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里，两名相继离世的外卖员

编辑·王珊顿东村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西郊，村民们以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蒜为生。5月中旬，正是大蒜丰收的季节，村里一排排老旧的平房前，均晾晒着一方方大蒜。村里北边，一栋瓦屋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树林和田地间，分外显眼。这是村民孟梅的家。屋内昏暗简陋，两间屋子摆着三张木床，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孟梅70岁，佝偻着身子在家里忙碌，一头短发已经半白，小小的圆脸上眼睛红肿。她的老伴73岁，刚拔蒜回来，满头都是细密的汗珠，裤子上沾满泥土。孟梅说，老伴的右膝在三年前做过手术，不能长蹲，常常只能单膝跪着或俯首趴在田里拔蒜。忙碌并不能将两人从痛苦中抽离出来。谈起儿子梁建出事的那天，孟梅就会忍不住掉泪。

梁建不住在村里，一直在台儿庄城区跑外卖。4月23日中午，孟梅和老伴正在田里种花生，孙子突然急急忙忙跑来，说“爸爸晕倒了，没了气”。老两口丢下农具，侄子开车载他们刚出村口，电话又响起，说人还未送到医院，就已经断了气。两小时后，梁建的遗体被送回老家，他的身上还穿着蓝色的外卖服，肚子塌陷。事后孟梅才知道，梁建前一晚上夜班，下班休息会儿后，中午去了承包的鱼塘。那天太阳毒辣，在鱼塘边休息时梁建就出事了。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显示，其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对于不识字的孟梅来说，儿子的死因是个谜团，她不理解“呼吸心跳骤停”的含义。她只知道，儿子跑外卖这三年，肉眼可见地瘦了。堂弟梁辉告诉本刊，梁建经常熬夜跑外卖，通常凌晨一两点睡觉，梁建媳妇在服装厂上班，下班很晚。每天不到7点，梁建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餐，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孟梅心疼儿子生前的奔波操劳。她最后一次见梁建是出事前一周的一个深夜，儿子过来看她，一手提着一袋油条和包子，一手提着一只鸡。孟梅说，每半个月左右，梁建就会从城区回老家看望她一次，每次来都是夜里9点或12点，挨着她坐下，陪她闲聊一会儿。“他这几年压力大，孩子需要钱，还有房贷、人情礼节。”

4月底天气已经有些炎热，遗体不能久放，梁建下葬的日子定在出事后第四天。丧礼和墓地的钱儿媳拿不出来，孟梅和丈夫卖掉了养了五六年的七八只羊，卖了10500块钱，“儿子没有了，岁数也大了，腿也疼，不想喂了”。出殡当天，十几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从台儿庄城区赶来，留下100、300块的礼金，没有等到开席，便匆匆离开。孟梅对当天来帮忙的袁亮印象很深，他是梁建妻姐的丈夫，与梁建是连襟，“接近一米八的个头，高大微胖，为人很好”。孟梅知道，袁亮也在台儿庄城区跑外卖。

孟梅没想到，在儿子去世11天后，袁亮也“没了”。袁亮老家在枣庄峄城区曹胡袁村，距离台儿庄区有半小时车程。村子比顿东村更加荒凉偏僻，一排排高大的杨树阴影里，是一排排破败的平房，生锈的大红门落着锁，房前屋后长满荒草，走在村里几乎看不到人。袁亮一家早已不住在村里。邻居刘云告诉本刊，她听村民说，5月4日早晨8点40左右，刚吃完早饭的袁亮骑着电动车出门送外卖，没几步就倒在小区楼下。医院开具的死亡报告显示，袁亮同样死于“呼吸心跳骤停”。

“怎么这么巧呢？”孟梅想不通。在2020年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前，袁亮曾在矿上工作。枣庄别称“鲁南煤城”，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早在1878年便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中兴煤矿公司。枣庄下辖的五个市辖区和一个县级市里，发展最好的就是依托矿业兴起的滕州市和薛城区。

袁亮父亲退休前也在矿上工作。那时矿工还是让人羡慕的铁饭碗。薛城区国有矿厂一位60岁的工人薛科告诉本刊，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枣庄的矿业发展都处于高峰期。那时进矿要求严格，至少初中学历，参加三四门笔试，1200余人里只录取200来人。袁亮的父亲退伍后被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矿厂。这之后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转：原本挤在两间草房的一家五口，先是住进了三间瓦屋，在袁亮成家时又盖了三间平房。

但2008年前后，当袁亮被一家国有矿厂招工，成为一线工人时，矿上的活儿已经很不好干。一名之前的员工告诉本刊，矿里高峰期1.3万名员工，后面部分调去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新开发的矿井，剩余部分留下维持现有生产。有的矿直接停工，工人拿几万块赔偿下岗。

袁亮在矿里干了两三年，就出了意外。在一次下井放炮时，他的一只眼睛被炸伤失明，从矿上退了下来。刘云听说，拿着矿里赔的一笔钱，袁亮在距离妻子娘家较近的台儿庄区买房付了首付。之后几年，村民们听闻他在城里卖过电动车，妻子也开过早点铺，但似乎都没挣到钱。

台儿庄本身的工作机会也不多。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只有31万的小城市市辖区，台儿庄区的GDP总量在整个枣庄市排名倒数第二。当地的餐饮店老板和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城区面积不大，从东到西约五公里，有两条商业街，十几家大型造纸厂、纺织厂、机械厂，以及台儿庄古城景区。工厂的月薪约3000元，工资不高，还时常拖欠。外卖行业是像袁亮这样没有学历的中年人，在台儿庄能找到的最高薪的工作。

2020年，袁亮开始在台儿庄饿了么站点送外卖。2022年前后，在袁亮的建议之下，妹夫梁建也加入了饿了么。梁建听姐夫袁亮说跑外卖能挣到钱，而且跑外卖时间自由，能够兼顾家里。梁建一米七出头，身材瘦削，方脸浓眉。初中毕业后，他先在临沂的木板厂干了几年，婚后又与妻子一起在上海打工10年。梁建的发小告诉本刊，梁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交友”，挣的每一笔钱都存了下来，先花20万元在老家盖起两层小楼，后来又在台儿庄一个偏僻的安置小区交了首付。

六七年前，梁建从上海回了家。梁建的叔叔说，当时梁建的大儿子在城区上初中，孩子调皮，常常捧着手机，喊他吃饭像没听见一样，老人无力管教，父母一方，必须有人回来。恰逢梁建在上海工作的工厂倒闭，妻子工资比梁建高，梁建选择回家陪读。他先是尝试在村里的水泥厂开卡车跑运输，但他胆小不敢开。后来他在台儿庄的棉纺厂找了工作，月薪三四千元，工厂常年温度保持在30多摄氏度，孟梅曾听儿子抱怨，“太热了，受不了”。从数据上看，袁亮和梁建加入外卖行业时，整个市场正处于稳定上升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2021年限额以上单位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营业额年均增速超过15%，其中2021年比上年增长超过30%。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2022年在线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不含团餐）比重约为25.4%。外卖对餐饮业增量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但在从2017年就开始在台儿庄跑外卖的陈凯眼里，这已经不算是最好的时候。陈凯说，饿了么和美团两个平台在2017年前后入驻台儿庄，当时都采用专送模式。专送通常指由平台自有的配送团队配送，骑手是全职或兼职员工，接受站点管理，有明确的班制和规定的工作时间。

2017年陈凯入职饿了么时，站点只有20多位骑手，由一名项目主管、一个站长和两个组长管理。骑手被分为两组，轮两个班次：早上7点至晚上7点，早上10点至晚上9点。薪资采用底薪加提成的模式，基础工资1500元，单价2.5元，摩托车油补200元。一天跑40单，月薪就有约4000元。饿了么站点还会免费给骑手赠送摩托车、保温箱、制服。陈凯说，因入驻时间早一些，饿了么在台儿庄的早期发展比美团更好。“本地人都使用饿了么，只有节假日台儿庄古城来了外地游客，美团才有单子。”

2018年是陈凯印象里“最好跑”的一年。陈凯回忆，大量商家入驻，饿了么日均单量从800单增至1200单，站点人员也增至30余人。外卖平台的地图板块很小，主要是城区内几条路，送单距离几乎都在2公里以内。当时街上车流量和人流量少，陈凯常常将摩托车时速拧到50～80公里，送餐迅速。那时的骑手与单量比例为1∶5，人均每天跑40单，在陈凯看来刚刚好，能跑得过来，又能赚到钱。陈凯的月薪涨至6000元。不过，随着骑手的增多，在当年骑手底薪被取消，开始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陈凯记得，2019年，规则又发生变化。派单模式由人工派单改为系统自动派单。从那时开始，骑手需要通过延长在线时间，来获得更多优质订单。“在线时间长，单量在站点排名前三，系统就会优先派单。”陈凯日均工作12小时，一天60余单，单量常常进入站点前三名，最多一天他跑了140单，身上持续背着8～9个单子。而单量低的骑手只有20余单，系统会给他们派台儿庄古城内的单子，里面必须步行，出入一趟常常需要半小时。

与此同时，配送难度却在加大。随着美团和饿了么的发展扩张，两家的配送地图也越来越大，最远时到了七八公里外的乡村。有骑手在午高峰时，被派了一单5公里外的订单，往返50分钟，一趟下来，午高峰就“报废了”。为了获得更多的单子，骑手下班时间也渐渐延长到半夜10点、12点甚至凌晨2点，后来还有通宵的大夜班，熬夜逐渐成为常态。即便如此，本刊采访的台儿庄的骑手们表示，一直到疫情防控期间，骑手们都还能赚到钱。陈凯回忆，2022年疫情防控末期，饿了么站点有员工约50人，防控期间只有二三十人出门跑外卖。单量多而单价高，尤其是私活儿，比如帮助居民送一趟水果，一单10元，最高时陈凯一天收入七八百元。

在陈凯的感受里，疫情后台儿庄的骑手越来越多。一位骑手告诉本刊，台儿庄的美团站点，骑手数量从2022年的80余人，增至现在的120余人，增长约50%。陈凯说，他身边不少骑手的亲戚在外打工不顺，都回到老家加入外卖行业。这些切身的感受，在一个宏观的数据里也有体现，美团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团骑手数量从2019的399万增至624万，新增骑手225万。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熬时长”是台儿庄骑手们常挂在嘴边的词。与大城市相比，台儿庄城区的外卖单量要少得多，日均五六十单就能在站点名列前茅，而大城市一天跑上百单并不罕见。除了寒暑假的高峰期，一年里其他时候，台儿庄饿了么21岁骑手林旭的日均单量约40单。三餐高峰期后，有时他趴在电动车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一小时才等来一单。等待时间难熬，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在空转，消耗燃料却没有产出。

“熬时长”不仅是骑手主动的选择，也有站点的要求。台儿庄美团和饿了么的骑手均表示，平台每月对站点均有考核任务要求，包含出勤率、单量、投诉率等，这与站长的绩效直接挂钩。一位台儿庄美团骑手告诉本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团要求骑手必须达到每天在线8小时、21单的出勤要求，否则扣掉半天考勤。而在此之前，单量要求还只有9单。5月的一个周六，为了跑够单量，美团一名兼职骑手跑了12小时，才接到23单，“很耗人”。

多位骑手告诉本刊，原本以“自由”为特点的骑手行业，现在就像“打卡上班”。骑手林旭说，台儿庄饿了么的全勤要求是，一个月实打实跑满30或31天。虽然每月有两天的请假额度，但只要请假半天，200元的全勤奖就会泡汤。若请假超过两天，本月所有单子的价格就从4.2元掉到4元。工作8年，陈凯只有3次没有拿到全勤奖，两次是因为长期盯着手机诱发头痛，一次是父亲突发脑溢血。家里的顶梁柱

如果不是做骑手贴补家用，48岁的张升已经很难维持一家人基本的生活。张升戴着细框眼镜，看起来有些斯文，他原本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月薪4000元。他告诉本刊，他和妻子在同一个公司，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他们每月固定4000多元的房贷，加上给上大学的儿子2000元生活费，动用存款让他心里很焦虑。从去年11月开始，张升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下班后的夜晚跑单，一天跑二三十单，一单3.5元，上个月拿了2600元。他说自己不是个例，公司里还有五六个人和他一样，兼职跑外卖，“生活所迫”。说到这里，张升有些无奈地指了指遮住他大半张脸的黑色面罩，解释道：“为什么我一直戴着这个，就是不想送单的时候被熟人认出来。”

本刊采访接触到的台儿庄外卖骑手，基本都和张升、袁亮、梁建一样，年龄在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有的因为老人、孩子或自身身体原因无法外出，以送外卖为全职或者兼职工作。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份最容易找且没有门槛的工作。

骑手们有不少人对梁建有些印象，一是他瘦弱，但跑单挺拼命，有好多次是单王。另一个印象是他常跑夜班。骑手林旭说，夜班单子单价高一些，但愿意跑夜班的骑手少。夜班单子零星散布，系统难以调度顺路单，骑手就只能一单送完再取送下一单，一小时被五六单占满，少有可以停下来完整休息的时间。漫长的一夜里，劳累像石灰岩一层层堆积，压得人脑袋沉沉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为了提神，林旭“车子一停就抽烟”。凌晨2点过后，林旭会把车子时速从惯常的50公里降到十几公里，很慢地骑，不然怕自己睡着，即使这样，最困的时候依然会有好几秒钟意识恍惚。

林旭说，如果大夜班熬一整个通宵，其他骑手一般会休息到下午再出来跑单，梁建中午之前就出来干活儿了。梁建不敢停下。梁建的叔叔在梁建出事后才知道，前两年梁建妻子回台儿庄投资服装厂，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房子也抵押了30万元投入厂里，每月还要还房贷。这几年孟梅也隐约感觉到，儿子手头紧张。三年前孟梅老伴膝盖长了骨刺，花了1.2万元做手术，费用是老伴和女儿出的。手术后梁建来看了看，没有提起钱的事情，孟梅和老伴也不好开口。

有时，老两口还会贴补儿子。前年，老人种植小麦以及水泥厂占地发的补贴，被梁建取走了大半，用来修屋顶漏水。老人省吃俭用，桌底的大盆里放着一张张烙好的煎饼、两包泡面，就着黑乎乎的咸菜，就是一餐。如此下来，每年卖掉粮食后省下的一两千块钱，也贴补给儿子，或者给孙子孙女当零花钱。

袁亮这几年的压力也大。他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是男孩，已经成年，最小的女儿才7岁。刘云听说，袁亮的大儿子谈了女朋友，正在商量婚配，结婚需要在薛城区买房，那边房价很高，一套房需要100多万元。袁亮已经给儿子买了车，在房贷的基础上，又背上了车贷。刘云担心，袁亮出事后，要是无力买房，儿子的婚事是不是要告吹了。

袁亮出事前几天，为了与其他两大平台争夺市场，饿了么开启百亿补贴，针对点外卖的用户发放大额红包。这次平台之间的竞争，带给外卖骑手具体的感知，是单量暴涨。林旭回忆，5月1日和2日，他每天多送20单左右，到了5月3日，单量几乎翻倍，站点单王日均单量110单。现有骑手不够，站点还紧急招了10多位临时工。有次午高峰，林旭一次性接到了17个订单，要在1小时内送完，电动车开到最快的50公里/小时，他还是超时了4单。单量的暴涨让林旭产生了恐惧感，只要一上线就有七八单，“单子好像怎么跑都跑不完，看不见尽头，很绝望”。

本刊获取的袁亮5月1日至3日的出勤数据显示，去世前3天，他的单量分别为48单、59单、70单，每天在线时长均超过11小时，除了等待接单的2小时之外，其他8～9小时均在送单路上。袁亮邻居说，出事前一周，袁亮家里的小麦需要打药，他都没抽出时间。住在梁建家隔壁的堂弟梁辉，印象里上次与堂哥见面，还是三四年前。梁辉说，今年大年初二，亲戚们原本约好在姑姑家聚会，梁建因为跑外卖最终缺席了家庭聚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梁建、袁亮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