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迷雾与追寻

回看格非以往的小说，对于存在境遇的永恒追问几乎是其一以贯之的核心命题。社会的变迁从未停滞，格非对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未曾停止。从生机勃发又喧嚣嘈杂的上世纪80年代到高歌猛进又欲望漫溢的90年代再到功利化泛滥的21世纪，中国社会始终不缺少悲剧。格非的小说以细节丰盈又寄托遥深的“写意”方式，展示了一幕幕极具历史纵深感的社会与人生悲剧：《江南三部曲》勾勒出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后近百年巨大社会变迁中三代人理想的幻灭，《望春风》呈现了自新中国成立前后到21世纪初前现代中国乡村缓慢而不可遏制的衰朽与乡土“风景”的凋敝坍塌，《登春台》则延续了格非对社会变动中人之存在境遇的深刻探询，刻绘了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蔓延侵蚀下四个命途多舛的人，他们的人生轨迹走过中国大地上纵横交叉的小径最终纠结在位于北京的“春台路”。格非以饱含哲理意蕴的笔法追踪他们的来路也追问他们的去处，由此道出命运变幻无常的诡谲风景与人类在历史大势中如浮萍飞絮般无以自控的虚浮与渺小。

一、社会变迁下的主体性失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速运转的经济物质发展巨轮将中国悄然带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轨道，社会机制的运行开始受其影响和制约。表面上它首先是经济上的市场化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但是，更深层面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入侵，包括从生活观念到思想观念，乃至小到审美观念的迅速蜕变，却是改变这个世界的根本动力。

几十年的社会浪潮不仅使得中国社会沧海桑田，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日异月殊。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再到《登春台》，格非的小说呈现了时代的变迁，《登春台》中的人仓促上场又落寞离场，谁都想在新世纪的河海中乘风破浪，而最终却被社会的惊涛骇浪拍打得面目全非。

从破旧的泥巴路到宽阔整洁的柏油路，从矮小的砖瓦房到林立的高楼大厦，《登春台》中的人物从乡村或城镇边缘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一步步离开了乡村的寒耕暑耘，走进了城市的声色喧嚣。当现代化发展侵蚀到乡村之中，令人心怵的不仅是乡村景观的巨变，还有随之骤变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即使是内陆地区也逐渐完成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乡村成为了都市人的“后花园”，都市人的到来在不经意间就改变了他们美好静谧的生活。在这片世代栖居的净土掘出“金疙瘩”的瞬间，乡民们最本真的生存诉求也随之湮灭。昔日包裹着炊烟与方言的家园被冷硬的生存法则异变为令人窒息的生产场域。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人们可以合理地并且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方面都是单向度的”。利益驱使着苕溪村的村民们成为“单向度的人”。陈克明公司所在的毛家岭村也是如此，在城市的辐射下从单纯的粮食产地成为城里人的供应商，进而成为科技园的“宿舍”，村民们的社会角色也随着村庄社会角色的变动而变动。

社会进步给予了人们日渐便利的生活，地铁、飞机、网络、彻夜开放的商店、繁华的城市街景，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也在刺激着处在社会变动中的人们。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之中，成功逐渐被定义为名与利，一个不求名利的人反而成了社会中的“异类”。金钱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它遮蔽了社会价值的多样性，使人们相信乃至迷信金钱的万能，也进一步抑制了人们对于价值多样性的追求，财富成为划分人们社会地位的最高标志。

小说中的富太太郑元春，拥有着姣好的外貌、傲人的身姿，金钱上的富裕给她带来了对上层社会的高雅艺术生活永不餍足的追求。但深读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她身上标注的浮签并不是出于精神主体对艺术的爱好，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幻觉和虚荣，以及社会规划的虚假需求。小说中的贾连芳就是在对金钱的迷狂追求中丧失了自我。她坚信“生活就是拼命”，而那句“越好就是越糟”仿佛谶语一般伴随她的一生。贾连芳在和沈文鸿结婚后最初过着耕山牧野的生活，但这种“小生意”赚不到大钱，在看到别人把“电视机”“桑塔纳”带回家后便心生焦灼，之后又干起了钉箱子的家庭作坊。技术的进步催促着他们的脚步，木箱子很快被时代淘汰了，贾连芳夫妇却跟不上这种更新换代的速度。他们渴望能够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捞上一笔”，但过度聚焦物质攫取导致了对生活整体性的认知遮蔽，丧失主体性的逐利行为终将异化为捆绑幸福生活的锁链，从而让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工业社会的奴隶”。

从镇上卖窗帘到千里迢迢去武汉，夫妇俩追赶着现代化的脚步，“给你们姐弟俩一人挣出一个大房子，再送你们一人一辆奔驰车。再有，全家老小去一趟‘法意瑞’，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这钱就算挣够了”。然而倾其半生积蓄买的“银湖新城”却在社会的变迁中沦为贫民窟。再之后在荆州、赣州、农庄、建材城，直至告老还乡在苗圃工作，贾连芳依旧不愿放弃“致富梦”。每一次她都幻想着能抓住致富的商机，却忽视了更为珍贵的东西。在这一场倾尽一切的人生追逐中，她委身于贾金强，一步步与丈夫、女儿渐行渐远，最后异化为丧失了“原初自我”之后的“另一个我”。

《登春台》中格非不仅写出了人的异化，也写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助感，“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这种一致化使得其中挣扎的人无法决定自己的方向。《登春台》中随处可见当代人的剪影，周振遐在软件园门口看到的上班的人流，他们行色匆匆地刷着手机浏览着碎片化的信息，吃着索然无味的路边摊，骑着共享单车焦躁地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所有的人都心事重重，神情肃穆，且彼此之间不交谈。”“他们熙来攘往，旅食奔波，脚步一刻不得停息。”忙于生计的人们没时间去和周振遐探讨死亡的意义，平庸而狭窄的精神世界只能用微薄的薪资填补。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安上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命运，他们的父母用工地的汗水或是工厂里不分昼夜的忙碌换取到他们的读书机会，他们再用寒窗苦读换取一个好的学历。他们奋力从林泉山野来到城市周边，然而新世纪中最不缺的就是所谓“人才”，引以为傲的学历在人才济济的公司里不值一提，买车买房结婚，为下一代开始奔忙，期望改写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循环，就这样，高速发展的社会之中穿梭着一个又一个“单向度的人”。

二、个体对社会的疏离

“登春台”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意思是，众人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如同享受盛宴，如同登上高台赏春；而我却独自宁静淡泊，无动于衷，好像还不懂得嬉笑的婴儿，倦怠闲散的样子好像浪子不知归家。工业社会中，物质世界的丰富让人们忽略了对精神世界的探索，格非借文学之径刻画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逆行者”，他们的肉体在城市中行走奔波，而精神却想逃离喧闹躁动。当自我与现实相悖，他们试图用现代性审美反抗功利化时代对人的异化，以此实现自我生命的圆满和圆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看似脱俗的个体事实上难以逃脱污浊的社会，与现代性宏观背景逆向而行的个人，结局终将难以圆满。

在这样的对照下，个体孤独与群体喧嚣的对比愈发强烈。沈文鸿和周振遐都在寺庙生活过，因而与欲望丛生的现实生活略显疏离。世事纷扰，他们的疏离与众人的簇拥形成鲜明反差。沈文鸿常去的那个寺庙，岩壁上刻着“自从三宿空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其实隐喻着他的人生：离尘弃欲，抛弃一切的欲望。在贾连芳的催促下，他只能硬挤进社会的大潮。年少患病的他，有着不为人知的愁闷和痛楚，医院和寺庙的童年经历使得他缺少了对生活的激情，也比常人多了一分淡然。

“不幸的是，周振遐走在了一条与时趋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在一片空旷的荒野中，他注定了只能和自己相遇。”他人趋之若鹜的功名财富在周振遐这里仿佛是个烫手山芋，与周围人的“社交”也成为他的负担。好友蒋承泽带着他打高尔夫、泡酒吧、看摇滚、加入各种俱乐部、去各地旅行，而周振遐却独独只爱桥牌，只喝一款朗姆酒；好友一心想着如何将公司做大做强，他却为将公司交到谁的手里而发愁。对于安宁和自在的追求是他给自己设置的“世外桃源”，从拥挤的筒子楼到高档社区的商品房再到云锦小区的独栋别墅，周振遐一步步逃离来自邻居的“声音入侵”。现代社会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光色声音的充斥，各种各样的信息推送，手机、电视、洗衣机、空调等各类现代化机器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包裹着现代人的生活，总有像沈辛夷、周振遐一类的人难以适应这种无孔不入的声音。在幼时的乡村记忆中，伴着人们生活的是风声、雨声、鸟鸣声，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声音也随着日出而响日落而静，使人安宁、平和。“现在，这些人为的、嘈杂的、无孔不入而又不能被无视的声音，成了她每天必须面对的炼狱。她终于开始明白，其实她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中，而是被抛到了一个无形的、陌生的、由各种声音组织成的嘈杂空间里。”手机的出现密切了联系，但无时无地的消息轰炸也使得人们丧失了自己的私人空间，时间的进度条以十倍速被推进。贾连芳的来电挑衅使沈辛夷不堪其苦，却又难以摆脱母亲的强势控制，最后不得不选择屈服：只能抓着发烫的手机向母亲赔不是。

《“社交恐惧症”：从疾病到网络热词》一文中指出：“社交，作为一种由自我导向他人的交往行为，是人的社会化的必须途径，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对个人的性格导向做出一定的改变，形成特定的性格去适应社会群体中交往的要求，因此社会群体间往往共享着对于一种以社会化为目的的共同性格。”除了对于“声音”的逃离，更多还有对人群的逃避。与人烟稀少的乡村不同，城市里满是拥挤的人群，人们从出门那一刻就开始与人打交道：从楼下的小贩到看门的大爷到紧紧挤在一起挤公交的亲密接触的陌生人，到了公司又要和不熟的同事打招呼，最后还要倾情“伺候”各位领导和甲方负责人。面具从出门就要戴起，一天下来标准性的笑容已僵硬在脸上。“周振遐所厌恶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交圈子，而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群’。他试图躲开的，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所有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网络高度集中的社会形态中，人际交往经常成为人的负担，千千万万的人被扭结在一起。有人因为无法适应群体和社会对自我生存空间的挤压，因而选择“遁世”。桑钦酷爱梭罗的《瓦尔登湖》，他住在一个坐落在一簇浓密树荫的四合院，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名字对于他也只是一个代号，不同的人面前他可以是不同的“人”，至于和沈辛夷的亲密关系也更多的是人类性欲使然，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他将自己彻底隔绝在社会之外，最后以自杀的方式与整个世界作别。桑钦和周振遐都是符合现代社会规则定义的成功者，但他们其实更想做一个“观察者”而不愿做一个“局中人”。

然而，所谓“遁世”不过是空中楼阁，这座用理想主义泡沫堆砌的乌托邦，终究会在人性与现实的飓风中支离破碎。或许这正是人类永恒的困境：我们既渴慕庄周梦蝶的超然，又无法挣脱普罗米修斯之火锻造的社会属性。沈文鸿突然的离世让他没能喝上女儿采的新茶，桑钦最终选择了以死亡终结自我，而周振遐也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格非让我们看到理想的虚幻与脆弱，揭示出生活的残酷——谁都难逃那瓶装了烟蒂的“脏水”。

“行不得则反求诸己”，周振遐在人生的最后才逐渐与这个世界和解。我们无法改变社会，然而也不必硬要相融。如果将现代社会比喻成大海，那么每个人都是在海里漂浮的生物，有的人因为驾驶着坚船利炮在大海随意探索，而有的人却被一个小小的海浪拍打至无人之地。尘世如海，海域中存在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生物，海底有着令人向往的绚丽景观，然而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大海远不止如此简单，无数的暗流、旋涡让进入其中的人可能会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然而，人类对于大海的探索不会停止，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不会停止，而格非想告诉人们的是：愿每个人都能找到与那片海最合适的距离。

三、相连的世界，无解的人生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与世间万物相联系，没有真正孤绝的个体可言。格非在《登春台》中也说：“文明发展的既定轨迹，它隐含了一种将世界万物联系在一起的绝对性逻辑。”在这样的联系下，万事万物的发生不由人所控制，人们拼命想要挣脱命运的牢笼却徒劳无功。所有的偶然联结成所谓的必然，沈辛夷的母亲、陈克明的岳父、窦宝庆的仇人、周振遐的邻居，这些看似陷害他们于苦境的“提婆达多”或许只是他们人生轨迹中的“偶然”。命运像一张网，所谓的远离不过是表象，实际上从未逃脱过它的掌控，每个人都深陷于往事之中，所有当时看似无事的瞬间都将在未来的某刻回旋击中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