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李海洲在重庆写诗

作者: 霍俊明

1

他原谅了很多人写作上的卑微和背叛,毕竟他们曾经热爱或者假装热爱过……更多的时候他是骄傲的。

这是诗人的自画像。

2024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拿到了李海洲的诗集《明月陪》。在此之前,我们在成都的国际诗歌周上刚见了面。那天我到酒店报到时已是深夜,在电梯口见到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定睛一看,原来是李海洲。显然,其他诗人已经散去。在成都以及重庆,我总是会想到那些在酒桌上啸叫的、人头攒动的巴蜀诗人。而与宿醉和交际场所上这些亢奋、火爆、夸张、不羁、偏激、戏谑而略显变形的热闹情形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回归书桌之后的安静、严肃、敏感、孤独、焦虑以及风格独异、特立独行的诗歌写作状态,二者之间的这种反差甚至充满了戏剧性。质言之,日常流水、俗世泥淖之中的李海洲与诗歌文本中的李海洲有时并不是同一个人,正如李海洲所坦言的,只有诗歌能够让他的灵魂与俗世一刀两断。

拿到这本诗集的时候已是北方的深夜,我反复端详着这本深蓝色封皮的诗集。“明月陪”这三个醒目的大字以及封皮上镂空的月牙对应了“万古愁”与“千秋雪”的时空况味,而腰封上的文字“他在重庆写诗,海枯石烂地写”“他对饮唐宋,内心澎湃着伟大的汉语”“重整绝处逢生的词和语”“他会在120岁的时候睡去,在下一个人写到秋天的时候醒来”,尽管略显夸张,却又不无严肃而情深。这印证了一个当代诗人与地方性、传统文化、汉语,以及伟大精神共时体之间的深入互动和命名关系。

每次见到李海洲,我都会想到他的那部长篇小说《一脸坏笑》。他有一张照片使用得比较多,就是高傲地仰头那一张,而眉心的那个凹陷之处显然充满了故事和传奇。与此同时,他的性格、脾性也通过《竖琴上的舞蹈》《一个孤独的国王》《明月陪》等诗集树立起来并不断放大、弥漫。

李海洲与我是同时代人,而我这里所提到的“同时代人”的前提是写作、态度、立场、世界观一定要带有个性、异质性和不可规约性,只有如此个体主体性以及文本自主性才能够成立、有效。

2

那时候诗篇清脆 / 木槿花下是如此痛的长发和白裙。 / 少年们有用不完的酒量和才华。

少年被诗歌拯救,而山城的白雾也在一瞬间笼罩了那个略显忧郁而早熟的诗人。从16岁那年盛大的夏日开始,李海洲提前抢占了一代人的诗歌高地,也提前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划出了一块属地。从此时开始,酒量与才华成为了他的两个招牌。也是从此时开始,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发现了汉语以及生活的内在机制和奥秘,当然也顺带发现了生活的平庸以及无常。

在竖琴、明月、秋风、法国梧桐、酒杯、灰色楼群,以及泰戈尔、尼采、里尔克的陪伴之下,这位孤独的国王通过重庆和汉语的双重加持而独领风骚,他顺便在自己宝座的左右两侧各放置了一个座右铭,“诗一定要写得有建设性”,“每一首诗都要有所贡献”。对于在写作中存有野心的诗人我一直心存敬畏,而对自我予以约束和提醒的诗人,我更是将之视为同道中人。

九十年代是李海洲诗歌的成长期,而此时“远方”还残存在诗歌的梦想之中,诗歌、哲学、信札、姑娘、饥饿、青春、白酒、影院、巷道一起搅动成一代人的诗歌胎记。李海洲的诗歌中频繁闪现着漂亮而又闪电般的句子,而值得注意的是李海洲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古典”或“抒情”的调性(尽管他更多是在非正常语境下使用,甚至还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儿当年李亚伟的身影),比如诗集开篇的《春风深埋》《懒坝岁月》《想象一场不世出的爱情》——“生活曾经被一列火车推着往前 / 现在你翻身,撤下铁轨 / 任火车呼啸远去。这命运带不动了 / 这火车头饱经风雪。 / 我独自上了懒坝  / 过皇帝不敢奢望的冬夏。 / 如果遇见爱情,请不要太激烈 / 请浅尝辄止,然后窗含月色。”(《懒坝岁月》)

李海洲借此为自己编筑了一道篱笆和小院,犹如一座小小的孤岛与乌托邦,“没有城墙,我们用葡萄藤筑起的家 / 受到海岸线的保护。”在这一方天地,他可以尽情地想象自己所梦想拥有的一切,但他又不可能去做一个单向度的封闭的“纯诗人”,而只是借助词语和诗歌来慰藉一下滚滚红尘中这颗疲惫的心以及灵魂罢了。这一调性的诗作印证了李海洲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诗歌才华,也印证了每一个人的梦想世界及其现囿,顺带也印证了一代人的阅读史以及写作的前史。然而这也只是李海洲诗歌圈层中的一小部分,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岛礁。

《秋天传:二十四歌》中依稀残留着一部分九十年代的诗歌情结,类似于当年的叶赛宁、洛尔迦以及海子的某些精神调性,“田野上长满秀发披肩的寂寞 / 寂寞里长大了我和诗篇。 / 诗篇,浪漫主义的语言花 / 寂寞,一万年的朝夕。 / 众花开遍,读不懂牺牲 / 众人合诵,唱不出天才的痛。 / 这是锦绣和自由一统的江山 / 即使我是国王,那也是一个孤独的国王。”

2019年是天才诗人海子去世三十周年,而海子正是李海洲少年时代的“诗歌兄弟”,从精神契约上而言,海子与少年李海洲具有同构关系,“就这么过了三十年,朋友们已变老 / 你依旧乱发遮眼,摊手拥抱天空 / 静等一个词从天而降。 / 我们在赋比兴里相遇 / 在哲学的庭院之外告别。”(《海子三十年祭》)

3

那些天,他总是梦见一切再生的可能。 / 纸的帝国在风暴中集体滑坡 / 挽歌开始,最后的守灵人握别时代。

从终极的时间谜团以及存在命题来看,诗歌最终都大抵接近于夜歌或挽歌,然而无论如何,抒情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早已经终结。因为写作小说、散文、随笔的缘故,因为在媒体界、影视圈的长期浸淫和打拼,李海洲的多重身份、生活边界以及诗歌疆域显得更为开放、驳杂。在纸媒的集体滑坡中他作为媒体人也避免不了失落、尴尬与错位,“一夜之间,他和方向都有些老了。 / 纸上的灰慢慢移到心上 / 他明白生活的线团,切开后就是万古愁”(《想起一个媒体人想不起他的理想》)。

就像《献给〈海上钢琴师〉》《伶人孟小冬的晚雪》《熊耳夫人的身体》这些诗所描述的那样,李海洲诗歌中的细节、光线、场景、镜头感,以及叙事和戏剧化的方式被充分运用和调动起来,“人们很早就下了船 / 或者,纽约只剩下最后一场暴雨。 / 光线朦胧的三等舱 / 你偷偷吻过的少女嘴唇肥美 / 她也许会在某个日落的黄昏想起你。 // 亲手销毁的唱片重新回到朋友手中。 / 还有即将销毁掉的命和命运 / 这曲调悲伤,世界再次回到告别。 / 大海的蓝弹奏不出陆地的远 / 船舷边雨水冰凉,海面平静 / 鸟群被恋爱变成灰色。”

诗人既置身于这戏剧化的片场又适度地予以调度、疏离,在抒情、描述以及叙事的融合中重新建立起一种综合性的话语体系,这实则也是在印证诗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经验、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李海洲没有被智性诗人或抒情诗人的身份所裹挟或绑架,而是在极其放松、开放而又不乏戏谑的综合性语调以及写法中重新激活了经验、想象、修辞、汉语以及诗歌文体的可能性。此时,自觉的诗人一定会借助“元诗”来夫子自道,而“以诗论诗”的“元诗”能最大化地彰显一个诗人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在反抒情的时代独行 / 口水和rap脏了这大地 // 我在词语中洁身自好 / 在谁也猜不透的星座或街头 / 寄一封远古的信,写一首清凉的诗。 // 要像雨燕悬停风中。 / 要像荼蘼等待,恶自去除。 // 空谈太多,虚荣已经虚伪。 / 这世界增加着形容词 / 沉寂的春秋草木越来越稀有。 // 独守宽容和自由,独守最后的母语 / 我若凋谢,百花黯然。 / 阳光只是我一个人的。”(《短歌行》)

李海洲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竹林深处那些玄谈、醉卧、长啸的魏晋诗人。

4

那时候,重庆大雨倾盆 / 南山的樱花谢掉北方的腊梅。

李海洲一直在山城重庆写诗,偶尔也将视线投向成都,而山城和盆地同时激发了诗人的幻想症。他在《春风送出快递》一诗中一股脑地将重庆的地标和元素和盘托出,比如梧桐花、磁器口、美术学院、沙坪坝。在另一首诗中他更是担起了宣传重庆的导游角色,火锅、长江、雾色、江堤、桥梁、汽笛、岛屿、石刻、钓鱼城、荔枝道、朝天门、重庆小面、轻轨等一并涌来并诱惑着你,“你看,一个叫李海洲的诗人 / 他的爱和痛都埋在这里。 / 他这样写下重庆,世界会不会不高兴? / 你会不会先扼腕叹息 / 然后鼓掌认同,并整日整夜用梦赶路。 / 而重庆早已置下山河的宴席 / 长江作酒,春风引路 / 那么你何时才能弥补一生的遗憾 / 赶来重庆与一城的星月和良人痛饮?”(《你没到过重庆》)一位少年的罗曼史从1991年冬天山城的大雪开始,萌动的青春也在这场雪中被埋葬。甚至,这位诗人会直接而深情地说出:“我说:你就是重庆,是我的全部爱。 / 很多年后我拥抱你 / 会有一些陌生。”(《孤城有寄》)

的确,重庆对李海洲的生活和写作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然这并非是简单的故乡和地理层面的,而是成为了精神场域和灵魂根系的深扎之所在。重庆成为了他的生活态度与世界观的策源地,也成为了他诗歌世界的永动机,“他在重庆的黄昏坐下来,慢慢写诗;或者在各种诗歌圈子的外围,吹着口哨负手走过。”(《他在重庆写诗》)

无论是碎裂的颓败的乡土社会还是愈发炽烈的城市化的当下,一个人与空间的关系在速度化的景观时代已经变得如此密切、吊诡而又充满尴尬的戏剧性。小长诗《少时乡居生活图》几可视为李海洲的个人成长史,当然也是“70后”一代人的成长史。在这首诗中,李海洲过早地摒弃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愁”笼罩的田园诗的范畴,而是在现象学般的还原与智性审视中袒露出故园和乡土、家族最为真实的内核。其中所滋生出来的记忆、怀念、孤独、欢乐、平静、惆怅、情义都是真实而可靠的,这一切并非是纯然的经验或伦理使然,而是在诗歌内部生成的精神事实与灵魂档案,尽管这一切都避免不了忧郁的底色——

时光很薄,孤独就要溢出

就要追上田园的亡灵和守墓人。

秋后的睡眠总荡漾着水纹

万物灿烂悲凉吗?

万物写出的诗就要被大地收回。

晚归的少年看见暮色迷茫

山脉远出画轴,落日正在洗窗。

显然,大地伦理和乡土共同体已经解体了,黄昏不只是自然时间,而是成为一个时代乡土沉落的隐喻,而一个少年正在目睹这一事实。

“我是如何回到这里并清楚看见? / 它拆迁多年,被发亮的铁轨替代。”在新旧两种时间、空间的对冲、对决之中,更多的诗人因为携带过量的“乡愁”而成为伦理主义的田园诗人,也成为反攻城市的守旧主义者。显然,李海洲不在此列。他的诗既不是第三代诗人的叛逆、耍帅,也不是一般“70后”诗人难以维系的“有头无尾”式精神早衰,而是在二者之间重新打通了个人与现实、空间、词语之间的通道。

5

他可以和天下人喝酒,但却只和朋友谈诗,谈到夜色朦胧,手机滚烫。

诗人,是诗与人不可分割的整体合成物。从诗歌史来说,只有诗与人同时具有了难度才会获得认可与赞许,比如杜甫这样的人诗一体的伟大诗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往往相反,也就是说诗与人之间往往是龃龉的矛盾的,有的是人很好但诗很差,有的是诗很棒但人很拙劣。

酒在古代被称为“钓诗钩”,正所谓唯有饮者留其名,诗人与酒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甚至酒可以视为诗人的特殊血液。从诗歌的文化性格、地方癖性以及文本的本土语言特质来说,巴蜀诗人一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把这些诗人的生活趣味和戏剧化的场面,尤其是诗人饮酒史结合起来看,这简直就是“活色生猛”的巴蜀诗酒史的缩影。李海洲的诗中有烈酒的酷劲儿,有十足的酒神精神和江湖气,《江湖的菜和厨中的侠》《以醉为纲:诗人李亚伟的乡村家宴》《娶酒三叠》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穿堂风通过夜光杯洞穿六腑 / 那彻夜不熄的炭火,让所有人胸中银碗盛雪 / 让所有情怀释放,落满抱头痛哭的雨。 // 即使转三世,也能次次相遇的才是兄弟。 / 以醉为纲,喝下沟壑和天堑 / 喝下世事的左和右。 / 明天,我们都会成为醒在旅途的春日的脸。 / 打马东去,大地上只剩下你的河流我的山岗。”(《以醉为纲:诗人李亚伟的乡村家宴》)

约酒、谈诗、醉卧成为李海洲诗歌江湖当中最为重要的交游方式,“我们约酒,约生死相见。 / 这盟约千年后仍被记起 / 在任何时代都将穿过语种回到杯前。”(《冬至寄兄弟们的约酒函》)

李海洲自言是一个洒脱、深情、不羁、孤傲的诗人——“在很多个宿醉醒来的早晨,或者灯火迷乱的夜晚,他会突然听见诗歌在铮铮作响,在隔窗隔夜呼唤他”,而有时候他又不得不保持沉默、宽容以及世故。《燃灯上人》这首诗维护了人与诗的底线以及最后的尊严,这首极其冷峻而又酷烈的诗代表了李海洲心中的认同与追附,诗歌必须承担时代良心和道德的要义才行,“点灯的人去了天上 / 昨夜他死于暴风雪。 / 他留下遗书,想让更多人醒来。 / 他写过信,寄给沉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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