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吐光芒配残月

1

绝食第四天，他嘴唇泛白，眼紧闭。眉毛偶尔微微一蹙，表明心脏尚在跳动。

三个儿子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以及女儿、女婿、孙辈，端坐床边。墙上，悬有一幅墨荷图，题有“墨汁浩荡，荷花世界”八字，是早亡的长子陈衡恪即陈师曾的画，常让他想起夏日西湖和湖边长眠的亲人。书桌一角，摆着徐悲鸿在庐山为他所作肖像：一个清癯老者，白发白眉白须，戴毡帽，着棉袍，右手握书坐在旧沙发上，平静凝视未来。

隔壁，儿媳们在缝制寿衣。庭院一角，仆人在松木棺材内铺垫棉被。院墙外，传来日军巡逻队嘟嘟嘟嘟的摩托声。附近，白塔寺的钟，多日没有敲响……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北平，姚家胡同三号。这一个主动选择死亡的老人，是八十五岁的陈三立，号“散原”，晚清进士，中国古体诗歌最后一位代表性诗人。作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曾协助父亲推行湖湘新政，致力于教育革新、人才培育。参与戊戌变法，失败，父子同罹罪。他先后隐居于南京、上海、庐山，直到在这一胡同迎接死神。虽每每以“袖手人”自嘲，又如何能逍遥无为，冷看神州濒临危境？

这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陈三立对儿女说：“我老了，死在这座城，也罢。你们走，尚可为国家存薪续火。”儿女摇头。他叹口气：“待我合目，你们就动身……”知悉陈三立身份和声望，占领者屡屡上门，劝其出任伪职。他破口大骂：“瞎了狗眼——没去读读我陈散原的诗吗？！有半句苟且偷生之词吗！？赶出去！”仆人拿起扫帚，将说客赶出去。隔两天，又有数人来，门被敲得梆梆响。

四天前，陈三立将家人和仆人叫到面前，平静低语：“我唯有死亡一途可走，方不辱门风与国格。自今日始，不食一粒米，不喝一口水，你等若孝敬于我，就不必劝解，更不可大放悲声。我死后，可厝于寺庙。待赶走日本人，再葬我于杭州九溪。”家人与仆人泪流满面，无一人敢哽咽或号啕……

自四年前离开庐山松门别墅，移居北平，陈三立貌似安适，每日以张恨水小说消磨时光。报纸上，电台里，屡屡有日军动态入目入耳，令其安适状露出破绽。睡梦里，高声大叫：“杀呀——打日本呀——”睡在同一房间照料父亲的陈寅恪，忙起身，紧握他枯枝般抖动的手。陈三立蓦然醒来，片刻后，辨认出儿子身影。再抬头看窗帘外沉沉夜色，不发一声。

陈寅恪在四年前租下这一小院后，去庐山将父亲接来照应，父子间，有了朝夕相伴之安慰，共同面对弥漫不去之悲楚，各自写诗给对方看。“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独余慷慨悲歌气，来绕秦关百二重。”“屋山压雪对寒毡，旗影笳声酒盏前。”“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

陈寅恪用一只左眼，凑近父亲的手迹。右眼因外寇咄咄逼人、急火攻心，视网膜剥离了。陈三立心疼：“儿啊，右眼不可耽搁……”陈寅恪口中诺诺，心情依旧沉浸于父亲的壮烈修辞。

此时期，陈寅恪的清华大学同人和学子，已南迁至长沙韭菜园，与北大、南开两校师生会合，筹建联合大学。

绝食第五天，陈三立呼吸停止。一口棺材，趁夜色悄然抬出姚家胡同，移入长椿寺后院。不燃鞭炮，无花圈。家人与仆人未穿孝服，在棺材四周垒筑沙袋，围合成一派丘陵状。一一叩头，离去。僧人把寺门紧闭，在沙袋前插一把线香，点燃……

回到家，陈寅恪就与妻子唐筼商量：右眼手术，做否？如果做，须住院一个月左右，就难以再脱身离开北平，必遭占领者骚扰。如不做，途中辗转不定，这右眼就等于放弃了。最后决定：放弃。姚家胡同三号，闭门落锁。若干可疑者鬼鬼祟祟而至，撬锁撞门。庭院里，人去室空麻雀飞。

在通往南方的长路上，陈寅恪牵挂着北平那一口孤独的棺材，默诵父亲诗句：“犹吐光芒配残月。”七年后，陈寅恪左眼也失明了。那，就让一颗清潭般的心脏，继续拒绝晦暗与混浊。

那样一个凛凛振拔的父亲，只愿意活在这样一颗儿子的心脏里。

2

来北平前，陈三立在庐山也居住了四年。

一九二九年，他自上海到牯岭徘徊数日，买下一座旧别墅，名之“松门别墅”。门前，挺立一棵苍翠古松，横卧一块巨石，镌刻其手书四字“虎守松门”。

徐悲鸿来庐山写生，数月间，多次探望陈三立，面对巨石，问四字何意？陈三立答：“虎，松，皆山中君子也。”

徐悲鸿若有所思，捏起画笔调颜料，为坐在旧沙发上读书的陈三立造像，画中人的气度，如虎如松。两人在别墅周边散步，谈田园诗、陶渊明、长江。徐悲鸿一句未提去世的友人陈师曾，免得老人伤感。云团涌动不定，两人就酷似中国画里的古人了。

徐悲鸿感叹：“这庐山风景，似只有中国水墨能传达其意蕴。而中国画要改新，有尘世里的消息，才有生命力，总不能一代代重复前人笔墨，只去画隐士高人。现在，引入西方油画技法，非要将中国画一棍子打死，而要彼此映照互鉴。”陈三立点头：“旧体诗的命运，也是如此啊。白话诗有白话诗的好，徐志摩就写得动人。旧体诗若能言新时代之志，就死不了。若一味悲春叹秋、老调重弹，则离死不远。你的观点，与师曾相同……”

徐悲鸿愣一下，调整话题：“山中访客不少吧，伯伯未受打扰吧？”陈三立答：“你和友人来，我蛮开心。那些昏庸政客惹人厌。给他们吃一次闭门羹，大都不再来，但还会有新政客来吃……”两人苦笑，走过古松巨石，入别墅，继续喝庐山云雾茶。

陈三立由上海移居庐山，原因有二：第一，山中气爽风清，孙女原有的肺病，不服药就痊愈了，每日跟着爷爷读《诗经》《离骚》。爷孙俩一同追着樵夫、植物学家，去山中幽绝处，访寻新风景、新花木，商量如何为之命名，如“浪动石”“碧龙潭”“云锦牡丹”等。那些命名，出现在后来的“庐山旅游图”或《庐山植物志》里。第二，此地距故乡修水近，离父亲长眠的散原山很近，便于祭奠。在庐山，向苍茫低回处俯瞰一眼，即可怀想来路与前途……

出生前，他就被父亲陈宝箴取名“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古人所谓“三不朽”也。如此命名，蕴含一个家族的期许、一个国度的重负。果然，陈三立用一生修为，用主动的死，避免了精神颓靡和身体的沦丧。

德：妻子之外拒纳妾，道义之外无一己之私，获悉文友郑孝胥附身于伪满政权，即发声谴责并断交。

功：参与戊戌变法，“凭栏一片风云气”，虽败犹荣，远离政界，但无意于成为避世隐者，曾参与创办江西铁路公司，捐出家宅创办新式学堂。在庐山，每逢节日，买一担鱼、一担油米，托人送到别墅附近的山村学校，给师生们打牙祭。邀李四光等人共同编撰《庐山志》，厘清这一座名山的地质、风景、物产等资源，尤其是对二百年间外国人所建别墅一一考察、详加鉴别，避免产权纠纷，维护民族利益。

言：有《散原精舍诗文集》存世。“散原”，陈三立之号，也指那一座父亲之山。

或许，陈三立的最大功德，是培育了杰出的儿女和孙辈：陈衡恪即陈师曾，画家，吴昌硕弟子，齐白石之伯乐；陈隆恪，诗人；陈寅恪，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陈方恪，诗人、编辑；陈登恪，词人；陈封怀，植物学家、中国现代植物园之父……

我曾去修水游走。陈家大院竖立两根晚清旗杆，是鱼跃龙门的标志。旗杆顶端无旗，落一只羽毛绚丽的鸟，鸟鸣喜悦而明亮，应该是陈宝箴、陈三立们听过的声音。陈家两次竖起旗杆，像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史里出现的两个竖排繁体的小标题，在引导相关叙述和结论。

如今，松门别墅，已经成为庐山一景，木质房体漆作暗红色，与历史上那些达官贵人居住过的别墅相比，显得寒酸破旧。但此地生发的伟大咏叹声，松涛虎啸般，回荡于庐山内外。“咫尺万林松，飞影散浓翠。”“一笑敝庐无长物，不教掠买是虫声。”“英雄百战尽，风雨一帆来。”“九州踪迹青山在，一舸江湖白日圆。”“自知舞袖今无地，微觉神州尚有人。”……

一九三二年，在这一别墅，陈三立举办了著名的“松门诗会”，以此度过八十寿辰。参会贺寿的诗人，自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地来，欢聚三日，日夕流连于山水美景，留下名篇佳作。在松门别墅，我看到曾经的帝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赠送的对联：“闲从莲社寻诗伴，长与松门共岁寒。”以松风诗韵，抵御寒意，是那一代诗人选择的方法。

次年，陈三立下山去北平，既因陈寅恪恳请，也因上山来吃闭门羹的人络绎不绝，比如蒋某。此人下令关闭那一座山中学校，因学校创办者，是脱离国民党高层的持不同政见者。山中亦尘世，唯有杰出的修辞，可供一个人隐居定神。

陈三立把北平姚家胡同三号，视为一头老虎坚守的最后栖息地。守不住了，就老虎跳崖一般决绝赴死。

3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九〇〇年，陈宝箴猝死于故乡修水。陈三立办完丧事，暂来南京避乱栖身。

钟山下，这一座充满失败感的城市，像一首悲壮史诗，用长江作为汹涌标题。陈三立栖身于白下路的一座小院，名之“散原精舍”。闭门育儿女，开窗写诗词，拒绝北去。不得不北去一次，也绕开紫禁城，似与清廷势不两立。民国建立，他却拒绝剪辫子：对镜看到它，就能想到变法之痛，想到谭嗣同那一颗头颅沉沉落地之声。儿女多次劝说后，才让妻子俞明诗持剪，咔嚓一声截去，扔掉。闭着眼睛，不看那绳索般、绝路般的灰白辫子。

在散原精舍，陈三立办起南京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小学“思益小学”。

初，陈三立请来私塾先生，为诸儿女授课。某日，与参加过“公车上书”的茅谦商量一番后，腾出大半家宅办学，让友人与邻家的子女，都能接受新式教育。“欲变革中国，须变革教育。”这是他与那一代有远见者的共识，延续父亲陈宝箴创办湖南第一师范的新政逻辑。

思益小学教员均为志愿者，无薪水，一概是南京知名学者，或拥有海外留学背景，每人领取一门课。课程表上，有“国文”“历史”“舆地”“理化”“动植物”“算术”“英文”“书法”“卫生”“美术”“唱歌”“体操”等。教材来自上海南洋公学，仪器设备采购自海外。学校声誉日隆，规模扩大，只得迁出散原精舍，择地另建。其优秀学子，除陈家诸儿女外，还有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建筑师茅以升、美学家宗白华等。

十三岁，陈寅恪随长兄陈师曾去日本，开启长达十多年的海外求学生涯，构建起复杂的知识谱系。他能熟练运用二十二种语言，越过文学、语言学、史学、宗教学、哲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的边界，触类旁通，集大成，开新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中国知识界贡献的这一名句，源于其非凡经历，源于思益小学一张充满现代性的课程表。

陈三立与思益小学的教师们约定：一不体罚，二不背死书，三不鼓励学子追逐仕途。他偶尔来上课，讲述古诗词里的南京。孩子们听得懵懂而又动情。“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念诵至此，想起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落寞，陈三立走神片刻。

一九二二年，梁启超来南京讲学。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陈三立首度相逢，两人以西式礼仪拥抱。

“陈老伯请我吃饭，开五十年陈酒相与痛饮，我大醉而归（到南京唯此一次耳，常日一滴未入口）。”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梁启超如是回忆。返天津前，再来散原精舍，为陈三立贺七十寿辰，并索诗。陈三立沉吟片刻，挥笔作《任公讲学白下及北还索句赠别》，有“开物精魂余强聒，著书岁月托孤呻”云云。仍旧郁郁难平，不平则鸣，鸣必自出机杼。

三年后，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大学就职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前去任教，与王国维、赵元任、吴宓，构成一个非凡的知识分子阵容。

二〇〇一年，陈丹青作油画《国学研究院》，将以上五位先生，描绘在两扇敞开的绿色大门前，似乎是初春的风，将他们长衫或西装的下摆，微微掀起。陈寅恪系着长围巾，眼睛里满是忧伤和沉郁。

母亲俞明诗，长兄陈师曾，在一九二三年夏，相继因病去世。散原精舍内，高悬父亲陈三立所写的白纸黑字挽联：“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某一日，天气晴好，陈三立心绪稍平和，拒家人陪同，独自乘人力车到鸡鸣寺，呆坐半日。傍晚，寺钟响了，他又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却怎么也想不起地址，只能对车夫说：“我家门口，能听见火车响……”车夫苦笑，拉着一个老人，在铁路旁的大街小巷来回奔跑。直到灯火满城点燃，看见白下路口正在焦急张望的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