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未去

2025年春节期间最为人关注的科技文化事件无疑是中国本土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DeepSeek的出现。就文学发展的现实而言，各类型人工智能写作事实上已经有了好几年的试验与尝试，从最初的微软小冰写诗，到2023年10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 硅禅创作的《机忆之地》获得第五届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再到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用人工智能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些事件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中并不显眼，却成为文学界广为议论的话题。人工智能技术以其迅疾的功能提升进入文学场域之中，在主流观念中已被视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学中的显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成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2024年11月15日，中国作协书记张宏森作《在中国作协十届四次全委会上的工作报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这方面的内容。这可以视作文学在新技术语境中正面、积极、乐观的调适与应对，已经不再是个体写作者的忧思，而是整体性文学生态与文学观念的位移。

技术的迭代更新是指数级的，202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推出“智能写作平台”，通过分析莫言小说中的高密方言特征，成功生成具有乡土质感的人工智能文本；同年，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WaThiong'O）的回忆录被输人ChatGPT-5后，系统竟自动补全了其青年时代在殖民监狱中的心理独白。它们昭示着人工智能已触及文学创作的深水区，而DeepSeek的深度思考所生成的文本，令文学写作者也不免暗自心惊—它不仅可以替代大部分公文和类型文写作，在散文、诗歌、编剧乃至小说创意上也有出色表现①，既有的文学格局、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

人们常见的疑问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人工写作，哪些文类能够被取代，哪些不能，为什么？这些问题简化了复杂的事物，希望给含混未明的未来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以平息未知感带来的焦虑与恐惧。但这并不是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事情，我们需要区分属人的文学与属AI的文学，前者其实是伴随着不断应用各种人类历史上的表述手段和书写技术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辅助性写作仍然是属人的写作；后者则是我们设想人工智能获得了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后自行生产的作品。

到目前为止，即便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也都是人机协同创作的结果。用邵燕君团队研究的说法，人机协同可以建立两种方式：“导航性写作”和“探索性写作”，与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相比，人工智能协同写作能够创作出一种“可玩的文本”，并且在个性化定制写作上大有可为。②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之上，并且有赖于写作者本人的提示词工程，也就是说，他（她）必须在传统个体写作者的能力之外，还具备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具体即高质量指令的给出。语言模型的海量信息的投喂与训练，才能带来更精确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这对于写作者与人工智能而言，都需要解码与编码的不断修正。很多时候，出于敏感词和意识形态审查的限制，信息的投喂并不能被成功识别，我本人也用DeepSeek做了这样的尝试，比如我试图让它分析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关资料时，尽管上传的文本是合法的正规出版物，也还是显示出“可能违反使用规范”的提示，可能是因为个别概念与词语而导致训练失败。

技术与工具的变革每一次都会带来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的极大改变，有时候甚至产生堪称颠覆性的影响，让既有的文化风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比如火的使用、轮子的发明，以及摄影和互联网的出现，都改变了人对自己和世界的肉体经验和感觉（认知）结构，进而会对人们的表述行为与形式产生作用。只是技术工具与文学之间并不是直接对应、直接反应的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往往会表现出某种较之于社会发展尤其是技术更新的“滞后性”，或者表现为新旧杂陈的面貌，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它都是以一种惯性在运行，那种惯性不仅源于组织制度稳定性的运行，更多来自文学自身的特质一当某一些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带有审美意味的表情达意形式，从混沌的文化生成品中被萃取出来，称之为“文学”，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形成了特定的规定性之后，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与器物、技术、工具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也就是说，文学在技术迭代中具有一定的超时间性或反时间性。

这种超时间性体现在技术与工具的变革总是以解构与重构的双重姿态介人人类文明进程当中。当良渚先民在玉琮上刻划神徽时，他们或许未曾预料到三千年后，抖音用户仅需滑动指尖即可将《诗经》谱写成电子音乐。新技术手段瓦解或者说抛弃了之前的外在表述形态，却又开启了新的形式，但其中内在的“文学性”依然得以传承。

新技术同样会对某一文本产生重构的效果。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战国时的中山国刻石，又称“守丘刻石”“公乘得守丘刻石”，这是刻在一块河光石上的金文。它193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中山国古灵寿城遗址之西），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队征集，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李学勤解读为“监罟尤（囿臣公乘导，守丘兀（其）白（旧）骝（将漫，敢褐后卡（俶）贤者”。大意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贤者”。李燕释读为“监罟右（囿）臣公乘，得守羔，其齿将曼，敢谓后乎？稽首”。大意为（羔羊）日后能否长得齿足而且皮毛柔软，请问（上苍能告诉我吗？稽首”。后来学者多采用李燕的释文。③也有解释说，“白骝曼"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指牙齿降落了，全文意思大致是：“我"是为王守坟的人，叫公乘得，“我”的年纪很大了，牙齿也要脱落了，快要死了。在这里问好下一位接替“我"工作的贤者。究竟原意为何，迄今并没有定于一尊的答案。到了如今的短视频网站上，却被解读成两个人百无聊赖，心血来潮刻下字来向后世君子问好。这种情感的传递，让网友心潮澎湃。有意思的是，“敢谒后卡（俶贤者”一句，即便按照李学勤的理解，原本意思很大可能是公乘得与旧将曼二人敬告他人，此处为国君私人领地，不得擅人。但是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人们并不在意历史主义的真实一那种求真的目的地可能永远无法抵达，重要的是当代大众的解读，赋予了这原本简单的一句话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时间感和生命感—一历史被改造成了文学。

这些跨越时空的媒介对话，印证了文学的本质并非依附于特定载体，而是人类经验与情感心理的诗性编码与解码，作者也许有一致之思，解码者却会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赋予文本以当代的涵义。从甲骨卜辞到GPT-4的文本生成，技术的物质性变革始终在重塑文学的存在形态，而文学一旦产生就获得了自己的命运，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那里被继承或被丢弃，呈现为不同的面目。技术工具始终无法替代和消解文学内核的属人性一一那些蕴藏于青铜器铭文中的神圣与敬畏、涌动在敦煌变文里的同情与悲悯，与闪烁在手机屏幕上的网络文学，其实共有着同源的精神基因。

与技术和工具变革的线性迭代更替不同的是，文学遵循着平行演化的路径，而非单向度进化，它有可能伴随技术和工具的升级而循次前进，成为时间矢量中的一支力量，但更多可能是在变化了的语境中涌现出新文类，类型、风格与美学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够简单地以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加以区分，从而使得文学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与同时代现实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所有在不同时代中产生的文学作品，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接受者而言，都是共时性的，它成了维系与保持人类和人性连续性和稳固性的一个基本文化力量。

当代社会却是断裂式的、反稳定性的，无论各个方面都在“加速”。技术加速引发了空间、时间和制度的一系列革命，人们在其中的历史与时间体验出现了一种悖反：一方面，“一切都在不断地流动中，因此未来是开放的、未知的、不再能从过去和现在推导出来”；另一方面，文化和结构上又出现了结晶化状况，“在那其中任何重要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也不再有任何新的事物产生”，表现为所有的运动走向终结，耗尽了梦想的能量，倦怠与无聊正在扩散。④人工智能也是这个加速社会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体验悖反—就文学而言，它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无法断言它会生成何种作品，但又让人们在面对这一切时，除了同它的融合，似乎难有作为。技术加速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慢慢走，欣赏啊”③那种人生艺术化的悠游从容成为久远的过去，即时性的生成与接受，碾压了悠闲的余裕，连欣赏都被迫强制化了。这或许是美学变革的表征，然而并不能完全遮掩对于“传统”的怀旧与眷念。

当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新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并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裹挟进去的时候，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媒体与忧心忡忡的人们开始大声疾呼“未来已来”，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适应变化了的语境。然而，这只是一种进化论思维下的焦虑。我必须要补充的是，在经验变革的“未来已来"时，还有着稳定性的“过去未去”，尤其是文学这一体现了人类心理、情感与精神性生活的形式，有着厚重而坚实的传统积淀，构成了文化本身的一个侧面。除非当技术已经突破了人文主义话语关于“人”的界定，从而全面改写人类的文化，才能重新开启赛博格新人文的路径。至少从属人的文学立场而言，现有的技术与人是融合性的，人工智能尚未成为独立自足的主体，依然只是为原有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轨道增添了新的分叉、增量与可能性。

二

历史的变革绝大多数时间并不以戏剧化的情节呈现，普通民众生活深受技术影响而不知，体现为渗透与弥散的潜移默化。就像文字发明之后，所经历的从金石龟甲、竹木简牍、绢帛纸张的载体变化，软笔被硬笔所取代，硬笔被键盘所更新，字体形体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到草书和行书的转化，虽然偶有不适，但技术带来的便捷性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转型的发生。趋利避害和便宜行事的总体趋势，会让对新兴事物的抱残守缺者最终改变态度和行为。尽管在历史上，不乏因为直接的生计问题而出现的事件，如在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初出现的卢德运动，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多地来自资本与分配的矛盾，而不是技术本身。2024年3月，“萝卜快跑"在武汉部分区域实现服务升级，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时间拓展至 7×24 小时，一些出租汽车司机表现出某种21世纪的卢德式反应，但这种局部的行为不过是利益受损的应激性反应，并没有引发自媒体以外更多的关注或者阻挡住自动驾驶乃至智慧城市尝试的脚步。

对于新兴事物的态度，从惊惧、犹疑到坦然接受乃至享受其所带来的便利，并不需要太多的波折，人们适应性的弹性空间相当之大，有时候超乎想象，这也是历史得以运转变化的人性动因之一。那些过时之物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在失去了现实功能之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下来，就像那些原先常用的文字书写技术被淘汰之后，则转化为篆刻、书法等艺术，成为新生媒介的内容。

20世纪以来，拥抱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并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乃至意识形态。近代中国挫折的现代化历程，让知耻而后勇、求新求变、谋求富强的观念，烙刻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中国的现代人文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某些形式是在科学语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性实践的背后，隐含了有关科学发展与文明进化的关系的理解，即科学的发展模式也应该是文明进步的模式，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通过对科学及其制度性实践的合法化过程，不同文明（主要是指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等差关系以‘科学'的标准稳固化了。”③现代以来的文学也内在于这个“科学话语共同体"之中。所以，当人工智能技术在21世纪初进人民众生活日常中的时候，并没有引发太多的不安，文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是否会替代人的写作的焦虑其实一直停留在表层上，它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当人工智能获得了自主意识，那可能就是人造物对人的僭越，这会带来人及其文明的毁灭，就像人文主义觉醒后的弑神一样。当然，这一切都不过是假想与猜测，即便有着充足的可能性，历史进程也并不可能因人的意志而受阻挡或改变。对于此，人类做现象学式的悬置就行了一一理解一切可能性，并且接受。

在人工智能尚未获得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说奇点（singularity）没有到来之前，它对创作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激发灵感、建构框架、生成初稿、扩充改写、风格调整、优化语言等方面。但这也容易带来模式化、同质化、单向度化的倾向，带来依附性写作与数据库叙事的雷同等问题。因此，在科普性、知识性、技术性、学术性、新闻类、公文类等具有较为明确格式规范的写作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但是，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充满含混与不确定性的文学写作中依然有所欠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机结合的作品仍未能呈现出原创性，更多是以对传统文学的剪切、拼贴、混搭与杂糅为主，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网文、类型文类和编剧等方面，遑论人工智能的自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