包，作为自己的社交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