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奔腾的黄河之水

从仲夏走到寒冬的《黄河》创刊号

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了实现人民思想全面解放的同时，对改革开放思路进行了推进。此时期以《十月》《收获》《花城》《当代》这“四大花旦"为引领，掀起了全国办刊热潮。

在山西，1950年就有了在1956年改名为《火花》的《山西文艺》，由山西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但后来，《火花》被迫停刊。一段时期，由于思想被禁锢，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和期许也随之消减。1976年，《火花》复刊更名为《汾水》，直到1982年1月更名为《山西文学》。

1984年9月，经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正厅级建制，归口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领导。

随着文学的“晋军崛起”，老一代“山药蛋派"作家创作的作品也大量涌现，急需更大的文学阵地，于是老一代作家出于“阵地意识”，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也顺应广大读者的呼声，决定创办大型文学季刊《黄河》。作为《山西文学》的兄弟刊物，其创办的定位是：以山西文学为核心，根据新时期时代发展的要求，开辟“崛起的文学晋军"这一文学新阵地。

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一本以“母亲河"命名的大型文学刊物。华夏民族的文化在黄河的滋润下茁壮成长，黄河之畔也深藏着千古流传的文学精华。正因如此，《黄河》甫一创刊，便有雄浑雄健、生机勃勃之风。

在此背景下，有了这样的定位，成立了由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党组书记胡正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由成一任主编，韩石山等为副主编，编辑张发、秦溱，周燕远主管通联等事务，6人组成了《黄河》的班底。

《黄河》创刊初期，条件非常简陋，经费匮乏，缺乏经验，但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投人到文学事业中，和睦相处，任劳任怨。编辑部所有人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鼎力支持。胡正曾鼓励他们说：“不必拘束，你们大胆干，遇到困难或难题，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即使条件有限，创办任务也一定要完成好。胡正还对他们说：“刊物方向已定，不必等领导审稿，你们大胆组稿定稿就是了。"可见，他对整个筹办工作了如指掌，但却很少直接插手。

《黄河》创刊号在筹备了半年多之后，终于在1985年1月25日问世。其《发刊词》写道：

《黄河》，经过许久的呼唤，终于面世。当此之时，睁眼来看，四处皆是一个新字。除旧布新，那“新”是更分明地涌漫开来，凸现出来了。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迎接一次新的崛起，崛起于当今世界！

我们不敢自耀生逢盛世，在现今如林的众刊中，本刊到底是晚生、后生者。只是，既创办于此际，那激荡中华的革新大潮，便不能不来点化这新生者。这是我们的幸运。新生伊始，我们便有幸自觉到，《黄河》只有以不断求新的精神，才可立足于当今的时代。尚为晚生、后生，求新亦本当是它的素质罢。

本刊以“黄河”命名，自然有为播扬、光大我民族精神而尽力的意思在内中。黄河孕育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尽沧桑的黄河流域，可以说沉淀着我们民族的魂魄。近代的落后与今日的奋起背后那悠远的历史，更蕴藏了诱人的文学富矿。《黄河》理当为开发这文学富矿，播扬民族精神，塑造民族之魂，以雄浑刚健、生机勃勃的艺术风采，振兴当代文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黄河》也该为吸引、团结黄河之滨的作家群，而竭诚服务的。

也许还需要有新的手法，新的形式，新的审美观念。因为时代日新，文学自身显然也在发展变化。作为文学的客体，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在不同的层次上都有新的要求，因而也更趋多样化了。我们打算充分注意这一点。《黄河》容纳各类题材，支持各种积极的艺术探求。继承与借鉴，探索与创新，地方特色与外来手法，通俗可读与典雅精美，雄浑厚重与多姿多色，我们都将尊重。

《黄河》尚细小矣。我们只想经过自己的努力，自已的跋涉，以期将日渐增大的流量，注入那文学大海，或可为振兴中华，振兴中华文学，加进一份力量。

在《黄河》栏目的设置上，以长篇、中篇小说为主要内容，同时刊发诗歌、散文、文学理论、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小说、纪实小说等。从作者涵盖的范围来看，主要是同时期组成“晋军"强大阵容的晋籍作家和曾经插队山西的“知青”。代表作家有成一、韩石山、张石山、张平、王东满等山西籍作家，钟道新、李锐、柯云路等“知青”作家。

《黄河》从创刊伊始定位为大型文学季刊，1985年出版4期，分别为1月25日4月25日、7月25日、10月25日发行。四期杂志的页码依次为：256页、240页、240页、248页。

创刊之初，为让刊物顺利发展，办刊时孜孜以求、精雕细琢，是编辑们振兴山西文学的初衷。

在创刊号的《编后》中可以发现，该刊从1984年仲夏开始筹备，直至农历腊月初五，即1985年1月25日，终于付梓刊行，其时已是寒冬时节。编辑们并不追求速成，应时应景的去露脸，只希望从夏天熬到冬天，“仅想能有新刊该有的些许生气和新意而已。"可见当初办刊时，编辑们所表现出来的谦逊与谨慎，不是抱着让刊物一夜成名的野心，而是抱着不负期望的心态，通过从夏日酷暑到寒冬的辛勤耕耘，做出了一番事业。将一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新刊呈现出来。

《黄河》创刊号名篇佳作琐谈

《黄河》作为山西省作协主办的一本重要的大型纯文学刊物，在为山西作家提供支持与鼓励方面，尤为突出。许多青年作家由《黄河》而声名鹊起，作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除小说外，《黄河》杂志上发表的多篇理论文章，在上世纪80年代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在理论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促进的山西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活跃的学术风气，使之互为补充。

创刊号发表了钟道新的《历史的十分钟》，写的是南国外贸领域的故事而带着侦破小说的笔法，贴近着时代的变革。作者是从北京来晋插队的知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他的作品在精英气质上显得别具一格。在《黄河》之前，钟道新的短篇小说《风烛残年》《有钱十万》《传承》等，发表在《山西文学》上，都有相当不俗的成绩。

山西作家的创作优势，在1985年前后大多还停留在农村题材上。钟道新虽然初出茅庐，却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他的中篇小说以厚重的黄河文化为主要特色，其风格也格外新颖，作品中不时播撒出诙谐幽默的情趣，无疑为这些特色平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着他在《黄河》第2期发表了中篇小说《国手》。同一作者的新作连续两期发表，作为一本大型的文学季刊，必然吸引读者的眼球。而编者的本意，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一份深厚的情谊传递给热情澎湃的文学新秀们。

2007年钟道新去世后，《黄河》在当年第5期上开设专栏，以示对钟道新的悼念。和他一起在创刊号上发表中篇小说《泥房子》的作者成一，写了一篇题为《小说的界面一—悼念文友钟道新》的文章，他对钟道新对《黄河》创刊之初“慷慨解囊”的举动，在文章中予以追忆和感激。

柯云路的长篇小说《孤岛》，以某个突发事件为契机，用相对简明的笔触，将维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斗争，如权威、秩序、公德，写成了一幅浓缩的社会画卷。它在整体构思上带着象征色彩，而细节描写则仍是现实主义笔调，算是一种尝试吧。

江河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显然是一种诗歌表现形式的更新尝试。它以中国古代关于太阳的神话为素材，将人类那神圣的活力溶化到静穆的艺术境界里，显示了艺术“回归东方"的意向。

江河首次提出史诗的概念：“我认为诗人应当具有历史感，使诗在时代前面我的最大愿望是写出史诗。”而这组《太阳和他的反光》的诗作，作者用了四年的时间，将这条河流的“史诗"寓意汇聚起来，加以创作。本诗运用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十二则神话故事，并分别加以体现。以当代人的智慧与理性，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谓之以全景式的方位和画面、丰富的文化材料、立体的历史构思，以现代人的理性与哲学烛照，再造了中华民族自创世以来的生存历程与历史命运，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现代民族史诗。由此可见，江河在推动文学史的寻根之风上，是不可小覷的。

《太阳和他的反光》组诗引起了同期发表理论文章《诗在超越自己——论当代诗的史诗性》的理论家谢冕的极大兴趣。他认为这组诗表现了现代史诗追求的最新高度。文中提出“现代史诗"的概念，认为“诗人们开始把对‘现代史诗’的召唤当作现阶段诗歌最庄严的追求。"他认为，史诗这一概念并非完全源自西方的《荷马史诗》，而是中国诗歌自身演化而来的。因为“它的基本形态是抒情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它涉及历史，但不是依据传说进行符合历史的铺叙，它溶解历史的思索于富有当代色彩的抒情中；它的特点是从现在反思过去。这种史诗带有浓重检讨历史的意向，它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重新熔炼。"谢冕认为，文化寻根的目的，是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逐渐适应开放的社会环境，寻求新时期国家文化心理的重新创造。

除了这篇诗论，创刊号还选发了荒煤的《艺术质量与群众性》，王振铎的《并非“圆的循环"》等两篇理论文章。

《并非“圆的循环"》一文质疑了艾斐1984年2月发表在《奔流》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证》中提出的观点。艾斐在其《辩证》一文中，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成就持否定态度，对文学艺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于这种观点，王振铎进行了反驳。

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在审视文艺作品时，都要有所考虑。王振铎主张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螺旋式的，而不是直线式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辩论的武器，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螺旋上升的，并非直线上升的过程。作者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实际的理论问题，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巧妙运用，展示了批判性思考的成效。

除此外，为了促进文学批评，活跃理论氛围，创刊号还发表了李国涛的《马烽论》，是那个年代系统论述著名作家马烽创作道路的新作。这篇文章也是着眼于当时马烽创作新成果进行研究，为读者先行刊出

黄河笔会”成为当时的文坛盛会之一

《黄河》办刊之初的基本立场就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强调博采众长，绝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主动吸纳外省优秀作品。

如1985年第3期上的《屠犬记》和《阴错阳差》两篇中篇小说，分别是贵州作家刘再新和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作品。《屠》是刘再新的中篇处女作，写的是黔北山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因其地域的阈限、历史的渊源，习惯于寂寞而懒散的日子，习惯于穷困与重荷的搓磨。于是，他们便以为理所当然，甚至没有做过发财过舒心日子的梦。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拂人意的日子终于过去，美好的时辰已不容置疑地来到人们面前。

作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人物，蒋子龙的《阴错阳差》讲述了马弟元、布天隽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归国后所经历的人事纷争，揭示了新时期思想观念变革的迫切性，也揭示了高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新境况。

1985年第4期发布“稿约”，编辑同仁热切期盼一切"新"的作品：“本刊容纳多类题材和多种艺术流派，对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作品尤为欢迎。即使尚待完善之作亦不歧视。

这并不是说《黄河》接受了所有的投稿，而是表明了《黄河》为了推动新作的产生，对各类题材、各类作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态度。

即使在《黄河》创刊一年后，编者依然没有丝毫懈怠：“本期编就付梓，《黄河》便创刊一年了。是否如草创之始所望，真有了一些儿新刊该有的生气和新意？仍惴惴地。好在我们振兴中华文学的初衷不悔，如那黄河，总要曲折而顽强地寻觅自己通往世界的道路。"万事开头难，随着不少一度停刊的文学刊物陆续复刊，不少新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编者无不谨小慎微，足见文学传播者的责任担当！

《黄河》创刊后不久，成一、韩石山等人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增进作家之间的友谊，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勇敢地提议策划并安排在黄河流域8个省（区）定期举办“黄河笔会”，通过各省之间的交流，展示《黄河》努力把山西文学推向全国，扩大作品影响力的决心。

1985年8月13日至23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在山西举办了第一届“黄河笔会”，汇聚了黄河流域的近百位作家，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內蒙古、山西、河南、山东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