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信工序检查工

金步摇，本名陈梅，女，陕西西安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延河》《青岛文学》等。出版长篇小说《寇准》《永葆真心》《社火娃》。

我突然闯进了一个轰隆隆响、油腻腻脏的冰冷世界，站在一堆一堆奇形怪状的铁疙瘩、钢疙瘩、铝疙瘩面前。这世界于我太陌生了，我慌乱地揪着衣角，低头看自己腿上斑马般一道黑一道白的健美裤，很为这幼稚的打扮难为情。

昨天早上，我还好端端地坐在这座城市郊区的一间教室里，上着心爱的语文课。今天早上，我就被父亲领进了工厂。

一

我幸运地搭上“接班顶替”政策的末班车，得以接替父亲的工作，成了一个军工厂的正式工人。厂子的门口有全副武装的经警，二十四小时站岗值班。

跟我一起进厂的农村孩子有一百多个，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人严厉地训诫我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军工战士了。对你们这些娃娃，厂子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在不行还要绳之以法！”

这话吓得我紧紧地缩住了肩头。

我被分配到检验处第四检室第五检验班。班组里到处都是零件，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还有人端着铁盘子，一盘一盘往屋子里送。那些零件有的脸盆水桶样大，有的半个指甲盖般小。

我羞涩地跳过一堆零件，来到了班长面前。师傅们发出了阵阵欢呼，说终于见到了新鲜血液。他们夸我的衣服干净，说他们刚进厂的时候，穿着鼻涕吧唧的破棉袄。

班长何桂花亲自带我这个小徒弟。她很年轻，看起来三十多岁，高个头，弯月眼，皮肤白皙，还有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整齐牙齿。

美人班长递给我一个小号哑铃一样的铁柱，告诉我这叫“塞规”，是测量孔大小的量具。长的一头是“通规”，要能塞进孔里去，短的一头是“止规”，要能在孔口止住。如果止规能塞进去，孔就大了，就是废品。如果通规塞不进去，孔就小了，要让生产工人拿回去返修。紧接着又教我用卡规量外圆，一头紧固螺钉，一头确保工件刚好通过。量深浅的指示器就更简单了，把测头放进孔里，指针只要落在表盘上的两个红点之内，就算合格。

她问我学会了没有，我诚实地点了点头。老师傅们哄堂大笑，我以为他们笑我自不量力，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笑“检验”这个熟练工种“通不通，三分钟”，毫无技术含量。

我正式开始工作了。“工作”这个词对于十六岁的我来说，比手中的零件还要有分量，比门外轰隆的机床还要响亮，比头上戴的工帽还要神圣。一想到我检验合格的零件将会装在某发炮弹上，被某个解放军叔叔发射出去，击中某个目标，我浑身就会因为过于激动而颤抖不已。

父亲抛下我回农村了，我住进了单位的集体宿舍。由于涉密的原因，家属区距工厂有五里路，我每天骑着父亲留给我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上下班，在职工食堂吃饭。工厂管理非常严格，上下班时，办公大楼的大喇叭会响起军号声，每天点四次名。

头两个月，我一钻进被窝就偷偷地哭。每天一上班，就要举着“哑铃”量零件上拳头大的一个个孔。我是学徒，不敢歇气，干一早上肩膀酸疼，临下班那会儿，胳膊简直抬不起来。这样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累得我实在受不住。周围一帮老头老太太，也没人跟我玩。我想妈，想家，也想学校。

我逃跑了，骑着自行车逃回学校，藏在了女生宿舍里。但还是有人告诉了老师。张老师是个头发永远蓬乱得像鸟窝一样的中年男人，他听了我的哭诉，劝我说：“你早点参加工作，能早点给家里减轻负担。你就是考上了中专，也是吃个商品粮，还不一定能分到这么好的单位。军工厂啊，我年轻的时候想去军工厂学徒，政审通不过，连参观一下厂子的资格都没有。同学们都进去了，我一个人在外面的大风地里等，自卑得很，羡慕得很……”

我被老师送回了厂里。我逃跑的事，父亲并不知情。

没多久，我开始学习“看外观”，就是检验零件的“长相”。各棱角孔边是不是光滑圆润，有没有毛刺挂手，有没有缺肉、压伤、沙眼，表面光洁度能不能达到要求等等。看外观全凭一双肉眼，没有固定标准，特别费眼睛，还得罪生产工人。你挑出毛病，工人就得返修，你判一件废品，他们就要多做一件。

但看外观相对轻松些，不用天天举“哑铃”，我挺乐意干。不干也没办法，班组里的老师傅们眼睛都不行了，外观只能丢给班长和我。

班长递给我一把三角刮刀，让我去磨磨。我拿着刮刀来到车间的砂轮机跟前，在白色的砂轮上吭哧吭哧蹭起来。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男人瞪着我，问：“娃，你干啥呢？”我有些害怕，小声回答：“我师傅让我把刀磨磨。”大胡子说：“起开。”一把夺了我的刀。

“轰”的一声，砂轮机飞速转动起来，橘红色的火花从大胡子手上飞散开来，溅在他胸前、脚下，溅到我的裤腿上，我尖叫着蹦了起来。虽说我现在刀磨得又快又亮，拿刮刀犹如医生拿手术刀，但我磨刀不知道开电机的笑话，至今仍在车间工人中口口相传。

还有一件事情也颇为好笑。我去买婚戒的时候，挑来挑去，非说金光闪闪的花纹上有毛刺，要打磨掉。营业员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说：“这可是金子吔！”我猛然醒悟。唉！典型的职业病。

二

班组的老师傅们接连到了退休年龄。我们隔几个月就吃一顿散伙饭。为了节约钱，大家吃露天火锅，提前买些饺子、豆腐、粉带等食材，趁摊主不注意，一股脑下到锅里煮。

班组就剩下了我和班长，领导就把六个班组合并成三个。那段时间生产任务不多，我们只能领到一半的工资。随着工人的大批下岗，工厂人员从一万多减到了不到四千人，其中有一半还是管理干部。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世界上只要有战争，我们军工厂就有订单。大概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加班，吃住在车间。生产任务压得大家驼着腰走路，大干六十天接着再大干九十天，劳动竞赛一个连一个，先进生产者轮流当。我们两口子周末加班，把孩子锁在家里，顾不上管。儿子胸口那片疤痕，就是够热水瓶的时候烫伤的。

迎接各类检查，更让全车间人仰马翻。

最大的一次检查是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洗心革面”。全车间破天荒地停产一周，人手一把铁刷，刷机床、桌椅、地面上的油垢。我爬上桌子，拆下头顶上的风扇，把风叶上两厘米厚的黑油用刀子往下刮。擦洗完了接着刷漆，将各处都刷成簇新的白色或绿色。

办事员给我们发下来一摞一摞表单、记录本，还有整把的签字笔。每个人必须补齐近三年所检验产品的数据，记录写完了还要揉皱，在油里泡泡，在地上蹭蹭，谓之“做旧”。

等专家组驾临时，我们穿上深蓝色的新工作服，戴上护士样的雪白帽子和白手套，如临大敌。专家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装模作样地捏着量具的手微微颤抖着。能不紧张吗？领导说了，这次验收事关政治立场、诚信人品、职业操守和发展机遇，谁出错就罚得谁倾家荡产。

专家就是专家，人家戴着白手套，摸摸我们柜顶，手套黑了。人家和和气气地问：“量具报废了，你们有没有对之前检验合格的产品进行追溯，有没有追溯记录？”问得我们头上脸上汗津津的。“追溯”这个词因为陌生，而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打击力。

我发现专家问话时，所有人的眼神都是紧张游离的，只有班长何桂花的眼里闪闪发光。文质彬彬的专家，竟是班长小时候的邻家大哥。陪同在左右的厂领导拿从未有过的喜悦眼神看着检验工人何桂花。

我们整改再整改，私下请来专家大哥现场指导，换崭新的铁柜子，进行产品质量追溯、点数，轻拿轻放，文明生产。

何桂花被提拔到车间办公室当了劳资员，车间的毛刺工们说她“进宫当了娘娘”。

何桂花和老公闹离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跟“专家大哥”有关，可专家是有老婆的。一天半夜，何桂花敲响了我家的门：“我没地方去，明天还要上班呢。”身上到处都是青紫的伤痕。

何桂花又被贬回到检验班。我发现她在看外观的时候常常跟零件说话，嘴唇开开合合，有时候还一噘一耸的，像是在和谁骂架。不久后她就休了病假，回娘家去了。

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我们的厂子通过了质量认证，改制成了集团公司，修建了大门楼。远看像天堂，近看像银行。

车间引进了德产和日产的数字控制机床，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有着精确“大脑”的自动化加工系统所生产的零件尺寸一致性非常高。但要是麻痹大意，也会整批报废。

我由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一个技术工人，学会了看三视图、计算公差，学会了使用数显尺子、三坐标测量仪，看外观更是经验丰富。一个指甲盖大的齿轮上，五十多个轮齿，我在放大镜下转一圈，崩裂呀，缺齿呀，一处不漏地都能挑出来。经过夜校培训和考试，我拿到了高级工等级证书，这才知道自己的工种叫“引信工序检查工”。引信是装在炮弹、炸弹、地雷上的一种引爆装置。爆竹的火药捻子，便是最简单、最早的引信。

我们厂生产的炮弹出现在了国庆阅兵仪式上。北京的中国兵器集团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感觉到一种叫“责任心”的东西在我身上生长着。

三

去装配车间返修零件，让我真正见识到了军品生产的危险性。顺着厂道走十几分钟，火工品装配车间隐匿在工厂一角林深叶茂处，僻静得近乎荒凉。

进一道门交出打火机、香烟等易燃物，进二道门洗手、束发，浑身上下连裤头都要换上防静电服。

装配车间里到处是危险标志，头顶上安装着防爆灯。工人们把手从面前盾牌一样的防爆玻璃罩两侧伸进去，给零件装上火药。装了药的部位一律涂抹成红色，避免人为碰触。

在装配车间，各个车间生产的零件被镀上锌呀镍呀，变得干净漂亮，再组装成一个个威风凛凛的部件，一排排摆放着，让我大开眼界，心里升起了无限的自豪感。

一排组装好的小小的引信成品，破坏了我庄重的心境，把我逗笑了。小引信的外壳上大下小，底部是圆的，这不就是父亲给我们带回去玩的“猴”吗？小时候我经常手握鞭子，把“猴”抽得滴溜溜转，没承想它竟然是个高大上的引信外壳。

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修建了高大雄伟的门楼后，厂里的产品打靶总是打不响。靶场在内蒙古包头，那里专门驻扎着试验人员。坏消息源源不断地从草原上带回来，四处传播。时至年底，人心惶惶，总厂领导一个个黑着脸，下到车间里视察，工人们噤若寒蝉。

一天早晨，车工班的杨师傅把一个双节棍啪地摔到了车间主任的办公桌上。这双节棍可不容小觑。去年底车间举办的春晚上，配着周杰伦的呐喊声，杨师傅把它舞得虎虎生风。

车间的一个新产品外圆出现了梢度，一边合格，一边大了0.02毫米，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修复的任务交给了杨师傅。问题的关键是产品已经压上了药，点上了象征危险品的小红点。

杨师傅大声质问：“我上有老下有小，出了问题谁负责？你们领导坐在办公室里，不想想工人的死活？”

“那是针刺触发引信，不用尖锐东西碰它，没事的。”

“反正我不干。”

主任稳稳地站起来，端上茶缸子，说：“我陪着你，坐你旁边，要炸咱俩一起炸。”

工厂里就这样，只要你做事情公道，有本事，大家就服气你。车间主任工人出身，参加过第一届全国车工技能大赛，获得了金奖，被提拔成了干部。

杨师傅的车床旁边拉起了黄色警戒线。那地方离水房近，我们出出进进，不由得朝他俩瞅几眼，蛮揪心的。这事情其实是我们检验班小叶出的漏检事故，假若她当时细心点，两面检验零件，梢度就能被发现。我们和她一样怀着负罪感。看到杨师傅和主任说说笑笑地干了两天，把产品修好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事情解决后，小叶被扣了二百块钱工资。检验间里沉闷闷的，一干关键件，爱说话的小叶就戴个口罩，管住自己的嘴巴，再也不敢分神了。

大年三十我们没放假，整个班组人员都被派到装配车间复检零件。其实零件也不见得就有毛病，产品打不响，又找不出原因，就让我们去自查。

大年三十谁家不是一摊子事情？都着急团圆呢。我匆匆地查完了自己负责的零件，跟旁边同班组的王师傅说拜拜。王师傅四十出头，性格外向，特别喜欢开玩笑，见我要走，他笑眯眯地说：“你看小梅，着急成那样，也不知道是想孩子还是想老公。”王师傅就是这样，喜欢跟女同志打趣，把每个人都叫得亲亲热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