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叠加与符号的游移:丁设艺术创作的精神探索
作者: 李艾霞丁设的艺术创作融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精神与现代抽象艺术的实验性。他通过反复覆盖与书写,将时间与符号融入画面,模糊了抽象与具象的界限。这种视觉创新不仅在形式上探索着艺术的可能性,更在哲学与文化层面回应了当代艺术家对身份与归属的思考。他的创作呈现出流动的时间观,与柏格森的“绵延”(la durée)理论相契合:时间是不可分割的连续流动,而非片段化的瞬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重复性创作象征了精神自我疗愈的努力。丁设采用“无意识书写”使符号的意义在作品中不断生成、解构,引导观者参与意义的生产,超越单一的视觉体验。同时,丁设的作品在控制与失控的平衡中展开,通过水墨媒介的偶然性,注入了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相似的动态感,但同时又融入了中国文化语境,将这种偶然性作为对传统精神的现代诠释。他的艺术延续了中国绘画中的即兴精神,并展现出对媒介掌控的敏感度。
被覆盖的时间与符号的多重表达
丁设的艺术不仅是视觉的呈现,更是对时间与符号叙事的探索。符号的叠加不仅表达了内在情绪,还构建出关于时间与生命的复杂叙事,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每层覆盖的笔触都成为时间的具体体现。
“看似在书写,但我没有预设符号或结构。”他将创作过程称为“无意识书写”,符号自然生成,与记忆、情感和心理状态交织。这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描述的符号生成性和多义性相呼应[1]。丁设的符号不仅是装饰,更是生命之流的呈现——随情感不断地起伏变化。他认为“点”象征事物的开始与结束,“线”则代表事物的发展过程,二者组合构成完整的形态,蕴含无限可能性。这种符号的重组和叠加,使作品在不断的覆盖与解构中生成新意义,观者在层层符号与颜色间寻找情感的踪迹,与画面产生独特的互动。
丁设打破了符号与具象再现的边界,使其成为意义不断生成的载体。他通过对符号的重复、覆盖与解构,使作品成为无尽的探索与对话,同时消解了具象与抽象的对立。他通过符号与时间的叠加,实现了个体与社会文化的对话,构建出一种开放且多义的艺术语言。
时间的流动与精神的自我疗愈
时间在丁设的创作中不仅是物理概念,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感知与内化。他的作品呼应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时间绵延理论,即时间是不断流动而非分割的瞬间[2] 。每一层笔触的叠加不仅呈现时间的动态性,还要将这种流动性与冥想结合。
丁设说:“每次完成一幅作品,我都感到内心被释放,好像把情绪通过作品释放出来了。” 他的创作超越了简单的形式重复,通过反复书写实现了情感的释放和平衡。他表示:“‘点’是事物的开始与结束,‘线’代表事物的发展过程。点与线的叠加帮助我在重复中获得了内心的平衡。” 这种创作不仅是视觉探索,更是一种精神自我修复的旅程。艺术史学家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指出,艺术中的重复与冥想往往能化解内心困境[3]。无论丁设多么忙碌,他都坚持“每日一画”的习惯,有时使用iPad等数字工具,有时则选择传统的纸本媒介。这种坚持使得创作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循环。这种日常性的创作不仅让时间在艺术中得到具象化呈现,也使每一件作品成为一个开放的过程,不断在时间的流逝中生成新的意义。
他的时间观念还体现在他对“覆盖”的理解上:每一层覆盖既意味着情感的结束,也象征着新阶段的开始。这种覆盖不仅是时间痕迹的叠加,更是内心情感的释放与超越。通过重复与叠加,让时间具象化,同时引导观者在视觉体验中感受时间的无限延续。
符号、张力与抽象的动态表达
丁设的作品打破了具象与抽象的界限,展示出二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与转化。他的符号不断被重构、叠加和解构,形成了一种动态的视觉语言。这与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的抽象艺术理念一致,即抽象不仅是形式上的突破,更是情感与精神的深层表达[4]。
丁设认为,具象与抽象之间存在“距离关系”,这种距离在他的创作中不断被拉伸、重构和消解。他指出:“抽象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具象在距离与变化后的呈现。” 不同于蒙德里安的“冷抽象”,丁设的作品注重符号与情绪的互动,使抽象成为一种流动过程而非静态结果。在笔触的反复中,偶然与必然、控制与失控交织,构成了符号与图像的内在动力,并让作品充满了动态生成的特质。
近年来,丁设的创作从平面绘画扩展至新媒体与空间装置,展现了符号跨越媒介的延展性。在威尼斯展览“极”中,他结合纸本水墨、亚克力和镜面不锈钢等材质,利用光线与空间的互动,在古典欧式建筑中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这既延续了平面艺术中的符号叠加,也赋予作品新的空间张力。丁设表示:“我的装置艺术是平面绘画的空间延展。”通过媒介的跨越,他的符号语言不再局限于平面,而在多维度上展示了文化对话的深度。他的跨媒介创作展示了抽象艺术在多种媒介中的适应力,并揭示了中国艺术在国际语境中的开放性。他通过符号在平面与空间中的流动,实现了东方与西方视觉系统的深度融合。
偶然性与“六法”:水墨中的探索与重构
在丁设的水墨创作中,偶然性成为了关键美学元素,与传统“六法”理论中的气韵生动和笔墨变化相呼应[5]。他通过水墨的自然扩散和不确定性,在控制与失控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6]。自幼学习书法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语言,他回忆道:“我的美学训练或许是从书法描红开始的——米字格中的书写规定了我们最初的视觉结构。”这种训练让他在点、线与笔触的节奏中游走于规定与自由之间,这些经验为他的水墨创作提供了启发。
在个展“缠”中,他将水墨从纸面延展至空间装置,结合宣纸、金属、不锈钢等多种材质,营造出新的视觉体验。正如意大利展览策展人维托里奥·乌巴尼评价的:“丁设的作品是将东方书写转化为现代视觉体验的实验,通过材料与空间的互动,打通了文化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这种跨媒介实践打破了传统水墨的形式,让其在不同媒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丁设捕捉到了水墨的偶发特质,既延续了传统,又拓展了当代艺术语言。他的笔触流畅、墨色自然扩散,呈现出即兴的动感与不确定性。这种随机性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还使画面充满活力与变化,体现了当代水墨艺术与现代抽象的深度融合[7]。他强调:“创作是一种无意识书写,每一笔画都带着情绪和生命的印记。”通过反复书写与覆盖,他在时间的叠加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这一创作过程与柏格森的“绵延”理论相契合,即艺术创作是一种生命的动态流变,在探索中生成[8]。由此,丁设的艺术实践打破了传统水墨的束缚,将偶然性贯穿到整个创作过程,并赋予了作品在国际语境中的开放性与多样性。
个人经验与社会文化的交织
丁设的艺术创作深刻反映了他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的复杂互动。他的经历不仅丰富了创作灵感,也赋予了作品精神探索与社会批判的双重特质,其创作也经历了从具象向抽象的艺术转变。他在全国性展览中获奖的作品融合了飞行器部件、线路图和鸟瞰视角,将具象转化为抽象符号。这一创作让他意识到:“抽象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具象渗透了距离与变化后的视觉呈现。” 这些思考奠定了他艺术实践的基础。
当丁设的生活转向都市,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促使他逐渐从具象飞行器的描绘转向抽象符号的创作,更注重表达内心感知,展现出强烈的自我探索与精神疗愈的渴望。他的作品不再是外部景象的再现,而是通过符号和颜色呈现个体在城市中的情感状态。
丁设的艺术与尼古拉斯·布里奥提出的“关系性美学”不谋而合。他通过符号与笔触的互动,让观者在参与与解读中找到情感共鸣。这不仅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成为集体性的精神体验,为都市生活中的个体提供了精神“避难所”。他的创作还反映了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物质化让精神世界愈加脆弱与孤立,而他的作品则试图通过抽象符号构建情感纽带,打破这种隔离。
丁设的艺术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艺术家与观者之间不断生成的对话。正如布里奥所言:“艺术的意义在于创造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反思社会的本质”[9]。丁设的作品展现了他在具象与抽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探索,以及这种探索带来的文化深度与艺术力量。
注释:
[1] Roland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Hill and Wang, 1977, pp. 45-46.
[2] Henri Bergson,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Dover Publications, 2001, pp. 100-102.
[3] Claire Bishop, Installation Art: A Critical History. Tate Publishing, 2005, p. 52.
[4] Wassily Kandinsky,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Dover Publications, 1977, pp. 21-23.
[5]王春辰,《水墨概念与中国画概念的矛盾与互用》,《美术观察》,2010年5月,pp. 14-15.
[6]刘学彬,《非形式的形式: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时间表现》,《文艺争鸣》,2022年4月,p. 78.
[7]刘学彬,《非形式的形式: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时间表现》,《文艺争鸣》,2022年4月,p. 78.
[8] Nicolas Bourriaud, Relational Aesthetics.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pp. 112-115.
[9] Nicolas Bourriaud, Relational Aesthetics.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pp. 11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