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多功能发展视域下职业教育创新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重点）“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功能和定位研究”（项目编号： B/2021/03/34 ，项目主持人：）和2023年度“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实践体系”立项课题“乡村振兴中职业教育的价值需求与共创路径”（项目编号：GJS2023005，项目主持人：李博）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0-0039-09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环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202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一2035年）》，着重强调“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人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快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

在此宏观政策背景下，乡村多功能的深入挖掘与有效拓展成为必然趋势。乡村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区域，其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凸显，成为一个集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元价值于一体的复杂地域系统。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使命。如何精准对接乡村多功能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成为亟待深入研究与解决的关键课题。

一、乡村多功能的理论根基与内涵新解

（一）理论溯源：从农业多功能到乡村多功能的演进

乡村多功能的研究起源于对农业多功能的探索。1992年，欧盟在里约地球峰会发布《21世纪议程》后，正式提出农业多功能概念。该概念极具前瞻性与创新性，迅速获得世界粮食首脑会议、OECD、WTO、FAO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可，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农业多功能的核心在于“农业能够产生多元且相互关联的结果与效应”]，这意味着农业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粮食与原材料供给，还延伸至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多样性维护以及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等关键领域，充分体现了农业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价值。2006年，约翰·霍姆斯（Holmes）在农业多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拓展，提出了乡村多功能理论。他指出，乡村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相互交织的复杂地域系统，呈现出与城市不同却又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独特空间形态。尽管Holmes的理论强调功能协同，但Bowl-er通过英国约克郡乡村研究表明，旅游业扩张导致生态用地减少 23% ，印证了“功能挤出效应”的存在[2]，这对职业教育协调多元利益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基于各自的生活方式、经济利益和文化需求，对乡村地域的生产、消费和生态等方面产生多样化利益诉求。这些多样化利益诉求推动不同形式的要素功能优化重组，促进了乡村功能的持续演变与升级。

（二）内涵剖析：乡村功能的多元维度与决定因素

乡村功能涵盖粮食和纤维生产、休闲娱乐、居住生活、生态保护以及乡村景观保护等多个维度，大致可归纳为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主要功能[3]。乡村功能范畴的拓展，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向更广阔乡村地域的跨越，全面涵盖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充分体现了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综合性价值。衡量乡村功能强弱，自然禀赋资源是重要基础，但还取决于以下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需求的异质性。农户及其他农业活动参与者对乡村功能的需求发生深刻转变，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物质需求，而是兼顾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理念。这种兼具物质与非物质、经济与文化的多元需求，成为推动乡村资源利用方式持续深化的强大内生动力。第二，乡村建设主体的能力。乡村建设主体的能力强弱直接关系到乡村功能的发挥。功能强大的乡村在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通常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耕作强度较低，能够高效提供各类高质量的商品、服务以及非市场功能，衍生出丰富多样的乡村功能价值。第三，乡村功能集成度。乡村的生活、生产、生态功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有机整体。乡村多功能既具有功能多样性，又具有功能系统性，其核心目标并非追求单一功能最大化，而是致力于实现整体功能效用最大化，以达到乡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乡村多功能与职业教育的使命迭代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水平日新月异，以及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乡村功能持续调整与创新。这为探索乡村多元化转型、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实践范式和发展路径，同时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迫切、更高层次的要求。

（一）主体培育：以农民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力量锻造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其素质和能力决定乡村发展质量和水平。乡村多功能的建设主体包括“农户和其他参与农业活动的所有行为者”。职业院校作为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主阵地，需加快培养以新型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劳动者队伍，使其具备适应农业科学技术转型升级、数字化乡村建设、传承农耕文明和文化兴盛以及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4]。通过培养和引导，推动农民从单纯追求“生产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转变为追求农业、社会、文化、环境等复合价值需求的“社会人”5]，实现乡村发展从外部驱动向内部驱动的根本性转变，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二）能力提升：科技创新驱动的乡村功能供给强化

当前，中国现代农业在保持粮食产量高位稳定的基础上，正积极优化调整，呈现出基因化、智能化等重大发展变革。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为核心特征，加工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乡村发展模式也朝着多产融合方向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必须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政府、企业、学校等多方主体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创新因素融入乡村传统发展模式，优化整合乡村建设所需的劳动力、知识、技术等生产资料，加快生产资料更新换代。通过这些举措，为乡村提供高质量农副产品和优质生产服务，全面提升乡村在生活、生产、生态等方面的市场功能和非市场功能的供给能力，满足乡村发展的多元需求。

（三）功能集成：共同富裕导向的乡村多功能融合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处理准则，并将乡村振兴战略纳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框架，凸显了乡村振兴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功能从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向“公共物品"生产拓展，生态保护、赓续农耕文明、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宜居建设等乡村活动比重日益增加。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农业的外部正效应愈发显著，构成农业多功能的外部经济特征。在这种形势下，职业教育应秉持开放协同理念，不仅要在乡村生产功能方面增强物质供给能力，还要在乡村生活功能方面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就业保障，增进民生福祉，强化收益共享、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8]。同时，在乡村生态功能方面，职业教育应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农耕文明传承等工作，通过汇聚各方资源、优化要素配置、集成系统功能，全面对接乡村多功能发展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功能困境

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承载着培育人才、驱动经济、优化治理的多元使命。然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中，职业教育在个体发展、经济适配、社会治理等维度仍面临诸多挑战与瓶颈。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既是明晰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现实困境的关键，也为探寻优化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一）个体发展瓶颈：乡村人才供给的数量与质量难题

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是教育的根本属性，在赋能乡村多功能中占据基础且关键地位。聚焦农民群众这一核心主体，个体发展功能通过推动农民个体社会化与个性化发展，激发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精神。

自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以来，大力推动契合乡村振兴需求的职业教育发展，已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国职业教育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职业院校生源中农村户籍学生占比高达 70% 。农村地区的学生大量涌入职业院校，却难以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所学，这一矛盾亟待解决。再看涉农专业的相关数据，依据《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当前涉农专业的招生占比虽已提升至 4.1% ，但相较于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而言，仍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并且，涉农专业毕业生在农业领域的就业率仅为 48.7% ，与高职院校平均专业对口率相比，存在21.3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当前我国在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正面临着严峻的适配性危机。

不过，也有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作为全国首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自2020年起便实施了涉农专业“县域定向培养计划”，并联合陕西省56个涉农区县开展“招生一培养一就业”一体化改革。相关数据显示，在该计划实施后，毕业生县域就业率从2019年的 38% 大幅提升至2023年的 。农业农村部的评估结果表明，学院的“县域定向培养计划”使合作县域的农业技术推广效率提高了 27% ，有力地印证了政策干预所产生的显著成效。此外，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开展“政府 + 院校 + 青年学生"的定向培养模式，与苏州市太仓市、昆山市、常熟市、吴江区等多地政府合作开展“委培班”，累计招收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生态农业技术等专业委培生982人[10]。这些成功案例为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二）经济适配障碍：乡村产业融合中的职教功能短板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不仅承担着劳动力供给的基础职能，更在技术转化与资源整合领域发挥着战略价值。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普及的重要载体、创新转化的纽带平台，能够有效串联地方政府、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推动知识创新成果向乡村生产实践高效转化，为现代化农业从生产型向商品型、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核心动能。然而，当前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功能发挥与现实需求脱节的问题。第一，技术赋能效能亟待提升。面对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在前沿技术推广、产业融合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关键领域，存在技术供给不足、创新驱动力薄弱等短板。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与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适配度较低，难以满足产业升级对高水平技术要素的迫切需求。第二，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健全。作为整合政产学研资源的纽带平台，职业教育的开放性与联动性仍显不足。职业院校未能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在跨主体协同创新、产科教深度融合等方面存在机制壁垒[1]，导致办学资源分散化、碎片化，难以凝聚多元主体协同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第三，精准适配能力存在短板。受限于地域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政策导向的差异，不同乡村地区的功能发展路径各具特色。但当前职业教育机构普遍存在调研不深入、对接不精准的问题，未能扎根乡土实际，既无法有效衔接产业链上下游需求，也难以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优势，导致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的融合深度不足，服务乡村多功能发展的精准度和实效性有待提高。

（三）社会治理缺失：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职教功能不足

职业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旨在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智慧与潜能，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对接乡村生活功能，以公平均衡为目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控辍保学”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强城乡教育服务均衡性、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等举措，在缩小技能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对接乡村生态功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乡村文明建设。职业教育作为传承和建设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农民在乡村生态功能建设中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推动乡村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同作用，充分发挥乡村多功能的综合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