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担”到“互担”：数智时代教师新型负担的因应

[关键词]数智时代；教师新型负担；教师减负；社会支持[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5）03-0102-08[DO1]10. 13980/j. cnki. xdjykx. 2025. 03.015

2024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教师应积极应对新技术变革，着眼未来培养人才[]。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教与学的各个领域，教师工作和日常生活都与智能技术紧密融合，由此衍生出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型负担。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渗透使教师被更加精细化、全面化地计算和监控，也使更多任务被下沉到教师责任主体中[2]。由此可见，数智时代“更方便反而可能更累”，伴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新型负担深刻影响着教师的专业发展及自身生活，亟待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给予足够重视

当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数智时代技术变革引发的教师新型负担，并从多层次视角透析其缘由。

例如，从技术理性主义角度分析，新型负担与技术理性主义的渗透有关，使得数字技术与教师关系异化[3]。再如，从教师自身视角出发，认为教师存在路径依赖，阻碍对智能技术的学习和接纳[4]。这些视角本质是对“事件”或“现象”的阐释与定义，而教师新型负担并不只是一个基于不同立场的现象或事实，它产生于特定的组织环境，涉及全社会的共同担当[5]，将其置于宏观社会体系中，才能对其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6]。因此，在研究教师新型负担时，不仅要考量其“现象逻辑”，还要从整体的“社会支持逻辑"切人[7]，深刻剖析社会支持在教师减负中的重要作用，有效保证教师减负政策的高质量落实。本文采用社会支持理论的“主体一客体一介体”三级分类维度进行研究[8]，分析教师新型负担的现实表征及产生原因，为减轻数智时代教师新型负担提供纾解思路。

一、负担在肩：数智时代教师新型负担的现实表征

“教师新型负担”是指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教育技术深度融合，在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技术手段在教育中过度介人必将不可避免地对教师产生冲击，给教师带来劳动、技术与适应性等新增负担。

（一）应对新实践范式冲击，承受复合型“新”劳动负担

技术变革引领教学模式革新，新教学实践范式在数字化浪潮中应运而生。新实践范式的冲击不仅表现在教育教学活动本身，还体现在教师多样化角色所承载的繁重的非教学任务，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高强度工作中，教师处于全方位复合型夹击之中。

1.新实践教学范式更新使教师疲于应付。新实践教学范式更新所带来的负担指教师在采纳并实施新实践教学理念和方法时，所面临的额外工作量、工作压力乃至心理负担。这涵盖教师为适应新实践教学要求，在课程设计、教学资源准备、教学实施、学生评价等方面所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数智技术快速迭代使得新实践范式层出不穷，教师不仅要熟悉并及时更新传统教学范式，还需创设与新方法适配的新教学机制。例如，从“三维目标”到“核心素养”，从“翻转课堂”再到“大单元教学”，每种目标和方法的更迭所涉及的都是课堂各环节的全面改变。教师尚未熟悉旧有范式，新范式又接踵而至，迫使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掌握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显著增加工作量和难度。

2.隐性工作界限模糊使教师时刻待命。借助数字技术便利化信息交流方式，不同主体可高效、快捷地对教师下达指令和分配任务，导致教师工作与休息时间界限变得模糊。教师不仅要参与各种线上考核，还需兼顾现实性信息传递与网络各主体差异化需求，承担额外隐性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教师被各类智能通讯工具“时刻捆绑”，数字技术“永远在线”的特性打破了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不仅扩大了教师工作的范畴，还加深了其工作的复杂性和全面性，使其时刻待命进人“工作状态”。教师之于各类任务的接受渠道被迫拓宽，工作任务的接收频率和数量也急剧攀升，休息时间被无情侵占，致使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被打破，教师个人健康和工作质量难以保证。

3.非教学任务无序搅扰使教师身心俱疲。教师工作日益标准化、流程化，在执行教学计划、参与学校管理等事务中逐渐肩负起“行政人”和“管理者”的角色。教师在“教育专业人士”和“行政事务帮手"间游走，承载大量非教学负担，角色出现异化[9]。例如，学校时常迎接各种督导检查、调研考察等任务，教师需投入大量时间去整理资料、准备汇报等以应对检查，而此过程往往流于形式，对教学工作无实质性帮助。由于非教学任务具有突发性、临时性、意外性特质，教师原有工作安排和计划被随意打乱，容易让教师产生心理上的失控感和负担感。基于此，教师的劳动负担迎来喷涌式增加，长此以往，教师可能陷入身心俱疲、精神懈怠的境地。

（二）顺应个体化步调加速，负载捆绑型“新”技术负担

数据驱动路径催生出教育的环境虚拟化、资源全球化、管理自动化、教学个性化、学习自主化等新特征[10]。教师在使用数智设备时，不仅肩负智能化教学的重任，还需关注每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及满足家长的多样化诉求。在数智技术建构的全新信息生态中，教师交往模式和存在状态也无形中同技术捆绑在一起[1]，持续性地承担着过重的技术负担。

1.科技更迭增加教师技术学习的负担。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科技的不断革新，新兴教学技术和工具层出不穷。为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和创新性，教师需不断学习新教学方法、掌握工具和获取资源，需投入显著精力于在线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持续追踪并适应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从课程设计、内容调整、技术工具选择等全方位考虑技术与教学的有效融合。对于教育技术能力匮乏的教师而言，信息处理技巧和平台操作应用成为其技术考验，迫使其必须分配更多时间来克服这些困难。而在一些落后地区，由于经费、师资及硬件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教师难以接受正规、持续、系统的技术培训，这进一步增加了其学习难度，使其对新技术望而却步。

2.盲目引进增加教师技术辨别的负担。数字技术的引进存在非理性的盲目现象，各个数字化应用之间存在着重叠的情形，教师需耗费大量时间辨别和使用多类应用[12]。以APP 为例，大部分学校的教师都被要求在手机上下载和使用数量繁多、种类复杂的APP。然而，这些APP平台之间无法实现数据互通，教师需分别登录多个平台进行教学管理，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工作负担。技术的过度渗透使数字技术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异化，不仅削弱了教师的主体性，还迫使其投入大量精力评估技术的可行性、有效性和适用性等多个维度，加重了技术辨别的负担。

3.数据收集增加教师隐私保护负担。从整体上看，人工智能日前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众多人工智能技术仍待算法创新与计算能力大幅提升[13]。当这些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风险，例如未经授权的监听、个人隐私的泄露以及网络攻击等。利用数智技术通常需要收集诸多敏感数据，譬如教师的个人信息、学生评价、教学记录等。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可能会对个人、学校乃至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教师需时刻关注技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在使用教育技术时谨小慎微，难免产生忧虑心理和隐私保护负担。

（三）面临技术意向性宰制，遭受疏离型“新”适应负担

技术意向性是技术对使用者行为的引导和指向，意味着一旦使用某项技术，使用者就需按照技术预设的行为模式行动[14]。换言之，当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时，人们必须遵循人工智能的生成式逻辑去提问，即人类适应技术的发展逻辑。而教师作为人类主体，其思维方式与技术思维方式存在差异，这种被迫适应使教师主体性弱化、尊严受到侵犯，进而对技术产生情感性疏离。

1.缺乏人文关怀使教师产生心理负担。适当的人文关怀对减轻心理负担有积极作用，而技术本身缺乏人文关怀特质，且较少关涉情感联结环节。在技术驱动教育转型过程中，当教师缺乏足够的胜任力，或得不到足够支持时，他们会对自身能力或科学技术产生怀疑，导致“自我效能感”受挫，从而增加心理层面的适应负担和焦虑情绪。例如，一些智能教学系统在设计上缺乏互动性，只关注教学内容的呈现，而忽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结和互动，“教学相长”变成了“单向传授”，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到孤独和缺乏支持，心理压力显著增加。

2.缺乏专业指导使教师产生技术适应负担。专业指导能帮助教师更快捷、有效地掌握新技术。而教师面对新兴工具时，往往缺乏专业人员的支持。

在对新技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他们不知从何入手，这增加了其在实践层面的适应难度[15]。例如，教师由于不熟悉软件功能和操作要求，在应用智能技术进行授课时可能会出现盲目行为，不仅收效甚微，甚至出现教学数据丢失的情况，从而产生沮丧和自责情绪。此外，在教师独自摸索的过程中，由于数智技术更新迅速，前一种模式可能刚刚熟悉，更新后的模式又需要教师重新适应。此种环境下，教师缺乏归属感，因而对数字技术接受度降低，产生情感上的疏离。

3.缺乏角色认同使教师产生定位转换负担。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教学方式，还重塑了教师的角色。教师需从以往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旅程中的引领者、推动者及共同探索的伙伴。这一角色转变对教师提出了具备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智慧，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策略和方法，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然而，部分教师常常深陷于传统的传授者定位，面对教育转型所带来的新角色要求，往往感到陌生、不安乃至疏离。即使利用智能技术，他们也只是更换了形式传授知识，而难以把握引领者等角色的转换基点，导致角色转换负担的产生。

二、负担之由：数智时代教师新型负担的成因探究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帮助社会弱者缓解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使其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承受力，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然而，在当前数智化教育背景下，教师所承受的新型负担尚未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加以缓解。相反，这些负担在支持主体信息盲从、支持客体数字素养不足、支持介体惯习固化的共同作用下愈发沉重。

（一）主体增困：信息盲从引发教师劳动异化

社会支持的主体可以定论为“社会网络”，是一个涵盖个体、群体、国家的社会关系体系，其内涵十分广泛。将社会支持的主体界定为“社会网络”可更准确地把握社会支持的功能边界。本文中的“社会网络”涵盖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在数智化节奏下，社会支持主体对信息存在盲从行为，使教师劳动呈现异化态势

1.政府智能官僚主义使教师承担非教学负担。尽管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如在《意见》中强调利用数智化手段为教师赋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对教师的技术支持与培训仍显匮乏。在某些情况下，数字技术的便捷性甚至被反向利用，给教师分配额外任务，使其深陷非教学性工作的泥潭，催生出一种“智能官僚主义”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技术应用并未真正减轻教师负担，反而使教师需耗费大量时间处理技术衍生的形式主义任务，加剧其工作复杂性和压力[16]。同时，政府在出台政策时，需兼顾多方利益和完成多重任务，难免会出现政策冲突，降低政策的实际运行效果[17]，导致实际减负成效并不显著。

2.学校线性管理思维使教师任务更新频繁。数智时代教学范式更新迅速，学校为提升竞争力与满足社会期待，往往会采取线性管理思维。线性管理思维强调预测和规划，学校通常会根据预测结果频繁调整教学计划，通过不断引进新教学模式与设施、时常更新教学任务、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等方式来展示其改进和努力。虽然这种管理方式在形式上做到了管理高效化，但这种“高效”实际上是对外部信息的盲从，以牺牲管理“人性化”为代价。教学规划的频繁变化导致教师需不断适应新教学任务，重新规划教学内容、方法和进度，使其与学校在情感上愈发疏远，工作积极性和幸福感急剧下降[18]

3.家长和社会过度期望使教师工作界限模糊。家长秉持成绩优先原则，期望教师全方位关注学生学习情况，并利用智能工具给教师增加隐性负担。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向教师询问学生的情况，并希望孩子得到老师的特别关照和重视。数智时代媒介的便捷性使这种信息交流更加频繁，家校沟通样态也转变为在智能技术助力下的随时互动，教师的事务量和负担量随之剧增。此外，社会通过舆论给教师施加压力，如社会所倡导的“全能型教师”，希望教师既能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又能兼顾多重角色，解决社会问题。教师的职业责任已从促进学生个体成长延伸到社会发展生态问题，承担着教育及其衍生的无限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