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

摘 要：通过构建中国禽肉产品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10—2019年38个禽肉产品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将其引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定量评估贸易便利化对我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各分项指标对禽肉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大到小依次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海关效率和制度环境;进口国的GDP水平和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对禽肉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口国人口数量、地理距离、禽肉关税和红霉素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禽肉产品出口起到了阻碍作用。为此，提出针对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突出差异化贸易政策，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先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商务普及，积极推动签订自贸协定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禽肉;出口;贸易便利化;系统广义矩估计

禽肉产业是中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禽肉一直也是鲜有的贸易顺差畜产品之一，禽肉产业在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发展速度较慢，2010—2019年中国禽肉产品出口额由13.12亿美元增加到18.42亿美元，年均增速为3.44%，而禽肉产品进口额年平均增速为7.67%，相比而言禽肉产品出口增长缓慢。与此同时，2019年，受国内肉类供应偏紧的影响，中国禽肉产品进口额达到20.58亿元，禽肉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由于当今国际形势变化多端，中国禽肉产品出口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传统关税壁垒被大幅削减，其对禽肉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减小，调整余地缩小，但禽肉产品进口国检验检疫标准不同、物流水平参差不齐、海关程序纷繁复杂等贸易不便利因素，作为隐形的壁垒增加了禽肉产品的贸易成本，导致禽肉产品出口过程中存在更多障碍。

世界各大经济组织对贸易便利化的内涵界定大同小异，核心思想是通过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削减国际贸易流程中的障碍，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更加有效运行。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入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于扩大禽肉产品出口，提升禽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禽肉产业“走出去”，深化农业对外开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文献述评

国内现有对中国禽肉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贸易现状、产品竞争力和影响因素等方面。中国是世界禽肉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但在出口方面却是一个弱国[1]。中国禽肉产品的出口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其中禽肉及杂碎主要出口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蒙古、格鲁吉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加工禽肉主要出口日本、韩国、欧盟、中国香港等亚洲和欧洲国家和地区[2]。与巴西、美国等世界禽肉主要生产国家相比，中国禽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3]。问题在于，国内防疫检疫机制不完善、产品安全质量落后、科学技术的投入与应用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4]。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SPS）、食品安全标准等非关税门槛，使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发展受到了限制[5-7]，而进口国SPS通报次数[8]、土霉素最大残留限量[5]、红霉素最大残留标准[7]常被作为量化指标分析其对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禽肉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禽肉出口逐渐受到进口国政策环境[9]、政府互证互认[10]、产品通关条件[11]以及海运基础设施[12]等非关税因素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单一因素对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而在国内学者对禽肉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之上，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梳理国内学者相关研究发现，围绕贸易便利化对农产品出口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中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且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13]。学者们在对东北亚地区、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中均得到了证实，而且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各个分项指标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以肉类产品为例，在多个变量中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肉类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弹性系数达到14.384[9]。基于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学者主要从国家或者行业的角度出发，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商品出口的影响，并未将这种研究具体到禽肉产品。而禽肉产品由于保质期短、不易储存、加工属性强等特点，对物流运输、海关通关等条件较敏感，更容易受到贸易不便利问题的影响。因此，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具体影响，可以为审视中国禽肉产品出口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

2.1 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是应用广泛的空间相互作用能力模型，作为贸易问题研究的经验模型，本研究将基于此研究中国禽肉产品的出口问题。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如式（1）：

EXij=AYα1iDα2ijXα3ijeμij（1）

式（1）中，EXij表示两国的出口额;Yα1i表示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i国的进口需求能力，Yα1i越大，贸易规模越大;Dα2ij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距离产生运输成本从而阻碍两国贸易;Xα3ij表示其他影响两国双边贸易的因素，μij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为了方便回归分析，对式（1）两边同时取对数，将原型转化为如式（2）：

lnEXij=A+α1lnYi+α2lnDij+α3lnXij+μij（2）

本研究依据中国禽肉产品出口贸易的实际，综合考虑禽肉供需和贸易成本，建立拓展的引力模型如式（3）。式（3）中EXij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t年对进口国j的禽肉产品出口额。TFLjt代表禽肉产品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意味着该国拥有有序的规制环境、方便的物流设施、高效的通关程序，以及良好的电子商务服务水平，这些因素从不同方面降低了禽肉贸易成本，增加贸易往来。本研究参考李豫新和郭颖慧[14]、谭晶荣和潘华曦[15]、崔鑫生等[16]等对贸易便利化测算体系的构建思路，将贸易便利化分为4个一级指标，即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海关效率和电子商务，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禽肉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具体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理论预期符号及说详见表1。

lnEXijt=A+α1lnTFLjt+α2lnTRAjt+α3lnGDPjt+α4lnPOPjt+α5lnDISTij+α6lnRATEjt+α7lnMRLj+α8lnFTAij+μij（3）

2.2 样本选取

中国出口的禽肉产品主要分为禽肉及杂碎和加工禽肉两大类，根据中国海关采用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HS”编码）分类方法，禽肉及杂碎具体包括HS0207品目下的所有商品，加工禽肉包括HS160231、HS160232、HS160239。根据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市场排序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指标数据可得性，选取38个禽肉产品进口国作为研究对象，即韩国、蒙古、日本、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越南、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巴林、塞浦路斯、格鲁吉亚、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马耳他、波兰、俄罗斯、乌克兰、比利时、丹麦、英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安哥拉、冈比亚、利比里亚、马里、毛里求斯。中国对上述38个国家的禽肉产品出口额和出口量占总出口的比重超过85%，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 贸易便利化影响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估计

为了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本研究以中国对进口国禽肉产品的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模型。考虑到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研究中被解释变量禽肉产品出口额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选用系统GMM估计方法[16]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1）～（5）中AR（1）与AR（2）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对应的P值大于0.1，表明模型选区的工具变量全部有效。Wald检验结果表明，模型设定合理。此外，模型中所有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模型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表2）。

3.2 结果分析

从模型（1）中可以得出，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额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中国对该国禽肉出口额平均增加3.277 6%。这说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禽肉产品贸易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在现实贸易中，禽肉及杂碎进口国蒙古、巴基斯坦、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与加工禽肉进口国韩国、菲律宾、阿联酋、英国、爱尔兰、荷兰、西班牙、瑞士、冈比亚均符合这一特征。其中，2010年以来，蒙古贸易便利化水平由0.425上升到0.464，与此同时中国对其禽肉及杂碎出口由212.34万美元增至2 577.47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30%;荷兰贸易便利化水平由0.820上升到0.863，中国对其加工禽肉出口由735.44万美元增至6 431.14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5%。由此可见，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进口国GDP的弹性系数为0.370 4，表明进口国GDP水平的提升为中国禽肉产品出口规模扩大提供了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均符合这一特征。虚拟变量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弹性系数为1.084 7，仅次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可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中国禽肉产品出口。贸易双方或多方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获得进口税和关税减免优惠，取消多数市场准入限制，有助于简化海关手续，从而促进禽肉产品的自由贸易。进口国禽肉红霉素最大残留限量的弹性系数为0.276 2。红霉素最大残留限量作为进口国对禽肉检测的主要食品安全标准，尤其在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市场严格的药残限量标准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成为阻碍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此外，地理距离、人口数量和禽肉关税均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产生负向影响。

在分项指标方面，根据模型（2）～（5）的估计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主要原因可能是运输费用在禽肉贸易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减少运输成本增加利润，从而增加禽肉产品出口。电子商务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作为全新的国际贸易形式，有利于改善禽肉贸易链条，降低禽肉产品交易成本，提升禽肉产品的出口效率。海关效率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快速通关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并提升消费者需求偏好，从而达到推动禽肉出口的作用。进口国的制度环境在四个分项指标中影响最小，仍有提升空间。进口国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严格的政府监管会为禽肉产品贸易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序的贸易环境会促进中国禽肉产品出口。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1）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传统关税对贸易竞争力的削弱程度降低，而非关税成本成为限制禽肉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政府对贸易便利化的关注日益加深，强调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经济贸易往来。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便会促进中国禽肉产品出口发展。（2）贸易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禽肉出口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电子商务、海关效率、制度环境。禽肉保质期短，易腐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助于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促进禽肉贸易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普及，电子商务在禽肉贸易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在影响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因素中，进口国GDP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对中国禽肉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第二大正向影响因素;而人口数量、地理距离、禽肉关税和食品安全标准则起着阻碍作用，其中地理距离是阻碍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首要因素，进口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也是阻碍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而禽肉关税对禽肉产品出口的削弱作用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