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记忆,或者生命片段
作者: 高兴童年,小镇,节日
一个词语,在瞬间激活记忆,通道敞开,再一次回到日益清晰的童年,回到童年中那座隔三岔五就会下起毛毛雨的江南小镇。
那时,小镇真是座小镇,宁静,朴实,没有公车,也无需公车,步行,半小时,便可以从镇子的这头,走到镇子的那头。路上几乎全是熟悉的面孔。那时,正逢非正常年代,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小镇生活也就显得封闭、单调和灰暗。幸好还有童心、想象和好奇,幸好还有童心、想象和好奇催生出的各类游戏,幸好还有电影和节日,不多的几部电影,不多的几个节日,可以暂时为日常注入某种欢乐和诗意,成为沉闷生活中的缓冲和光照。于是,那个年代,期盼节日,就是在潜意识中期盼某种变化和突破,绝对是小镇上大多数孩童最初的“革命”心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三个节日是端午、中秋和春节,点缀着江南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回想起来,这三个节日又好像有着不同的属性。端午更多是种味道,属于嗅觉,米,和肉,和枣,和叶的奇妙混合,那种好闻又诱人的香味,鼻子难以抗拒。中秋更多是幅画面,属于视觉,带点诗意和浪漫,河边,桥上,孩童们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睁大眼睛,盯着夜空中的明月,久久地,仿佛想看看上面是否真的有月宫,月宫中是否真的住着大人所讲述的嫦娥、吴刚、玉兔和蟾蜍。而春节则是场喜庆大会,是霸气的节日之王,突破所有感官界限,烟花,爆竹,灯会,新衣裳,压岁钱,亲友们围坐在圆桌旁,饮酒,聊天,唱戏,品尝着平时难得品尝到的菜肴,感受着平时难得感受到的欢和喜。
几十年后,读到乡贤顾颉刚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的文字:“因为一个人在生命的长途中,时时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奋勉地从事工作,不灰心于一时的痛苦;而这种节令的意义是在把个人的安慰,扩充为群众的安慰,尤有重大的关系。”
把个人的安慰,扩充为群众的安慰,这句话说得实在精准。先生在特殊时代所理解的节令,对于艰难时世,尤有针对意义。
端午,母亲,厨房
临近初夏,记忆围绕着端午,点点滴滴,形成我的特殊心情。
在江南故乡,端午受到普遍的重视,已成悠久的传统。小辰光,每逢端午,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是节俗,是仪式,也是默契,甚至还像纪律,其中包含着一丝隐秘的团结一心的意味。孩童无知,并不十分明白端午的含义,只隐隐约约从大人口中听到一些传说,关于伍子胥,关于屈原,关于铸剑造镜、驱邪避毒,关于龙舟竞渡,似懂非懂,只晓得是个古老的节日,节日就有好吃的、好玩的,就能让日子换副面孔,就能看到父辈开心的样子。一连好几天,初夏的小镇,处处都飘溢着粽子的暗香,空气仿佛都显得亲切和温柔了许多,更不用说心情了。那样的日子,特别喜欢出门,约几个伙伴,在小镇的石子路上溜达溜达,享受享受不一样的气氛。有时,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大运河边。坐在运河边,望着来来往往的驳船,纳闷它们将驶向何方。
只是到长大成人后才意识到,那样的日子,恰恰是母亲最辛苦的时光。母亲最辛苦的时光,都在厨房度过,都与厨房有关,整天忙忙碌碌,进进出出,没完没了。厨房是她的岗位,是她的空间。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有母亲的身影,那片空间才能叫厨房。否则,它就不完整,就名不副实,就空荡荡的。
那片空间独立,但不大,也简陋,在天井的那一头,带屋檐的瓦房。砖砌灶台,水缸,煤炉,一张小桌子和两三个小凳子,就是它的全部了。灶台有两个灶眼,放着两个大铁锅。一个专门用来煮饭。另一个用来炖汤、做菜和炒菜。灶台里侧堆着高高的柴火。做饭时,架柴火极讲究,架得好,就能控制火候,并延长燃烧时间。母亲先要到里侧,蹲下身子,架柴火,点柴火,等火势稳定,锅热得差不多时,再站到灶台旁,做饭,炒菜,或热饭,热菜。然后,过几分钟,再到里侧侍弄柴火,如此反反复复好多回。真是里里外外忙个不停。
夏天闷热,待在厨房里,实在不是滋味,简直可以说是煎熬。冬天,厨房却是个温暖的地方。我们都争抢着要为母亲侍弄柴火。望着炉膛里燃烧的火焰,闻着渐渐冒出的香味,冬天,于我们,甚至有了童话的色彩。捷克诗人霍朗在其诗作《雪》中这样写道:
子夜,下起了雪。此刻
厨房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哪怕是无眠者的厨房。
那里温暖,你可以做点吃的,喝点葡
萄酒,
还可以透过窗口凝望你的朋友:永恒。
有一天,当我读到这首诗的英文版时,随手将它译成了汉语,好似对上了接头暗号,立即想到了母亲,想到母亲的厨房。厨房记忆,让我一下子贴近了这位遥远的中欧诗人的内心。诗歌消除边界,我相信。这首诗,最该献给天下的母亲。
粽子,孩童,心意
母亲一行动,我们就进入了端午节奏。于我们,端午从来就不仅是一天,而是一段说慢也慢、说快也快的时光,伴随着期盼和回味,不断地被拉长,随后再聚焦。
为了过端午,母亲提前十来天就得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每天都起大早,赶到市集,一一购得中意的粽叶、糯米、红枣、小豆和鲜肉。回到家后,立马钻进厨房,开始清洗粽叶、红枣和小豆,淘洗糯米,身边摆着一只放满清水的大盆,糯米、粽叶、红枣和小豆都需要在清水里浸泡,只是浸泡的时间不同。母亲掌握着种种技巧和秘诀,讲究着每个工序和细节,体现出了专业精神。没错,最早的专业精神,是母亲教我的。还有那暗含诗意的丰富性。若只包一种粽子,不知会省多少事。但母亲不惧麻烦,一心追求丰富,每次都得包好几种粽子:红枣粽子、小豆粽子、肉粽子,还有白粽子。而白粽子是要蘸着白砂糖吃的。孩童们自然最喜欢肉粽子了。肉,切成块状,事先用调好的作料煨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包进粽子里。不能用纯瘦肉,而得用肥瘦均匀的肉。等粽子煮熟了,肥肉会完全融化到粽子里,只剩下瘦肉,味道之香之美,全写在了我们的表情上,吃得我们只是一个劲地欢叫:好吃!好吃!好吃!这样的粽子,我一口气能吃三四个。
母亲每次都要包几百个粽子,往往要连续劳作好几个晚上,然后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每家送几个。那是朴素的心意,粽子心意,特殊时代特殊的心灵交流。而递送粽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几个孩童。一件大受欢迎的事,我们都争着抢着要去完成。一路的赞美和感谢,还有回赠,我们替母亲领受着,为母亲骄傲着。都夸母亲真是心灵手巧。都赞母亲包的粽子就是好吃。回到家,将这些夸赞转告母亲时,便看到母亲脸上绽放的笑。
过节,孩童总是欢呼着迎接。恨不得天天都是节日。永远闪着光的记忆呀!我们怎么都忘不了像端午节这样的传统佳节,是因为那些节日往往给家里带来了特殊的气氛,既热闹,又温馨。而那种气氛里又包含着浓浓的亲情和友情,绝对能滋润孩子及大人的心灵。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如今,家乡的年轻人还会不会包粽子?我很想知道。
他乡,独白,幻觉
离开家乡十余年后,独自来到地球的另一端,念念不忘祖国的端午。与谁一道过端午?突然成了个问题。端午,又到端午,当你对着空气说出这句话时,异国的小镇寂静如梦。
急需某种方式,填补一片虚空。上网,阅读,再度潜入母语,许是有效的选择。读端午,读屈原,读传说,读《襄阳风俗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子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又原五日先沉,十日而出。楚人于水次迅楫争弛,棹歌乱响,有凄断之声,意存拯溺,喧震川陆,风俗迁流,遂有竞渡之戏。
在异国他乡,望着这一个个汉字,感觉像极了一只只眼睛,随即又变成一张张面孔。大声地念出每一个字,坚信天上或地上有人在听,一定的。是幻觉吗?
屈原的身影闪现,顶着各种各样的头颅。屈原在分身,在异名,分明也是杜甫、苏轼、岳飞、文天祥、王国维、穆旦、哥白尼、胡斯、狄金森、卡夫卡、佩索阿、舒尔茨、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一个个走来,又一个个隐去,天上随即添了颗星子,你看得真真切切,又惊心动魄。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不知何时,里尔克也悄悄走进队列,带来了“严重的时刻”。是幻觉吗?
已在电脑桌前坐得太久,终于不堪凝望的压迫,你关闭电脑,走出屋门,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来到空荡荡的街头,企盼在不同的空间舒展一下执拗的身心。可蒙蒙细雨又在渲染一种莫名的情绪。偶然驶过的车辆暗示着某个你难以抵达的归宿。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哥德式建筑环绕的广场骤然扩大,无边无际,一位美国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来,远远望去,宛若一个挪动的逗号。五花八门的店铺几乎都已关门。霓虹灯变幻不定的闪烁成为后现代诗中的意象。你在玻璃窗前一次次站定,仿佛在一道道金钱筑起的樊篱前猜测着另一个世界的奥秘。此时此刻,码得整整齐齐的椅子没有一张能让你坐下。唯有纵横交错的街道任你闲荡,可湿漉漉的石子路留不下你的足印,你发现你最终无处可去。
端午时节,在地球的另一端,想给自己留出点时间和空间,去登高,去临水,去踏百草,却猛然发现依然缺少点什么。可你又不清楚到底缺少什么。一只粽子?一杯雄黄酒?一声乡音?一段评弹?
远离,就这样,成为另一种贴近。祖国,在端午之时,竟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具体、细致、清晰。瞬间领悟:“祖国,不仅仅是一个栖息之地、生长之地,祖国是亲人、朋友、同胞、母语、风俗、文化等所构成的一种特殊氛围。此时此刻,祖国就是一个人的端午节。”
地球的另一端,离家园过于遥远的地方,你在白昼流浪时,亲人正在梦中栖息。昼与夜的隔离。拿起电话,又放下,实在不忍心让一声颠覆时差的“端午安康”惊扰亲人的梦乡。你宁可把所有的话语都憋在心里,或抛进空中。
黑海,奥维德,屈原,汨罗江
时空转换,康斯坦察,海边的城堡,成了我的临时栖息之地。窗外,就是白色的沙滩,就是无边的黑海。黑海并不总是黑的。它有时蓝,有时灰,有时白,有时黄,有时金黄,有时浅蓝,有时深蓝,而深蓝到一定程度,便成黑了。全是光的作用。色彩便是光。我常常走到窗前,看那片海怎样变幻着色彩。久久地停留,一时间,身与心都只为海吸纳,只为海存在,渐渐地纯净,渐渐地清爽,仿佛经历一次淘洗,又仿佛完成一次托付,托付给海。
谁又会想到,黑海边,这个看似寻常的地方,却和世界文坛一位源头性的诗人发生过深刻的关联。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的作者,用布罗茨基的话,一个差点让此后两千年间的诗人“全都失业”的诗人,出身于富裕家庭,曾短期从政,后终究对政治提不起兴趣,开始专注于诗歌创作,因诗成就声名,也因诗触犯了罗马皇帝而遭遇被流放的厄运。生命最后的十年就在这一带度过,并将孤寂和苦闷化作不朽的诗篇:《哀歌集》《伊比斯》和《黑海书简》。古时,这片土地名叫托密斯。
在奥维德曾经的流放之地,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离骚》的作者,中国诗人屈原。屈原,同样出身于贵族家庭,同样走过仕途,因坦荡和耿直同样遭遇被放逐的命运,同样将诗歌当作抗衡黑暗的有效武器,用诗章纾解着孤寂、悲愤和绝望。奥维德坦承:“尽管在这里被刀剑之声包围,我仍然/尽力用诗歌减轻命运的苦难。/虽然没有人能侧耳倾听我的吟诵,/如此却可打发难熬的时光。/所以,我还活着,还能承受苦役,/还没有被忧惧岁月的疲惫吞噬,/都应感谢你,缪斯:因为你给我慰藉,/你让我忧愁止息,病痛缓解。”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诗人屈原的心声。屈原,奥维德,奥维德,屈原,虽处不同的时空,但他们的人生,却有着太多的相似。只不过,奥维德更加柔和,更加懂得变通,尽量远离政治,将艺术当作自己的替代故乡。屈原,更加固执,更加决绝,更加忧国忧民,总是心系故土,甚至将故土当作高于自身的存在,眼见自己的祖国陷入沦丧时,毅然用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中这一行为艺术,写出了一生最震撼人心的悲壮的诗章。
总有两个镜头不断在我脑海中闪回:奥维德徘徊于黑海之滨,屈原伫立在汨罗江畔。两位诗人时而各自独立,时而又相互重叠,甚至打破时空,打破语言障碍,开始响彻寰宇的心灵对话: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