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中的暗影

1908年，病情已积重难返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倾圮的老房子。在西下夕阳的余晖里，那对尘世永不妥协的傲视，只是这座老房子未锈的最后的一枚铁钉。这位瑞典“最炽烈的火焰”，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

常年出版斯特林堡作品的耶尔南特出版社已经于1903年倒闭，在与新的出版商谈判时，这位终生经济困窘、长时期靠救济资助的文学“疯子”在生命最后的关头为自己争取到二十万克朗。斯特林堡把自己与第一任妻子锡丽·冯·埃森所生的三个儿女叫到自己身边，将四捆钱放在大家眼前的桌子上。就在四捆钱行将倒下的时候，斯特林堡猛然关上门，仿佛怕有人进来抢走它们。然后，他一次拿起一捆交给一个孩子，提醒他（她）要节省，并吻一下他（她）的面颊，孩子们则回应一句：“太感谢您了，亲爱的爸爸。”在拿起第四捆时，表情紧张的斯特林堡把忐忑的目光移到了女儿卡琳身上，低声说：“这是给妈妈的。”停顿了一会儿，又以更低的声音补了一句：“这是一笔老账了。”刹那间的动情，让在场的子女看出，潦倒一世的斯特林堡，在生命列车到站前，以钱的名义强硬地抒发了自己潜埋在心底的深情。

收到这整整六千克朗的锡丽一时无比震惊，失声喊了出来：“给我？”然后带着一种柔和而骄傲的声调说：“卡琳，写信替我谢谢爸爸——作为一笔老账，我收下了。”显然，对于在多年之后收到前夫的钱财馈赠，锡丽始料未及。

斯特林堡的父亲原是资产阶级，后来家道中落，开过杂货铺也做过船业代理。斯特林堡的母亲原是父亲家的女仆，在斯特林堡十三岁时去世。斯特林堡自小不受父亲喜爱。原生家庭荆棘丛生，使斯特林堡对他人的爱既盼望又恐惧，性情既骄傲又自卑。矛盾的性格与分裂的心性，像一个隐形的死结，紧紧囚困着他日后的爱情与生活，也淋漓尽致地显现在这位自称“瑞典最炽烈的火焰”的文学狂人的作品之中。

第一任妻子演员锡丽与斯特林堡的婚姻历时最长。曾是一位男爵妻子的她，既是他的缪斯，也是他的梦魇。他们在十三年的婚姻中生育了四个子女，其中一个早夭。最终，阶级、意识、思想，以及对人生的态度刺穿了爱情本身。斯特林堡甚至因此一度精神错乱。随后，斯特林堡又经历了第二任妻子奥地利摄影记者弗丽达·乌尔的利用和出轨，与她的婚姻不久后便草草倾覆。1901年，斯特林堡与年轻女演员哈丽叶特·鲍塞结婚，但婚恋连绵溃败使他杯弓蛇影，对女人怨毒且不信任，加之鲍塞出演斯特林堡戏剧成名后心态陡变，此段婚姻在四年之后也终于土崩瓦解。

在“火焰”渐渐羸弱的最后光景里，斯特林堡与第一任妻子锡丽的孩子们的关系反而比从前亲近了很多。1911年夏天，斯特林堡给客居芬兰正要结婚的女儿卡琳写信，请求她同意自己来主持婚礼，卡琳接受了。婚礼晚宴上的蛋糕是一个糖做的天使，两只手举着两颗红心，一些看热闹的人甚至以为是斯特林堡又要结婚了。

1911年的圣诞之夜，斯特林堡在女儿格烈达家度过。健康原本就已危机四伏的他回家时找不到出租车，只好于寒风中步行，第二天高烧不退，引发了肺炎。而早在这一年4月，在给莫逆之交尼尔斯·安德松的信中，斯特林堡就曾直言：“老年到了，我已经有感觉了。”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母都仿佛鼓荡着哀凉和不甘。而在此之前，斯特林堡的一个消遣就是计算自己寿命的长短，他算出自己会死在1912年。

直到1912年年初的两三个月里，斯特林堡都卧病在床，从床上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作，在新的文字里继续轻蔑命运。在1912年1月22日六十三岁寿辰这一天，《晚报》上刊发了斯特林堡的作品《从生病想到过生日》。他意识到，自己过不了几个生日了。

在晚年，斯特林堡致力于为新兴工人阶级而斗争，深受工人群体敬仰。劳工大众为庆贺斯特林堡生日集会游行，斯德哥尔摩工人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在工会红旗的指引下浩荡行进，把热烈渲染到极致。警方估计为此出动了一万人。女儿安·玛丽叶搀扶着已然行走困难的斯特林堡走上阳台向为庆贺他生日拥来的劳工大众致意。长夜里回响在整个街巷的《马赛曲》，被一声声“人民的斯特林堡”“写作大王”的呼喊穿透，为了让人们更好看清他，女婿亨利·冯·菲利普举起一根蜡烛，照亮了斯特林堡那张惨淡消瘦的脸。

面向沸腾的人群，斯特林堡依旧保持着自若的神态。而在第二天《晚报》上，他却袒露了当时自己的不安和对公开欢呼的厌恶：

受欢呼的目标会深感他对自己的看法与此时此刻别人对他的说话不一致，因为不管一个人是否在生活中受过挫折，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模模糊糊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在接受欢呼时感到自己地位的虚假，所以他不是感到骄傲而是感到无地自容。

斯特林堡从来都厌恶面对一个虚假的自己，这或许也是他内心最深的恐惧。

这最后一次的大型庆生活动像往常一样，得到了劳工民众的捐助，据当时媒体披露，捐资的民众达到四万多人，扣除所有支出后余下的四万五千克朗，大部分又被他捐了出去。

1912年4月初，开始腹痛和呕吐的斯特林堡，挣扎着给他的朋友名医卡尔·佩特林写信：

现在，不管吃什么，白天黑夜总是疼。有时只是隐隐作痛，有时疼得厉害，但是从来没有不疼的时候。不管是坐着、走着还是躺着都疼。躺在床上是为了不穿衣服，而眼下不穿衣服也不管用了。胃口越来越不好，什么也不想吃。对生活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有时候睡上一两个小时就会被疼醒，十二小时的夜晚实在长得无法忍受。

医生们判定他得了癌症，而且正在扩散，他们如实告诉了斯特林堡。

在终于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后，这个一生在诸多小事上怨愤不断的文学狂人在生死这件头等大事上显得尤为淡然自若，毫不惊慌。第一个为斯特林堡写传记的艾里克·海登甚至说，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的斯特林堡，在此时居然准备马上动手写一个有关1912年早春英国矿工罢工斗争的剧本。

斯特林堡对死亡并不陌生，在三度婚姻的痛苦撕扯中，他曾经多次试图自杀，在创作其代表作也是欧洲表现主义戏剧先驱之作《一出梦的戏剧》的过程中，斯特林堡几度想到去死，以致整个作品都弥散着梦境中的绝望气质。

关于北欧文学，人们常常习惯将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并提。相较于易卜生戏剧叙事的从容，主题推进的严谨，斯特林堡的作品则更像是“一场疾病有机的异变、蔓延、转移”。如果说易卜生如同蜿蜒错落、疾徐有致的溪流，那么斯特林堡就是残阳如血的河岸边丛生杂草中凌厉斑驳的怪石。此外，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两人亦判若云泥。易卜生完全尊重男女平权，认为和谐一致才是最好的两性关系。斯特林堡则坚信男女间的冲突是绝对的，“两性之战”永远存在。

因为同样憎恶女性，斯特林堡与同样发了疯的西方大哲尼采是至交好友，而对易卜生不屑一顾。然而易卜生却对斯特林堡推崇备至，不仅把斯特林堡的照片放在案头，还贴上了“这位肯定会比我强”的字条。

毫无疑问，斯特林堡作品的汹涌特质与他血肉模糊的爱情婚姻、不止一次的精神错乱息息相关。精神分裂症第一次发作导致他对妇女的仇视心理抵达顶点，使他名满天下的旷世杰作《父亲》《朱丽小姐》得以问世。而1890年精神病二度发作，则使斯特林堡后来的作品始终笼罩在沉郁荒寒的气息中。疾病对思维与心性的改变，也使其创作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转向象征主义、神秘主义。

在剧作中，斯特林堡不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浸透其中，甚至首任和第三任身为演员的妻子都曾饰演过他笔下的人物。直至其身后二十年，瑞典剧院上演他的剧作，观众仍然把剧中人视为斯特林堡本尊。

最后的时光中苦痛密布，无止境的疼痛和反复的呕吐，宣告“瑞典最炽烈的火焰”最后的寂灭已进入倒计时。然而不到最后一刻，这火焰依旧不舍燃烧。斯特林堡开始不断地写信。这位光耀后世的戏剧先驱用一封封书信追溯与重温一生的艰涩和情爱的困厄。在给子女的信里，他不厌其烦地絮絮描绘和他们共同度过的他最为眷念的生命段落。4月19日，在给当时只有十岁的女儿安·玛丽叶的信中，悲欣交集的斯特林堡，罕见地流露出了对人世的珍惜和不舍：

我的小女儿，谢谢你捎来的红花！但是不要来看我，这里有很多瓶子、医生和让人讨厌的事，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正年轻，和年轻人一起欢乐吧，不要为一个只想赶快死的老头子伤心。

就在斯特林堡最后的时日里，一桩惊天事件惊骇了整个世界——曾被看作永不沉没的海上宫殿的“铁达尼号”在横渡大西洋时遇难沉没。这艘游轮撞击在一座冰山上，在4月14日夜晚永沉海底。“铁达尼号”的沉没犹如另一座冰山，让欧洲工业化进程遭遇迎面重击。身为船舶经纪商的儿子，斯特林堡对于这场海难有着更为特别的感受，而承载他所有生活与梦想的那一艘巨型游轮似乎也行将落入无尽的海床。他艰难坐起，走到钢琴边，忍住身体的剧痛，缓慢弹奏起《上帝呀，我正在步步向你走近》——报纸上说，在“铁达尼号”沉没的过程中，船上乐队一直演奏着这首圣诗曲。

几天之后，又一记重拳捶在这位一直以意志强悍著称的文学狂人的心上。第一任妻子锡丽·冯·埃森，这个对斯特林堡情感和精神都影响至深的女人死于1912年4月21日。他们的女儿卡琳·斯米尔诺夫向人们公开了斯特林堡得知噩耗时的状态：

他当时瘦得皮包骨头，穿着他那件带棕色方格的旧睡衣坐在那里听着，他那几乎全白的薄薄的头发由于吃力地坐着而潮湿起来。那封信干巴巴的措辞只讲事实，很少动感情。几乎可以说是冷冰冰的，但在念的过程中他仍在不停地抽泣和擤鼻涕。格烈达念完之后，他走进另一间屋子，回来时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睡衣，像穿燕尾服一样系了一条白领带。他想以这种方式哀悼他马上要跟着去的她。

斯特林堡为锡丽的葬礼送去一个百合花花圈，却没有在两条白色绶带上写下悼词。

到了该立遗嘱的时刻了，每个危机时刻都会写一次遗嘱的斯特林堡不需要多加思索，所有内容都早已在漫长难挨的卧病中确定，在最终遗嘱的开头，他这样写道：

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在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八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里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

这是斯特林堡对世界与人最后的审视，毫不隐讳地强悍地表达了他对俗世一如既往的嘲弄与轻慢。

虽然在遗嘱中没有留下评判自己的只字片语，然而，在与比他小二十几岁的第三任妻子，演员哈丽叶特·鲍塞恋爱时写就的《不公开的日记》里，斯特林堡却仿佛对自己的一生早有结论：

我想我的生活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我经历的可怕的一切都变成了戏，所以我才能成为戏剧家和描写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环境。我二十岁就成了戏剧家。但是如果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可怕的一切”，成全了斯特林堡笔下激涌而出的一部部杰作。

临终前，斯特林堡对守护他的护士海德维希·希斯特耐尔说：“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据《瑞典日报》报道，斯特林堡最后说的话是：“我要说的都说了，再也不说了。”厌倦、鄙夷、怨愤、眷念，无论怀有何种心意，“最炽烈的火焰”对这个世间都再也不想表达了。

1912年5月14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斯特林堡作别这个世界。女儿格烈达按照斯特林堡本人意愿，把他写字台上的一个耶稣受难像放在了他的胸口。女婿乌拉迪米尔·斯米尔诺夫回忆说，斯特林堡面部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温和，白色的枕头上那张苍白的脸，呈现着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奇怪表情—— 一种近乎狡黠的微笑。

尽管斯特林堡厌恶对他的礼赞和讴歌，遗嘱里做了明确的拒绝，但葬礼仍不可控制地变成了全民性盛大活动。政府成员、全国各大学学生会、作家协会、斯德哥尔摩各剧院、社会民主党议员团等诸多组织，尽数加入其中。在庞杂的送葬队伍里最惹眼的，还是举着一百多面红旗的工人组织。

在此后的一年中，斯特林堡的坟茔上一直空空如也，后来才立起一个沥青的黑十字架，上面也只刻有其名姓和生卒，以及一句拉丁文：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唯一的希望！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