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洞与故乡间的深邃诗思

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

——德谟克里特

在柏拉图的艺术世界中，诗人是被神灵青睐的对象，他们因诗神附体而生发灵感，进而见到了“尘世的美”与“上世里真正的美”。他们又因诗兴的迷狂而敏感、脆弱却也骄傲、自负。在这里，没有莎士比亚式的“tobeornottobe”的选择，而只有一种不期而遇却宿命使然的灵魂碰撞。在这些诗神的“宠儿”抑或“怪胎”中，无疑是万千之一。作为一名常年于矿井巷道里掘进的“准90后”矿工，在夜以继日的漆黑环境中，有一天他突然有了卡夫卡精神疆域里地鼠一样的惊悸，再或者是出于对茫茫无尽生命历程的虚无恐慌，于是便拿起了笔，写下了一句句这样的诗行：

每向前走一步，黑暗就多一寸我们要挖多久，才能挖到亮光

这一写，他发现自己是真的热爱诗歌呵。这一写，也便是五年。后来，他那厚厚的诗稿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并以《余生清白》命名、出版。而后，在自媒体的大浪淘沙下，他和他的诗歌被一再推出，传奇性地制造了诸多个“10万 + ”的阅读量，成为引人瞩目的存在。2023年10月又作为中国作协45位新会员代表之一，赴京参加“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但他并未陶醉于此，而是继续静心省思。去年初，榆木又推出耗费数年时间打磨的新诗集《我在矿洞收集星光》。在此二诗集中，我仿佛看出了他作为诗人的深邃诗思。我愿意以此为出发点，从他诗歌的蜿蜒溪流中捧掬三五水花。

底色与调色

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的底色。底色，是诗人的心灵底板，是其深邃诗思与绚烂诗境的根本承载。在诗集《余生清白》的封面上，有着的雪山与旷远天地间一匹白驹。这俨然与诗人榆木黑暗的地下工作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黑白交织的光明憧憬与黯淡省思构成了榆木诗歌的底色。在今年年初，榆木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题为《一块煤，一个字》的富有心灵独白意味的文章。这其中，有一小段话尤其值得关注：

我把想象中的文学概念彻底释放出来，并赋予诗歌一种实在的意义。支撑这种观念的，是词语的准确性和个体经验的真实现场感，而我仅仅是将一块块煤一样的汉字从矿洞深处搬运到白纸上。一首诗歌放不下煤矿，一座煤矿却可以放得下一生；一个汉字写不透一块煤，一块煤却可以悟透人生。我尊重每一个汉字的到来，就像每一句诗歌对白纸的尊重，就像每一块煤对大山的尊重。

在此，他用了类似于张二棍的“搬山记”的诗歌构筑方法。但略有不同的是，他搬的是黑色的矿山，而目的地则是白色的纸张。此矿山之黑与纸上之白中，显然寄予着榆木作为一位煤矿诗人的心灵归属。

无疑地，黑色是矿山中巷道的颜色，也是被马克思称为实现“使用价值”（埋藏的煤）朝向“价值”（兑换的货币）的“惊险的一跃”的必然通道。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黑色在榆木的诗歌中，是带有现代社会“原罪”色彩的忏悔意味的。在这一晦暗而浓重的色调构筑中，榆木不断地进行着反复的、近乎虔诚的呈现：

白天，我们在矿洞里。晚上，我们在矿洞外所以，我们的黑夜比白天多如果某天，我们也留在了矿洞里大可不必悲伤。因为我们欠这片土地的，总要归还《写给我的矿工兄弟》总有一些人，会忘记来时的路所以他们，永远地留在了黑暗里可是，也有一些人明明记得回去的路还是留在了黑暗里《矿难》我们每天都在用沁河的水洗澡可怎么就洗不干净一个人的灵魂《沁河的水》

在《余生清白》中，有着相当大比例的诗都在描写这种饱含着苦难与泪目的黑色情感。这是诗人十年矿工生活的凝聚，是其对生存之困与时代之痛的本能书写。应该说，正是这种黑的底色构成了他诗歌中凝重、厚实的精神基座。而以此为凭借，诗人也在进行着“白”的突围，这便是其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色彩调剂。这其中，有柔弱生命的呐喊，有亲人挂念的爱意，也有真与美的人世呼唤。在《理想》一诗中，作为主人公的“他们”不断以“理想”之名被沉重生活拖拽，在“还清房贷”“存上十万块钱”“孩子攒上结婚钱”的等待中，希冀有一天能逃离煤矿，但“十多年过去了。在六百米深的地下，他们/依然被黑乎乎的巷道紧紧地咬住”；而在《爸爸，别下井》中，面对咿呀学语的两岁儿子“别抽烟”“别喝酒”的视频“请求”，“我”一一答应。但对于“别下井”这一懵懂要求，“我”却半天不能回答，因为“我戒不掉生存”。如同硬币两面，在源自生活沉重与生命苦痛的同时，诗人在其中还融入了诸多人间的牵挂与爱意的诉说，而这正是其诗歌中暖人心扉的人间温情所在。

作家关仁山曾说：“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自己，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已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文学应该给残酷的现实注入浪漫和温暖》，《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1期）生活是艰难的，生存是苦涩的，而如何将冷酷的生活冰山，以自已独有的方式，调色为慰藉人心的温暖小山，这正是诗人的温情之所在。在此层面，《诗经》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吟唱；杜甫在饥寒交迫中仍为“天下寒士”搭建了“广厦千万间”；海子“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顾城用“黑色的眼睛"执着地“寻找光明”。毋庸置疑，这世界是需要温暖、爱意与光明的，这是诗歌的柔情所在，也是其坚韧的力量所在。在榆木的诗歌世界中，矿山芸芸众生的生存与命运，成为其抒情的精神底色。正是靠着这种“黑白”精神底色，他在自己的诗歌大地上，以自已调制的色调，构筑了一座艰辛却充满暖意的“爱之小庙”。

矿洞与星光

从诗集封面来看，《我在矿洞收集星光》与《余生清白》形成了鲜明对比。迥异于《余生清白》那雪山与旷远天地间一匹白驹勾勒出的纯洁意象，《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的封面直接用墨黑色调，蜿蜒的矿洞被黑暗淹没，一位渺小的个体静静站立在浩茫星空下。诗集包括“一瓶可乐的空间叙事”“井下，风是不走回头路的”“煤矿工人的一天”“乌鸦十八章"等10个部分115首诗。从内容来看，不仅涵盖了诗人对煤矿工人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录，还以此为情感基石，延展为更加广阔的源于芸芸众生的爱与痛、诗与思。如果说，数年前诗人在凝眸矿山与矿山上为生计奔波的人们时，带着不可抑制的罪感意识与近乎虔诚的忏悔，那么在数年后，诗人已真正意义上融入了黑暗，将矿山、巷道、采煤机、变电站，以及矿洞中的一切生灵，作为其深邃诗思与绚烂诗境的重要承载。

作家聂尔说，榆木的诗“带有大地的力量和沉重，这些诗行本身就来自大地的深处”。是的，这位有着十年井下工作经历的诗人，在一点点凝聚着大地深处的生存之重与托举希冀之力。在《夜班》《井下的风》《煤矿工人的一天》等诗歌中，有矿洞里的繁重劳作与极端孤独，有肉身存在需求与生离死别伤痛，更有柔弱生命的呐喊，亲人挂念的爱意，以及真与美的人世呼唤，这是其诗歌中暖人心扉的温情所在。从某种意义而言，生活是艰难、沉重的，而如何从冷酷的生活冰山中，发掘出慰藉人心的温暖力量，显得至关重要。在“每向前走一步，黑暗就多一寸”的矿洞里，榆木所构筑的充满暖意的庙宇，承载了非同寻常的感人力量。

榆木的诸多诗歌探索源自矿洞深处，这使其诗境隐秘而深邃。这种独特的质素，让《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的百余首诗充溢着内在的神圣感。在此，诗人榆木以矿洞里的亲情、爱情为向度，以人间温情与生命哲思为观照，调动每一粒深埋汉字的抒情力量，点亮了每一盏行将枯萎的心灯。无论是“井下，风是不走回头路的”“煤矿工人的一天”等现实题材的直面，抑或“一瓶可乐的空间叙事”“乌鸦十八章”等富有思辨的空灵世界，诗人都始终植根于大地、立足于人间，以饱含热度的情感与孜孜不倦的突进，将内心的痛苦、孤独、绝望，渴望、祝福、爱意与每一个善良、淳朴的灵魂融为一体，以期抵达俗世人间凡尘个体心灵世界的安放。这种笃深的诗思交汇，不单需要一种基于众生的同情与悲悯，更需要一种基于人性与艺术之真的“心灵的定力”。依此出发，榆木在矿洞里收集的“星光”，绝非高蹈的、形而上的彩云，而是一个个深藏着的、可触可感的人间故事。一定意义而言，《我在矿洞收集星光》是这些故事的集纳，这些凡尘大地上的一点点露珠经由诗人的收集，宛若暗夜天际的星光，连通了家庭与社会，实现了浩渺星空与内在道德定律的辉映，照亮了孤独的自己，也温暖了并不遥远的读者。

凝望与守望

故乡，是榆木诗歌世界中矿山之外的另一方重要天地。

在这个城市化加速而乡村被迅速掏空的时代，“故乡何谓”与“故乡何在”日益成为诗人的心灵焦虑与情感之痛。在雷平阳那首著名的诗歌《亲人》中，有着这样不无悲怆的表达：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

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一生

苏子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凡尘世俗间背井离乡的日子里，在为生计奔波的日日夜夜中，故乡似乎日益被揉碎在记忆深处。而在此层面，榆木或许是幸运的。因为淳朴、天然的他葆有了一方完整而可以依托的故乡精神之地，尽管这方土地也难以逃脱分崩瓦解的最终命运。在这里，有他从沁河里捡来的鹅卵石，他可以借此“把一条河/安放在这小小的村子里”（《鹅卵石》）；在这里，他能够在乡间小径中轻轻步行，并因一只赶路的小小甲虫而放慢了脚步，因为“如果我脚步重点，带给它灾难/我担心等它回家的母亲，会因此而陷入绝望”（《乡间路》）；在这里，他还能在月圆之夜到院落里乘凉，并对落在手臂上的蚊子纹丝不动，因为只要“轻轻一动，定会把这一小片月光给弄疼了”（《一小片月光》）；在这里，还有诗人与画家动不了、而父亲却只是“甩了甩牛鞭”便用“翻出的田地”接住了的“佛子山/还有，佛子山的阳光”（《佛子山》）。正如他在《一颗弯腰的谷子》中写道的那样，“就让我把整个秋天安顿好”，这种于故乡的土地、安顿故乡的举动，是何等让人心动，因为他还珍藏着一双“故乡之眸”，可以静静地凝望着故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这，该是何等的幸福！

但现实不是乌托邦，故乡也慢慢成为空无之地。以前“几百口人，是一个巡家村”，而现在“九口人是一个巡家村”（《巡家村》）。成年的诗人走向了城里，但却“没能给乡下的父母，挤出一张床”（《几只麻雀》）。在《三只碗》中，诗人写下了这样富有隐喻的句子：

现在，仅剩一只碗盛满了，她六十岁的骨骼放在一日三餐的床上

另外的两只。一只扣在她男人的坟头，十五年了一只，被她的儿子，带出去生死不明

之前，她从深山里，迁进村子时

带来两头牛，一群鸡，分了三亩田地

还有她的男人，和孩子

三只碗，满满的

在此，我们看到了作为故乡的乡村之荒芜。在这种荒芜中，诗人依然执拗地守望着这方可以背靠的大地，一如孤独的母亲守望着晾衣绳上啾啾“唠嗑”的燕子（《孤独》）；一如他任性地写道“哪怕只有一个人。巡家村还是巡家村/如果没人了，巡家村就是一座山”（《巡家村》）一般；一如他将“故乡”作为“余生”之“清白”寄托那样：“余生才有清白，清白才会有，落脚的地方。那就是，故乡。一喊就颤抖的故乡。"（榆木：《谈谈我的首本诗集<余生清白>》）在此，故乡成为了他孤独的愁绪，也成为了他丰盈的滋养。背靠故乡这方深厚而日渐萧瑟的大地，榆木在诗意凝望与孤独守望之间，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悲痛变迁。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亲历的变迁，因而能让我们生发出深深共鸣与强烈痛感。

秩序与诗心

在《余生清白》的创作札记中，榆木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叔本华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而我，选择后者。所以，这条河流给我的孤独，就是这条河流的孤独；是几只水鸭，读懂水的孤独；也是我，读懂每一粒汉字的孤独。所以，我才想，让每一粒用旧的汉字，在余生里重新活过来。

这，或许可以成为他的“诗心”之所在。哲学家帕斯卡说，人就像一根芦苇，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甚至一阵风、一滴水便可以将其摧毁。但，人却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这是人之为人的高贵之所在。现代社会，于后工业时代不断喧嚣、相对物化的社会架构中，如何葆有一颗有温度而会思想的“诗心”，显得愈加艰难。如果说，在神启的时代，上帝以“信仰之塔”的规训体系不断摧毁着人类弱小的“巴别之塔”，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灾难、生存与艺术的深思。那么，在流动的现代性以及现代秩序所带来的渺小感与虚无感面前，对于“诗人何为”这一问题的追问，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挑战与危机。是像里尔克那样于思想的阁楼中朝向精神深度不断掘进，还是如叶赛宁一般用淳朴炽热的心灵讴歌大地？抑或如艾伦·金斯堡一样发出歇斯底里的疯狂“嚎叫”，再或者如T·S·艾略特那样构筑一个“空心”的后现代心灵“荒原”？这里有一个自由心灵与文明秩序的碰撞问题，而这，也是诗人如何葆有不羁“诗心”之精神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