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变奏”与人性之“隐”的探寻

之所以重新聚焦余华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缘于他在此期间的写作风格，较自己之前的书写习惯，有了明显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外在形式，其内在指向也与当时文坛的求变、求新的潮流高度契合，是作家个性与文坛共性的有机互动。余华在此时的中、短篇所体现出的探索与挑战精神，自是其未来经典长篇小说的必要预设或铺垫。尽管作家在1990年代后，采取了与1980年代不同的小说叙述，但读者依旧能体察其“先锋"的根底所在。在此，如何看待、考掘余华及其作品在转型中“变"与“不变"的元素，无疑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思考维度。在变幻中，发现“永恒”之美；在“永恒"中，感悟人与世界的沧海桑田。对于余华，亦应在上述的辩证关系中去深究其作品中的审美内蕴，梳理其写作的心路历程，发现他对“人的问题”的深度追问，凸显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社会批判、灵魂追问的意义。

自1983年在《西湖》第1期发表《第一宿舍》开始，余华的创作已历40余年。可贵的是，他在数十年的写作实践中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以往的题材边界，总以新的角度与高度，去体察、感悟人生与命运的波诡云谪。从《第一宿舍》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转变，到《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第七天》，直到近作《文城》余华的每一次转型与调整，都会给文坛带来一次极大的震撼。这体现了他写作思路的创新，也是对不同读者群的阅读惯性与期待的颠覆。虽然余华的每次转变，都会引起诸多讨论，可这恰恰体现出文学叙事的基本精神：不竭的挑战，即从语言、文体和主题等，对自己以往作品和人们习以为常的写作模式、读者的审美习惯，进行全方位地调整、重塑。可以说，余华不甘停留在叙事的“舒适区”，不断打破惯常思维的束缚，以更独特的视角和题材，来再现世界的齟齬与复杂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余华40多年的挑战与自我更新，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侧影与缩影。他与其他优秀的作家一起，在变化中呵护着文学审美的“永恒”，继续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出自己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财富。

显然，我们在此要从余华的生命体验与其具体文本出发，包括未被他收录到文集中的“少作”“习作”，来分析、聚焦其1980年代写作转型时，他对人性及其幽暗之处深入、刻骨的挖掘与揭示，即如何理解在“善”与“恶”的辩证关系下对人性本质的思考，这是解锁余华小说的“密钥”。再将余华置于当时的文学史潮流中进行审视，展现其“先锋”的深度与力度，思考作家在变动不居的叙事语境下所描绘的人之境况与人性隐秘，探究其写作中诸种“变”与“不变”的元素。

一

任何作家都有精神故乡，余华也是如此。他的创作虽靠着强劲的想象方式一对世界中事物的某种特殊的认知、组合、重构一来进行，但他的想象的"资源"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独有的“生活底色”，尤其是他童年、少年时代的出发地和“回返地”。换言之，作家“怎么写”“写什么”及其背后的哲学蕴藉，都与其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同样，余华亦是在诸多元素的“化合”作用下，来成就其写作个性的。

无疑，余华的童年和对家乡的记忆，给予他最初的写作灵感。他曾说：“我的写作全部是为了过去。确切来说，写作是靠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经验，世界在我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之后不断重新组合，如同软件升级一样，这个图像不断变得丰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①对他来讲，家乡海盐县的历史、街道、河流、气候和方言，业已成为他未来作品中的“原型”。即使定居北京多年，他的作品仍然散发出一股江南小镇的“潮气”。可以看到，因父母工作繁忙且出于安全考虑，童年时代，他和哥哥就被反锁在家中。兄弟二人唯一的乐趣，就是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余华的很多作品都留下了他这种经历的“痕迹”——作品中的人物站在窗口向外凝望风景。小说《四月三日事件》里，就有少年主人公在窗前“冥想”的情景的描写。②在此，本来精力旺盛、需要释放活力的童年，却充满被"囚禁在家"的体验。此种经历虽令人压抑，但“无心插柳柳成荫”，竟不经意间开掘出余华非凡的“冥想"与感悟能力，让思维在自我搭建的想象世界中游弋。他还提及少年时代经常在医院出入的记忆，对鲜血、悲痛与死亡的“习以为常”，这些“残酷"的体验性元素成为他未来写作时的重要"资源”。③格非曾谈道：“真正使他受益的是他父亲的那座医院…余华后来多次谈到了那座医院，用的是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的语气。这种语气到了他的作品中，则立即凝结成了具有锋利的冰碴。他是那么热衷于描述恐惧、战栗、死亡和鲜血，冷漠和怀疑。”④这都与余华早年的特殊经验息息相关，更是他对人性“冰山一角"体认的开端。

我们看到，余华在很多小说中对死亡、暴力场景描述时出奇地冷静，“零度叙事"的姿态让人不寒而栗，这些都与早年的经验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余华早年的经验构成和对人性的感悟，也摆脱不了大时代的形塑。在1960、1970年代，人们对“砸烂旧世界”的热情与过强欲望，已浸润到了社会各个层面。正值初中时的余华，迷恋上街头的“大字报”，其虚构、夸张、讽刺和比喻的“文学手法"应有尽有，让一个少年感受到人类语言潜力无限开掘的可能。和那个时代相伴随的，还有各种凄厉的暴力场景，使他深刻地领悟到何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战争”③。这使他后来的暴力书写，以及对人性之恶的开掘，获得了深刻的体认与经验。然而，如何将经验转化、传达为自身的一种具有真实感和深度的文字形式，是需要善于“讲故事"的人来实践的。换言之，能否在细部、细节中展现出故事情节和人与环境互动下的现实感，是评价一个作家优秀与否的重要考量。很多作家本欲构建一部宏大史诗，或缘于缺失书写细节的能力，或因表达方式急切，使作品成为空洞的“传声筒”。这种思考面向，自然对考察余华的小说创作历程，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或许是巧合，或许也是必然，余华文学生涯的“人门”老师——川端康成——适时地出现了。川端康成恰恰是一位善于书写细节的作家，他对人物微妙内心的把握，其细密、哀伤、沉潜且“无限柔软"的文风，即使是中文译本，也无法阻隔渗透在文字中的情绪对读者内心的浸润。余华深受川端康成的吸引，尤其觉得“他叙述的目光无微不至，几乎抵达了事物的每一条纹路”。可见，细部修辞的动人、有力且感染人心，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内功”。即使在余华的作品颇有格局之后，他也不忘对细节的不断雕琢。对此，余华曾说：“那个五六年的时间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写作基础，就是对细部的关注。”③在某种意义上，余华的写作"初心"渗透在创作始终，即以此“不变"来应对未来的诸多之“变”。尤其是用以往的经历、经验，从容地激发出新的热情和对细部的想象力，成为这位杰出作家不竭地输出能量的渊藪。

二

虽然研究者对余华初期小说提及较少，但作家对生活、对人性中微妙情感的高超表述能力，已然能从其“习作”中显露诸多的端倪。曾颇受赞誉的《星星》就把主人公星星的天真无邪和对梦想的执着，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如星星为了证明父母如何爱他，还有描绘其与小伙伴间的"过家家"等场景，皆是妙趣横生。③主人公童年的灵动、天真及带稚气的正义感，可谓跃然纸上。张景超曾评价道：“为自己深深体验和感知，并带着天真的梦想和怀爱而苦苦追寻的人类童年或人生童年的感情是对堕落的反拨，它传达了人们对精神救赎的深挚渴望，对童年情结的热切呼唤。”③另外，他的《第一宿舍》写“我”对医院实习时期室友的怀念，《老师》讲述毕业后“我”和老师的几次重逢和内心的波动，及《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对朦胧爱情的唯美书写，都是余华把握人性中情感微妙之处能力的印证。更让人深切感受到的，是余华骨子里的童真与善良，毫无保留地渗透在这个阶段的写作中。但不可否认，余华此时期作品中人物的行动、表现与其设置的环境间，有着“生涩”不协调的现象，也没有对前辈作家有所超越。所以说，余华此时需在川端康成之外，再找到一位能将他早年的丰富体验、对细部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的"指导者”。

实际上，余华当时的困境，也是1980年代初当代中国小说创作所遇到的挑战：如何超越以往“写实”观念的刻板式影响，如何让文学的想象再次起飞，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建构人与世界的有机互动。在当时，即使有一些带有形式实验的作品，往往昙花一现，无法对固有写作模式与思维构成有力的挑战。进一步讲，这些作品对人性的展现，大多和之前一样，叙写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单一、扁平化的问题依旧存在。那么，如何让文学对人性的叙事，卸除以往的“粗暴”的“本质化"处理方式，进入到人性的深层结构？如何让文学真正写出人性的深度，写出人性世界中潜意识的情感内容和诉求？又如何写出人性深层的矛盾，并直逼人的心理“原型”？这是新、老几代作家都必须面临的严肃挑战。余华曾谈道：“所以只要离开原有的经验，去寻找新的经验，就会获得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当然寻找新的经验并不是说是停留在新的经验里面，而是要回来，用新的经验来发现过去经验里面究竟有多少财富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显然，这里"经验”的“辩证”，构成了余华写作所极力找寻的"生长点”。从另一个层面讲，在自己建构的环境下探讨人的境遇，是余华重点思索的问题，也是他之后能够与众不同的关键。这时，对卡夫卡适时的接受，使余华的写作焕发了“新生”。

卡夫卡的作品，曾影响很多中国作家，如莫言、阎连科、残雪等。余华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卡夫卡的感激：“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从他后来的作品中不难读出，卡夫卡在小说中如梦幻般想象、构建和叙述世界的方式，与余华有着深刻的共振。写于1986年末、刊发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的“转型之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仿佛是对卡夫卡“自由写作"精神的“投名状”，更是对其“少作”的告别与升华。他开始坚信想象的力量，认为“强劲的想象产生了事实想象和传染一样，都试图说明局外者是不存在的，一切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因为有了想象，就和自己有关了，而且把它保留在我身上"”。余华在经历了写作思路上的大幅度调整后，和作品中的“我”一样，在洗礼与磨难中看透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以寓言式的讲述构建小说中的“事实”，来重新体认俗世间的荆棘与无奈。于是，余华再度出发了。他在写实、想象和虚构与“存在”之间，让沉思的主体站在崭新的高度上审视世界，发出质疑，进而看到了一个荒谬乖离、需要重新整合的空间或现实。

三

表面上，《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情节很简单，但细读后却不难感受到：这是一部充满着寓意、深意的作品。故事讲述十八岁的“我”开始走向外部世界的旅程，面对未知的一切。“我"轻信别人，路上贸然搭上了一个陌生人的卡车。后来汽车抛锚，周边的暴民趁机将车上的苹果抢走，还打伤了出于正义感而阻拦抢劫的“我”。后来，更吊诡的事情发生了：苹果的所有者——司机对赤裸裸的抢劫漠不关心，竟然还夺走“我”的行李。最后，“我”遍体鳞伤，成了小说中唯一的受害者。在结尾，受伤的“我"联想起父亲最初的“点拨”，使得文本的隐喻意陡增：

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 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③

在此，“十八岁”暗喻着人的成长，“出门远行"则是对世界与环境最真切的体验行动。而结尾部分的语调，与"我”出发后形成巨大反差：出发前是明快的、憧憬的、乐观的，出发后则传达了紧张、阴郁和沮丧的感觉。即“我”从最初对世界的充满希冀，到后来“遍体鳞伤”。“我"最终为成长付出了惨重代价，对现实也有了重新的认知，对人性之“恶"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然而，余华对“成长”与“十八岁”主题的探索，仿佛“意犹未尽”，这又展现在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中。作品讲述了在“四月三日”即将步入“十八岁"的主人公突然产生幻想，觉得所有人都在试图陷害他。在这里，余华揭示人物的“非理性"状态，将主人公放置在压抑的文本气氛中，描绘其在幻想时的阴森图景。“他”总想弄清楚一些事情的原委，如那个“靠在梧桐树下的男子”是谁？父母是否在讨论“他”的事情，为何当他一靠近就换了话题？父母和“他”的同学、朋友们，又怎么来算计他？“他"对朋友、对父母都一直抱着敌对的态度，甚至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更进一步：对六岁的孩子都充满着警惕，觉得他“贼头贼脑”。③可对这些问题出现的本质和缘由，“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梳理清楚，反而不断地“钻牛角尖”，最终在遐想和惊惧中变成"狂人”。这也可以被诠释为一种象征：成年世界的勾心斗角与丑恶、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让人失去了心智。更惊悚的，则是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角度，用冷静、冷漠的态度与语言，讲述着主人公如何被成年人的世界逼疯，更使得其作品愈加散发出凛凛寒意。樊星对余华的上述“变奏”总结道：“他在直面人生的当代文艺思潮中将冷漠之潮推到了冷酷的深处。他将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最残忍的一面暴露在文坛上读他的作品，必须得有坚强的神经，否则，你会无法忍受住他冷酷的拷问。”虽然，余华“仍然是写实的笔法，但格调变了，主题变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一路上遇见的尽是迷惘、势利、残忍、贪婪的人们…‘恶'主题取代了原来的‘温馨'主题，余华的笔也从表现诗意转向了冷酷描绘恶行”@。就是说，写作主体唯有修改、调整好自己的叙事伦理和方法，才可能让“变奏"更具有美学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