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境遇与破解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效能评价与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YJA880061，项目主持人：徐森富）和2025年度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台州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5GHY23，项目主持人：顾佳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0-0014-08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多元的经济形式、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市场变化敏锐的适应性，在推动经济增长、激发创新活力、吸纳海量就业等关键领域彰显出不可替代的效能[1]。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明确了民营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提供高质量的供给[2]。相关数据显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关键领域中，新增劳动力的 70% 以上源自职业教育体系的培养；而民营经济为城镇劳动就业提供了超过 80% 的就业岗位。可见，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推动二者融合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由此凸显。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要求，明确了“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教育强国建设关键任务，并提出“强化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优化职业教育布局以适应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举办或合作，促进校企在办学、育人、就业等领域的深人合作”的具体措施。因此，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持续推进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激活民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新动能，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式，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级，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共融共生生态体系，助力民营经济实现新的飞跃，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命题。基于此，本研究借助社会学相关理论模型，重点从三个维度探讨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是从价值论的视角，厘清两者融合发展的价值向度，解答“为什么”的问题；二是从本体论的视角，明晰两者融合发展的现实境遇，解答“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方法论的视角，找准两者融合发展的破解路径，解答“怎么做”的问题。

一、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价值向度

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所处领域不同，既可视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单元，也可将两者融为一个社会系统。因此，可借助社会学相关理论明晰不同利益主体各自的目标定位，理性分析两者融合发展中的价值向度。场域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的一种社会学理论，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场域，由众多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子场域"组成。关系性是场域的主要特征，意味着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作用[3]。每个场域都赋予利益这个空洞的范畴以全新内容[4]。该理论主要聚焦于社会中各种不同力量和资本的互动，并探讨这些力量如何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社会地位及社会结构。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可视为职业教育力量和民营资本两个“子场域”的互动适应，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发展需求中相互影响。

（一）职业教育场域视角：类型定位下的场域地位更为突出

场域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实践空间隐喻，为各种资本提供了一个相互较量、比较和转换的平台。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经济场域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可视为“子场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职业教育场域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产业、经济、社会及其他教育领域紧密相连、相互作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联系越发紧密。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来推动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投人稳步增长，其中高等职业教育投人从2012年的1410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3630亿元。可见，职业教育场域是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在分化、融合与共生过程中孕育的产物5，而“融合"成为职业教育场域与其他场域发展、演变的重要方向。特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中，职业教育的场域作用将更加凸显、责任将更为重大。同时，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以及其他类型的教育场域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也将使其类型教育的特征更加鲜明。

（二）民营经济场域视角：场域内外部实践关系要素更加紧密

布尔迪厄从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惯习）（资本）] + 场域 实践"的分析公式[。行动者、资本和惯习是场域的核心要素，资本是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又是行动者的目标。借助该公式再次审视整个民营经济场域，其在稳定增长、激发创新活力、保障就业等多个维度上的关键作用明显，是推动国家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民营经济场域急需职业教育场域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破解发展瓶颈；职业教育场域需要吸收民营经济的资本（设备）融人，提升办学实践成效，同时职业教育场域的资本（公共财政）投入也将吸引民营经济场域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发展；人民群众可视为场域中的行动者，其惯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技术技能学习需要和职业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凸显[]，行动者（学生）对在家门口上好学、就好业的期待越来越高。《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院校农村生源比例达 70% 以上。可见，职业教育场域已经逐渐成为行动者实现扩中提低，进而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出生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家长更希望孩子就近入学、就近就业。 ⟨⟨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院校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率平均为 43.42% ，如江西省毕业生选择省内就业的占比为 62.13% 。以民营经济发祥地浙江台州为例，2024年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且多数行动者进人民营企业就业。这表明职业教育场域与民营经济场域共同肩负着让上好学、就好业的重任。因此，培养适应民营经济场域的技术技能人才，满足行动者上好学、就好业的惯习需求已迫在眉睫。

二、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境遇

当前，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冲突。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科塞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和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其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8]。“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是冲突的根源所在：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会导致物质性冲突；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会导致非物质性冲突。”9为深人了解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现状，研究团队对浙江省492家民营企业开展调研。其中，第一产业相关企业12家，占比 2.43% ；第二产业282家，占比 57.31% ；第三产业198家，占比 40.24% 。同时，选取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一一浙江温州、台州两地，调研8所职业院校。其中，面向教师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74份；面向在校生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923份；访谈校领导、中层干部等学校管理者21位。调研发现，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专业滞后产业发展、办学主体定位漂移、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社会认可亟待提升等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现实问题。

（一）专业滞后产业发展：院校追求“大而全”与民营企业“小而精”的适配冲突

专业（群）建设是职业院校发展的关键所在，对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具有直接影响，必须与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需求紧密契合，明确依托“产业办专业"的发展定位。对于这一办学定位，职业院校虽然普遍比较认可，但也存在一定的困扰。调查显示， 77.3% 的民营企业认为，学生的技能产出与实际的岗位需求存在差距，导致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企业特定工作岗位所需； 59.8% 的民营企业认为，当前学校调整专业不够及时，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实际需求； 75.1% 的教师和 81.4% 的民营企业认为，校企合作机制和沟通渠道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促进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在学校专业布局方面，以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台地区为例，高职院校总量和高水平专业（群）数量均无法满足区域民营经济发展需求。当前，该地区仅有8所高职院校，其中民办院校2所，尚无职业本科大学。温台地区各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年报》显示，1所院校专业数超40个，5所院校超30个，专业布局几乎覆盖三大产业，这种追求全覆盖的“大而全"专业设置模式，容易导致资源分配的碎片化和低效化，无法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的核心需求。

以“小而精”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其经营机制灵活，市场适应性较强，在面临风险时，也能够较为灵活地调整经营方向或进行产业转型。但是，职业院校普遍存在依托“自身办专业”的思维，专业设置过于注重校内资源，如教师、实训设备等资源能否满足新专业建设的需要。人才培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培养方案的制订还是培养过程的实施，都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调查显示，60.3% 的教师认为学校亟须建立健全动态专业调整机制； 68.3% 的教师认为学校专业调整最大的阻力是教师无法迅速转型； 52.73% 的学生认为学校所学的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可见，职业院校过于追求“大而全”的专业（群）建设与民营企业“小而精”的发展方向确实存在一定的现实冲突，职业教育如何精准适配民营经济发展需求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而这正是价值观念冲突引起的非物质性表现。

（二）办学主体定位漂移：教育回报“公益性”与民营企业“逐利性”的本源冲突

发挥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是国家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在实践中，教育回报“公益性”与民营企业“逐利性”的本源冲突始终存在。总体而言，民营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目标缺乏明确定位，进而缺乏办学动能。调查显示，有226家民营企业表示非常愿意参与校企合作，占比 45.9% 。从参与职业教育的原因来看， 78.3% 的民营企业认为参与职业教育能“作为企业人力资源储备”“满足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32.3% 的民营企业表示是基于“建立与院校间良好的社会关系”；认可参与职业教育是基于“企业在职员工培训”“作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的的民营企业分别占比 19.5%，17.7% 。从参与职业教育的形式来看，选择“接收学生实习”“开展员工培训、技能鉴定、继续教育"的民营企业占比分别达 71.3%.54.9% ，而对“独立主体办学”“参与专业建设”“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等普遍缺乏热情。可见，多数民营企业对参与办学存在定位漂移的问题，在参与办学过程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此外，民营企业还需要承担办学中的管理责任、质量保障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了其参与职业教育的难度。即便办学逐步实现盈利，学校和企业之间也容易在利益分配、权责划分等方面出现分歧，影响合作的可持续性。可见，从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看，民营经济的发展需求和侧重点不同，由于存在管理机制和发展目标的异同，难以摆脱现实困境实现深度融合；从民营经济的需求侧看，技术革新速度过快和资金投入较大，使其难以将大量精力投入职业教育。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两主体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本质上源于两者在地位上的物质性冲突。

（三）资源配置仍需优化：办学投入“持续输血”与民营企业未来“不确定性”的供需冲突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对于多数职业院校而言，办学投人主要依靠政府“持续输血”。虽然国家政策一直鼓励企业加强办学资源的投入，但职业院校的办学资源普遍不足，资源配置亟待优化。从举办方的投入看，以温台地区为例，公办高职院校的地方政府生均拨款普遍高于12000元的国家标准线，但仍无法满足实验实训设备建设的需求。民办高职院校缺乏政府投入，主要依靠学费收人，企业投入为辅。民营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有心无力，从而导致办学资源严重不足。调查显示，有 56.8% 的教师和 65.3% 的民营企业认为，学校的实验实训设备设施建设滞后，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只有 28.7% 的民营企业愿意与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协同创新中心”。当前，对于职业院校而言，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是两者融合发展的主要载体。产业学院建在职业院校，学校提供场地，企业以（准）捐赠的形式将设备投到学校。看似双方都能获利，但企业的投人不能作为职业院校的资产，上级部门的各类考核指标无法认定，职业院校也担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问题成为两者融合发展的天然阻力。同时，部分民营企业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职业教育与企业核心业务关联性不大，很难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或品牌价值，这种认知上的不足加大了融合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