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视野下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1976-），男，浙江平阳人，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1973-），男，安徽宣城人，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20年一般课题“高校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IA200202）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6-0100-06

教育强国建设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时总结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制度模式”的要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镜鉴资源。

一、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和改革经验

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就是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人民满意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在发展战略上，职业教育应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一体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要求，众多学者对教育强国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开展了研究。教育强国的核心是“要巩固和扩大本国意识形态优势”“自主培养产业国际竞争所需人才”“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作为教育强国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研究焦点。目前，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多涉及其内涵及实施路径。关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中，学者们从驱动目标和使命两个方面出发，将其厘定为培育现代化工匠人才，聚焦职业教育科创属性，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职业教育系统自身强、职业教育服务贡献大、人民对职业教育满意度高和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大[3。这些界定既涵盖了职业教育内在发展的要求，也强调了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功能。在当前有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应将职业教育融人人才强国、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赛道，同时积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构建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体系，实现人才、经济、科技及职业教育体系的全面强化[4]。也有学者主张从理念引领、体系深度融合、人才培养、数字赋能、科研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着手推进5。还有学者强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构建共生、共享、共赢的价值共同体，形成内在驱动力，并从制度、市场、文化、技术等多层面营造聚力的共生环境。尽管路径表述各异，但均指向职业教育理论的构建需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

综观相关研究观点可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要在理论层面厘清内涵，也需明确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无论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类型定位，还是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均属职业教育发展亟待理论探究与实践探索的重大议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教育理论指导，以及基于中国职教实践与改革经验，注重我国自主职教理论体系的构建。

审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资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为教育强国愿景下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黄炎培在长期职业教育实践中，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其思想因根植于中国大地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具有启示价值。近年来，学者们围绕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平民教育思想、产教融合思想、劳动教育思想等内涵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工匠精神培养、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理路等方面探讨了其价值，从宏观角度厘清了其思想内涵及当代启示，取得了丰富成果，证明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设计符合中国实际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制度，以及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等方面，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可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二、黄炎培职教思想的源流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追求

黄炎培（1878—1965），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发起者与创立者。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希望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实现救国、建国的宏伟目标。

早期的教育经历、家风熏染及历史原因，使黄炎培养成了爱国爱民的情怀。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传统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典籍中关爱普通百姓的言论，他熟稔于心，如《论语》中“泛爱众，而亲仁”，《孟子》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横渠之言，使其思想与行为“悉归宿于一点，即如何造福公众是也”7]。黄氏家族秉承中华古圣先贤的传统，崇尚侠义精神，在乡间享有美誉。中法谅山战役、甲午战争等事件，深深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甲午战争更是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与救国志向。

1900年，黄炎培考人南洋公学。中文总教习蔡元培注重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外国侵略下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无知，并鼓励他们通过办学、演讲等方式唤醒民众。这一教育理念在黄炎培心中播下了教育救国的种子[8]。1902年，他邀集同学创办川沙小学堂，于次年开学，招收普通民众人学。《川沙小学堂章程》言其创办缘起：“外侮四逼，神州陆沉，空谈革新，不足以救亡，入手第一著，其教育哉，教育哉。”9这是黄炎培首次将教育救国思想付诸实践。1913年，黄炎培倡导实用主义教育，随后经过国内外考察，提出职业教育理念。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他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将服务社会与爱国紧密结合，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旨在通过职业教育的繁荣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例如，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之初，面对外国珐琅、纽扣在中国的倾销，他创办珐琅科和纽扣科，以提高生产技术并抵制洋货。然而，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他的教育救国梦破灭。“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教育的认识发生质变，认识到教育的局限性，并跳出教育救国的旧框架。他意识到，要办好职业教育，政治是前提与根本，必须正视政治问题。同时，他也认识到教育只是影响社会的一个因素，需与其他因素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其使命。他强调：“有效之服务，须着重于政治，政治重于一切。”[10]

黄炎培认为，办理职业教育要有相应的理论作指导。他赞同西方学者卫西琴（Westharp）在《新教育论》中所提出的“良能”说，认为职业教育能够激发国民的“良能”，服务于国家建设。针对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中国经济破产与民众生活困苦，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应首要解决失业与生计问题。因此，职业教育常被视为“啖饭教育”，实际上这与缺乏相应的理论作指导不无关系。纵使被嘲讽为“饭桶教育家”]，黄炎培仍致力于构建能够广泛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他始终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探寻职业教育的发达之策。在美国考察时，他发现不能照搬美国职业教育理念，而应关注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一如何使无业者有业。他通过创办各类职业学校、考察地理环境、物产资源与工商条件，探索职业教育规律，提出包括女子职业教育、军人职业教育、伤兵职业教育等在内的多种职业教育主张。为发展职业教育，他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

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要以平民为对象。他认为，平民占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解决平民生活问题就是增进国家生产力。他将职业教育理解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2]。因此，他将职业教育的对象指向普通民众，在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时选址于上海城西南的贫苦无业人口密集区。所开设的木工、铁工科也是根据市场需求而设，以方便学生毕业后就业。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的创办，就是要对社会底层农民提供职业教育。在平民主义教育兴起之际，黄炎培提出从职业教育入手推广平民教育。他认为，平民是职业教育的最迫切需求者，只有为平民谋幸福，职业教育才有效。在民众教育兴盛时，他提醒人们注重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

黄炎培主张，职业教育功能的实现需要构建与一定社会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自晚清癸卯学制颁行，至民初壬子癸丑学制的实施，我国已建立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制度。然而，尽管制度已立，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却始终显得迟缓。例如，1907年，全国有农、工、商各级实业学堂（包括预科）140所（陕西、甘肃、新疆未统计），学生8835人[13]。至1916年，全国甲乙种农工商业学校525所，学生30099人，与普通学校相比，其占比仍分别仅为 0.43% 和 0.075%^[14] 此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力推动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相较于前期有所提升，至1926年，各类职业教育机构数量已达到1518所。尽管数量上有所增长，但与普通教育体系相比，职业教育机构的数量与规模仍然显得微不足道，难以有效支撑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因此，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开展必须充分考量社会的实际需求以及职业教育的独特属性。此外，黄炎培始终关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融合与渗透，他倡导“教育要带职业，职业要带教育”[15]的办学理念。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借鉴价值

（一）为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提供重要内容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职业教育的理论自信，并据此构建与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紧密相连、彰显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这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根植于他对中国教育长期而深人的观察、反思、研究与实践中。民国时期学校普及而实业衰败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16]。他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职业学校，亲力亲为，不纸上谈兵。多年的办学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青年而言，具有促进知识学习、锻炼坚强意志、陶冶高尚情感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在职业教育目的中增加了“谋个性之发展”，并将其置于首位。

尽管黄炎培不遗余力地推行职业教育，但结果并未完全达到他的预期。他开始深入剖析问题，发现了两大阻碍因素：对施教者缺乏充分支持，对受教者缺乏恰当指导。为解决这一问题，他进行了不懈探索，并最终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由此可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非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丰富与发展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职业教育思想。目前，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并开展了大量的改革与实践，特别是在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积累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这些现代职教改革的成功经验与理论，与黄炎培等爱国教育先驱的职教思想一道，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当前，在稳步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双高计划”等重大改革过程中，职业教育改革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无法仅通过移植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与模式来解决，需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以更好地阐释并解决当下中国的职业教育问题。尽管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形势与黄炎培所处的时代明显不同，但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寻求当前职教改革难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源泉。例如，政府应做好职业教育制度与体系的顶层设计，协调好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政府机构职能，发挥沟通教育界与产业界的桥梁作用，营造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职业教育界应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落实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等政策，提升职业教育质量，避免教育与产业脱节。产业界应主动承担职业教育责任，履行好产教融合、双主体育人的职责，与教育界共同开发职业标准及课程。家庭应配合学校开展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学生应坚信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树立通过职业教育成才、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整个社会应树立职业平等精神，让每位职业人都能从劳动中获得职业幸福感。这些职业教育的要义，与当前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改革议题高度契合，并为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