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政策议程分析

[关键词]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多源流理论；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G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5）03-0038-07

[DO1]10. 13980/j. cnki. xdjykx. 2025. 03.006

2024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因何、如何建设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作为一种关注均衡、重视一体化的新型办学形态和基础学校管理模式[1]，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的核心目标和关键意义在于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解决痛点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满足家庭和社会需求、提升教育质量。从多源流理论视域出发，对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政策变迁的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阐明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建构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落地生根提供借鉴

一、理论适切性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适切性

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金登在1984年提出的一种用于分析公共政策的理论，主要用于解释政策问题如何进人政策议程并最终形成政策。该理论认为，政策制定过程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3种源流相互作用的结果[2]通过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本质进行详细透彻的分析，揭示政策议程的内在机理，理解影响政策议程中复杂因素的互动逻辑，

其中，问题源流指社会中发生的热点问题受到大众关注，吸引了专家学者的目光，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政策源流指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政策共同体的意见主张，是政策倡导者提出方案及人民群众关注问题必不可少的内容；政治源流指执政者的理念、国民情绪，是决定政策能否出台的关键因素。多源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城市规划与民生保障等政策研究，也被教育领域用来研究“双减”、劳动教育、银龄计划、青少年体育等政策的制定，对研究复杂政策的制定过程具有一定的适切性。

《方案》由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科学技术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务院妇儿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中国科协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反映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涉及纷繁复杂的因素。因此，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梳理《方案》的政策制定议程及其驱动因素，将有助于廓清相关政策的变迁历程，为其落地生根打下坚实基础

（二）分析框架

表1所示的分析框架主要以政策变迁为主体，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3个方面探析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的动力源及政策演进脉络，从而回答《方案》政策议程为何出台、何人推动了政策出台、何人决定了政策的出台等问题。

二、政策制定的多源流诠释

可以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析“学校做好主导、家庭履行职责、社会积极支持”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过程，梳理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育人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问题源流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具有人民属性，是需要关注并解决的社会问题。问题源流关注问题本身以及问题的解释方式。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中存在的公众关注且需政府出面解决的问题，是《方案》应运而生并进人大众视野的现实基础。

1.育人职责定位不清问题。家校社职责分工不明导致“三时空、三主体、三情境”协同育人体系机制运行不畅。一是在家庭层面存在认知模糊、沟通偏差、整合不足、参与差异、缺乏衔接等问题家长不能充分认识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中的基础性、独特性作用，因对学校教育理念和教学目标理解不足，导致重知识掌握和技能获得而忽视綜合素质培养。家长主动利用社区活动、文化场馆、社会实践等社会资源辅助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不足，参与学校和社区组织的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不高，缺乏与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衔接意识。二是在学校层面存在主导不力、指导缺失、整合不足、机制不全、反馈不够等问题。学校不能充分认识自身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引领地位，对有效开展系统性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统筹规划不足，未能充分整合利用社区、博物馆、科技馆等社会教育资源，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同平台，制定明确的评价指标和改进机制。三是在社会层面存在定位模糊、整合不足、体系不全、协调缺失、评估不够等问题。社区和社会组织将教育责任过度推给学校和家庭，未能形成向学校、家长、学生开放合作的有效资源共享模式和完善的指导服务机制，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同平台，效果评估多停留于主观感受，缺乏科学评价指标手段。

2.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主要体现在家庭资源、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

家庭资源差异主要指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差异。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支付更多费用，选择更优质的教育机构和资源。城市家庭家长通常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文化氛围和教育观念等文化资本，能为子女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和职业地位等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能通过社会关系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

学校资源差异主要指城乡差距、公私不同、师资不均。相较于偏远地区或农村学校，城市中心区域的学校通常拥有更多的财政投人、更优质的师资力量、更先进的设施和更丰富的课程资源。与民办学校相比，公办学校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经费更稳定，在获取政府资源、社会捐赠和政策支持方面具有优势，教师待遇更高，职业稳定性更强。同时，城市学校和公办学校通常拥有更多教师，教师学历和专业水平较高且有更多培训机会。

社会资源差异主要指区域失衡、阶层分化、投入不均。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丰富，财政投入更充足，能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和社会资源。在社会阶层中，处于更高阶层的家庭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的课外辅导、优质教育资源和学习支持。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相比，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社会捐赠、企业支持和公益资源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亟待通过政策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和社会参与等多维度的干预加以解决

3.政策保障机制不完善问题。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政策保障机制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明确的经费支持、人员配置不足、评估机制不完善等方面。首先，经费保障不到位直接影响相关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尽管部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已意识到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的重要性，但投入仍显不足，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面向薄弱学校和弱势家庭的资源性倾斜政策。如果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经费仅从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难以满足常态化协同育人活动开展的需求。其次，人员配置不足严重影响协同育人机制的有效运行。调研显示，专职工作人员短缺是协同育人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尚未完全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即使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也没有配备专业化的指导队伍。此外，教师和家长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分工不明确，导致协同育人效果大打折扣。人员配置不足、专职工作人员短缺、权责利划分不明，使协同育人工作陷入困境。最后，评估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协同育人工作难以量化和优化。在政策层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文件均缺乏落地的实施细则。由于缺乏明确的评估标准和操作流程，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中的弊端越发凸显，如评估制度的缺乏导致协同育人工作成效难以科学衡量，专业队伍的缺乏导致难以对协同育人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有效激励机制的缺乏造成社会资源参与度低。

广泛参与但没有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的各自为政，难以真正做好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需要政策推动协同育人的常态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二）政策源流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具有战略属性。当问题被识别、受到大众关注，并经大众反馈引起热议时，经专家学者、咨询委员和政策研究者的讨论提议，合适的提议最终形成政策源流。

1.专家学者的观点。近年来，专家学者从强调重要性、梳理实践路径、关注具体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呼吁出台政策等不同角度推动了《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在强调重要性方面，认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实现教育强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举措[3]，是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家庭教育、实施“双减"政策的依托[4]

在实践路径上，关注从“浅层合作"转向“边界跨越”[5]、从“集体行动”转向“共同体育人”行动[6]，着眼于畅通家校社三方发力点[]、立足教师角色作用发挥[8]

在“教联体”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关注及应对策略方面，不管是相关论坛的举办，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相关项目的获批和推进，均源于专家学者对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存在的诸如站位、理念、制度、机制、保障等问题的思考。责任边界模糊、沟通机制阻滞、育人共识分歧只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困境表征，育人空间区隔、育人关系异化、育人资源耗损、育人环节脱钩才是根源问题。念好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字诀，既需要以全局视角与战略思维认识其必然性，以协作意识与主动作为提升其积极性，以育人导向与系统规范推进其可行性，以数字赋能与模式创新发挥其引领性，以组织领导与专业支持增强其实效性[10]，也需要构建协同机制，深化育人基础；健全师资队伍，增强育人实力；搭建共享平台，拓宽育人渠道；打造特色品牌，彰显育人魅力；推进评价改革，保障育人质量[1]。归根结底，家校社联合的主要内容是“德为立世之本、智为成才之基、劳为谋生之道”[12] 。

在政策层面，湖北省在“教联体”建设的政策梳理上做了大量政务宣传工作，并辅之以案例性教育教学研究，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团体。整体上看，教联体政策的协同性、针对性有待加强；许多教育政策在“教联体”建设背景下需要调整；地方制度的创新和推广不够，需与时俱进扩大教联体建设政策供给[13]。在“教”是基本范畴、“联”是作用方式、“体”是整体样态[14的框架下，学界呼吁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从国家战略、政策支持等方面科学统筹。

专家学者的提议和研究成果为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政策议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推动了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落地实施

2.相关政策的嬉变演进。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可以发现，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的不断拓宽经历了一个跨度较大的漫长时期，政策的嬗变演进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从宏观到微观、从被动到主动、从阶段性到系统化、从政策倡导到法律保障的演变规律。相关政策从家校合作的简单分工逐渐转向政府推动、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多元协同；从缺乏具体实施路径的宏观理念倡导逐渐转向具体细则；从强调家庭社会的被动配合逐渐转向明确各方具体任务和目标；从阶段性、局部性指导逐渐转向着眼于形成系统化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路径的长期目标；从缺乏系统化机制设计和明确职责分工的宏观倡导逐渐上升到提供法律保障

3.政策探索的经验积累。从政策源流上看，党中央对协同育人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教联体”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理论指导，教育强国建设规划为“教联体”建设提供了宏观政策支持，专家学者、咨询委员和政策研究者的讨论以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基层经验为“教联体”建设提供了备选方案。

系列化政策探索的经验是遵循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理论逻辑，总结教育实践经验、传承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之历史逻辑，团结教育主体力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之制度逻辑，立足教育实践问题、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之现实逻辑，遵循教育发展规律、聚焦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之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