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大地上的粟特遗痕

作为国史上民族交融的富地，陕北区域留下了许许多多曾经走过这里的少数民族的足迹。粟特人，就是这样一个曾经闪亮过历史天空的耀眼明星。今天，尽管粟特已不再以一个独立族群的身份存在，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却没有随着自身实体的消亡而泯灭不见。岁月流逝，桑田沧海，人虽远走，风韵气质留存。泱泱中华文化，粟特文明艺术、宗教民俗等的影响痕印深重。就在陕北大地上，惊鸿一瞥间，高原百姓的音乐舞蹈、生活习俗、人群血脉中都依稀隐约影影绰绰地能够看到粟特人的身影。

一

延州北约150公里，是中古史上另一个声名卓著的地方——夏州，或者叫朔方。2024年正月，笔者和几位朋友从延州驱车一路向北，苍茫的陕北大地，黄土漠漠，丘陵纵横，星星点点散布其间古老断续的长城、衰败颓倾的城堡驿站，以及不时映入眼帘沉默敦厚的烽火台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块多么厚重苍凉的土地……作为历史上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陕北高原充满了浓郁幽远的边塞意味和悲怆气息。

夏州，今天的名字叫靖边，位于陕西省榆林市西南部，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鄂托克前旗相邻，南与延安市子长市、安塞区、志丹县、吴起县接壤，东西分别与榆林市横山区、定边县毗连。

在靖边，我们走进了当地最著名的五台森林公园。毛乌素沙漠治理，一个可以彪炳史册的壮举。这个生态公园就是靖边人民改天换地的窗口样本，因园内遗存五个烽火墩台而名。

冬日高原，游人目光所及，黄色的沙土地上林木密植。高原的风吹落了树叶，唯有裸露的枝干静立在阳光下，静默无语。当这样的林木以万亩计时，一种油然而生宏大壮阔的气势就扑面而来，令人不由得心生崇敬。可以想见春夏季节，那该是一片多么令人陶醉的绿色啊。要知道，曾经的这里明代时期就已是“地拥黄沙草不生”的荒凉之景了。

靖边县博物馆建设在公园里。

作为一个县级博物馆，其规模和藏品自然无法和外面的大馆相比，但馆藏的一些文物依然令人惊艳。

观展中，一个隐身于历史深处的少数民族隐约透露出了自己的半个面庞，悠远而神秘。

展厅，1993年出土于靖边县红墩界镇一座北周墓葬中的翟曹明墓石雕刻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石墓门雕刻精美，正中阴线刻一怪兽面，“山”字形额，怒目、大鼻、阔嘴露犬牙、面目狰狞，火焰纹围绕。怪兽面左右各刻一雄鸡，呈站立势。左、右门框阴线刻有翼龙、朱雀、人物、守护神、狮形辟邪。门扉上各浮雕一武士，头戴日月纹冠，高鼻深目，留八字须，着侧开衫翻领长袍，足穿高筒靴，呈站立势。一手持三齿叉兵器，腰束皮带，配持一长剑，上体有红、棕、黄等色绘彩。

旁边展厅里有一方残缺的半截石质墓志，志石为方形，由上而下斜向断裂，现存为右半截。存志文14行，前6行完整，满行18字，楷书。志题“大周大成元年岁次己亥三月癸巳朔四日乙未夏州天主仪同翟君墓志”。墓志刻于北周大成元年（579年）。

由志文可知志主曹明即“西国人”翟曹明，是北朝时入居中土的中亚胡人。志文云：“祖宗忠烈，令誉家邦。受命来朝，遂居恒夏。”

所谓“恒夏”，是当时对今山西北部和陕西北部地区的泛称。北魏以司州改名恒州，治所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升统万镇置夏州，治所在岩绿县（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

志主职衔“夏州天主”，是当地管理胡商、征收赋税的官员。

出土文物中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西域地区“受命来朝”的胡人，在中原受到了较高规格的礼遇，最终老死夏州，葬在当地。

沿丝绸之路入华的“昭武九姓”中，来自中亚曹国的粟特人后来以曹为姓，在中原生根立足。

门扉上的两名胡人武士的外形与装束、图案中的“山”字形额、火焰纹、公鸡、武士手中的三齿叉兵器等都具有明显的南北朝时期粟特风格。

这两名胡人武士不是佛教护法题材，或属于袄教的天神，比照形象极为相像的敦煌莫高窟285窟的天王形象，似乎看作是两位天王更为合适，他们是翟曹明墓的守护神。在8世纪片治肯特壁画就有手持三叉戟的天神形象出现。两名武士头上束发金圈上两个呈“日月”形状的头饰，正是祆教信奉天体的表现。门框上的两位力士，形体要小得多，则是更次一级的守护亡灵的神祇。

门楣上的公鸡线刻图案，是墓主人真实身份的代表。在粟特文化中，公鸡是其宗教——袄教的一种圣禽，名叫“斯劳沙”。斯劳沙不仅仅是惩治恶魔的圣物，而且还兼任亡灵的向导，带领他们到达另一个快乐的世界，以此获得新的生命。翟曹明生前应是袄教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只有很高的身份，才有资格利用斯劳沙来引导魂灵。

正像西安出土的史君墓和安伽墓的墓门所呈现的情形一样，翟曹明墓墓门虽然没有祆教祭司形象出现，但天王、力士、公鸡（斯劳沙化身）、狮子等形象，都透露出这些同时代胡人墓葬信仰的共同性。

尽管翟曹明的汉文墓志铭看不出任何祆教内涵，但作为祆教神职人员，墓门却表现出了其明显的宗教信仰。

中亚粟特人怎么会定居到几千里之外的夏州？祆教又是什么样神秘的宗教？翟曹明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查阅资料才知，小小的靖边不仅有翟曹明墓志墓门，还有其他和粟特人有关的种种发现。

1995年，在靖边县红墩界镇圪坨河村出土了一方唐代墓志，盖文篆书“安公墓志”。志文如下：

君讳旻，字敬爱。夏州湖方人也。曾讳德，隋任鹰扬郎将。祖达，陈仪同叁司。父绩，唐上护军，西凉大族，声振当时。流宦婆娑，遂居塞北。以大周万岁通天二年捌月拾伍日，卒于私第，春秋伍拾有陆。即以神功元年拾月柒日，葬于统万城南贰拾里……

墓志中“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称周帝后的第八个年号，使用约一年半。万岁通天二年，即697年。是年9月29日，武则天改元神功。故，墓志中“神功元年”也是697年。

安旻，夏州朔方县人，但他并非当地土著，祖籍为“西凉大族，声震当时”，后“流宦婆娑，遂居塞北”。

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为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入华所必经之路，也是入华粟特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在史籍中，凉州安氏始见于北魏，盛于唐，历经百年而不坠，五代后渐衰落。安旻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安德在隋朝是鹰扬郎将，祖父安达为仪同三司，父安勣为唐上护军。志文中没有提及安旻是否入仕，秉承家学，他在唐朝极有可能也是武职。

安旻卒于“大周万岁通天贰年捌月拾伍日”，享年五十六岁，“神功元年拾月柒日”葬于统万城南二十里。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距统万城约3公里处八大梁墓地清理出五座墓葬，这批墓葬墓室均绘有宗教气氛浓郁的精美壁画，具有鲜明的佛教色彩和清晰的胡风因素，反映了典型的粟特人形象和文化特色。

其中的一座北魏晚期到西魏时期的墓葬，墓室内右侧墙壁画右下方有一位疑似墓主人的男子，端坐在靠椅上，神态安详，五位身披袈裟的僧人站立一旁，手中各持一朵莲花，他们旁边是一位头戴虚帽的粟特人。

还有两方《王夫人墓志》和《张宁墓志》也出土在统万城，墓志中陆续提到粟特人康氏和安氏。《王夫人墓志》立石于唐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十一日，志文中提到王夫人的丈夫康氏，显然是一位粟特人。《张宁墓志》立石于唐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志文中提及的张宁夫人安氏也应是一位粟特人。

统万城还出土了一枚双语“史佛延”印章，据其制作方式、印文书体和印文内容等多方面因素推测，此章为唐代私人印，印章拥有者“史佛延”是一名粟特男子，为早期入华史姓粟特人的后裔，同安旻一样已入夏州朔方县籍贯，有较大的可能从政。

简单梳理，从北周翟曹明墓、北朝八大梁粟特人壁画墓，到唐代安旻墓志、唐代汉文和粟特文双语铜印章、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银币等，陆陆续续，粟特人的墓葬、遗物不断地在靖边县境内，特别是统万城附近被发现。

考古学者们推测，从汉朝到唐朝，入华的粟特人源源不断，他们中有的人不断往返于中亚与中国，有的人则扎根中国，直至终老。

粟特作为历史上最善于经商的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宋祁的《新唐书》云：“（粟特）男子年二十，即送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由于交通比较通顺，无论是南来北往，还是西去东徙，都没有太多的障碍。因此，当时在我国北方地区活动的民族在统万城周边基本上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和活动足迹，粟特自然也在其中。

二

南有延安，北有榆林，就是身边的米脂、绥德都比它名气大了许多，为什么却是陕北其它地区少有，只在靖边、定边发现了粟特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打开历史书卷，靖边显然不是今天这般轻飘飘地存在。

隋唐，是大量粟特人进入中华的阶段，也是历史上夏州建制的重要时期。

彼时的夏州，处于南北东西交通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地理位置重要。

南北方向看，它是由关中北去河朔道中的重镇。沿着形成于唐代的关中到陕北的主动脉延州道，沿三原、华原、富平、同州、宜君县、坊州中部县、三川县、鄜州洛交县、甘泉县一线，到达延州肤施县，然后再由二途分别通向东、中和西受降城。延州、盐州、夏州、绥州、丰州、宥州、麟州、银州、府州等州县都是这条道路沿线的重要城镇。

东西方向看，以夏州为中心，向两翼延伸，在历史长期形成的农牧交错带上也存在着一条交通路线，由灵州、盐州，过夏州，到银州、胜州一线的往来始终络绎不绝。这条交通道路与经过长安、洛阳，传统的东西向“丝绸之路”近乎平行。其西段与河西走廊的凉州或河湟地区的“吐谷浑路”相衔接，向西连接着西域和中亚两河流域。当北方政权不稳定关中受阻时，经夏州向东北方向绕行渡过黄河就会成为一种继续向西的不二选择。

位于商路通道、去留便利的靖边，自然而然成为行商的粟特人贸易或者居留的选择。只是这个原因应该不是主要或者唯一因素，在粟特人入华的路线上，从新疆的西州到山西的平城等等，粟特人经过的城镇众多，又岂止一个夏州。

史书告诉我们，原来，夏州及周边曾经是唐政府安置内附粟特人的“六胡州”旧地。这才是此地多有粟特人的最重要原因。

六胡州，史载粟特人在华最大的聚居地。从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内附唐朝，落脚六胡州，到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离开，迁入云州、朔州，粟特人在六胡州生活繁衍了上百年，其中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时间就不少于150年。

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唐人墓志显示，贞观四年时，唐平定东突厥而“处突降户东自幽州，西至灵州，一同被安置的还有依附于突的粟特人”。这是粟特人开始大规模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进入陕北高原的最早记录。

颉利可汗的东突厥汗国灭于唐太宗之后，在其故地所设置的以突厥酋长出任都督的羁縻州中，首领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五个州都督，其中，北安州都督是康苏密，此人出自粟特胡部基本无争议。另一个北抚州都督是史善应，有专家认为其应出自突厥阿史那氏，但也有认定其应出自粟特胡部。不论一个还是两个，五个州都督中竟有可能两个粟特胡人，突厥国中粟特势力之强可见一斑。

洛阳出土的《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称：“君讳菩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开元十年（722年），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反唐，被平息后，余众五万多口分配许、汝、唐、邓等州（皆在今河南省境）。

到了唐玄宗时，玄宗的《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赦》中称六胡州地区“群胡编列，积百年余”，按该赦令颁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计，往前推百年为贞观十二年（638年）。除去些许误差，六胡州首建于贞观早期是准确的。

《新唐书·地理志》载：“高宗调露元年，於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六胡州地处河曲的灵、夏州南境，属灵州都督府管辖。

看《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似乎可知，六胡州建于调露元年。但有学者据《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考证认为：六胡州地区在调露元年之前就有州的建置。调露元年“以唐人为刺史”是其由羁縻州升为正州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