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王：始于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经验跨界对话

引言：沈从文与王澍的跨界对话

沈从文（1902-1988）与王澍（1963-）的对话始于1987年。这一年，尚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求学的王澍根据沈从文散文集《湘行散记》记载的1934年返乡路线，沿着湘西沅水，一村一站地走，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

2012年，王澍凭借他21世纪以来的建筑实绩获得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世界性荣誉的中国本土建筑师。王澍在后来重返母校的公开演讲中，特别谈及沈从文对自己的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沈从文对我来说都像是精神的标杆，他带给我的那种人性的温馨、温和的反思和疑问，深深地影响着我。包括我设计的建筑所传递出的感觉，都有沈从文的影子。我会经常在脑海中与他‘对话’，这也是某种思维和想象能力的锻炼。”①在2014年发表的文化随笔《隔岸问山》中，王澍更详述1987年在湘西的“启悟”：所见近乎“观看一张典型北宋山水画”，一路走来更有“走入画中去游”；吊脚楼的独特形制—“连绵起伏的木构瓦屋面”②颠覆了中国建筑史的固有知识，让他意识到已渗透现代建筑学理念的《中国建筑史》教材与中国建筑实存之间的巨大鸿沟。

青年王澍缘何对沈从文及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产生兴趣？这或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重新发现”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浪潮有关，但在思想丛生、理论狂飙的1980年代，重估沈从文思想与作品的声浪并未汇聚成主潮；或与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寻根热”有关，但中国本土对“地方性”的发现也不限于湖南一地，王澍本人也从未论及“当代”寻根作家一脉对自己的影响。实际上，1990年代后，“寻根”已成为历史，王澍却持续地与“现代”作家沈从文“对话”，并在沈从文的提示下一次次地“重返”中国乡村。显然，王澍对沈从文和湘西世界的持久兴趣并非一时一地的“文化热”“寻根潮”所能概而论之。

尽管已有学者指出沈从文传统在当代文坛连绵不绝的回响③，但这一传统的跨界性质和“泛文”内涵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正视。④沈从文后半生转向工艺美术研究，作为1949年后最早关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学者之一，其篳路蓝缕之功毋庸多言，他对美术、考古领域后辈学者的影响绵延至今；如将眼光进一步偏离，不难发现，导演侯孝贤、贾樟柯、建筑艺术家王澍都曾不同程度地论及沈从文的影响，他们以电影、建筑等不同门类的艺术语言与沈从文的作品和思想“对话”，凸显乃至激活沈从文传统的“泛文”内涵。

那么，王澍如何回应沈从文的“泛文”观念？王澎与沈从文的对话涉及哪些中国现代经验的关键话题？王澍在新世纪以来的建筑艺术实践又为重勘1980年代“沈从文热”乃至“文化寻根热”提供了怎样的线索？本文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一、对话之一：从中国文人诗画传统到现代“泛文”观

王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师，但在不同场合，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文人”（literati）身份，以“多线索平行发展”的“文人”自居，直言“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①，甚至他个人建筑工作室的命名—“业余”—也透露了对所谓“专业”建筑师身份的质疑乃至批判。③王澍显然意识到在现代学科分野确立之前，还存在更为古老、深植于中国本土的文人传统，并自觉地将自我置于这一深长传统之中，将个人建筑设计的艺术性归诸绘画、书法、文学等不同领域的“长期艺术训练与自我修养”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澍的文学素养，他在公开讲演、学术文章中，论及沈从文、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尔维诺、阿兰·罗布－格里耶等中外文学名家，睿见迭出；他于2016出版的学术文集《造房子》，因兼具散文笔调与学理深度，被界定为“建筑文化随笔”。

相较而言，沈从文虽从未公开以文人自诩，但无论是少年时代在湘西研习书法并通过古物古画领会古典世界的经历，还是置身“五四”后整体趋新的时代氛围却始终追慕古旧之物的心态，抑或晚年潜心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学术实践，都映显着他身上“多线索平行发展”的文人印记。实际上，在“五四”以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作家中，沈从文的跨界尝试并非特例。如对鲁迅、闻一多、林徽因、凌叔华、艾青等曾在文学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现代作家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文学之外均有令人惊异的艺术才华和“泛文”观念。

“新”与“旧”的对崎、现代与传统的碰撞、来自西方的思想理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构成了叙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流话语。在一般的文学、文化史叙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中国传统文人的“诗画一律”传统被现代意义的“文学”“美术”概念取而代之，并演进出独立的学科体系，然而无论是沈从文等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在其他艺术门类的跨界实践，还是王澍等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者对文人传统的自觉追认，都印证着主流话语之外亦有深远“潜流”，实证着中国文人诗画传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潜在影响。

（一）“诗画一律”的知识构成与学术滋养

“诗画一律”的知识构成与学术滋养，是沈从文与王澍得以跨界对话的前提。

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身处内陆的湘西凤凰。凤凰远离时代浪潮的中心，古雅的文人传统得以在此流脉深远。在陈渠珍军队中担任书记官时，沈从文就接触了大量古物书画，由此积累了最早的中国画知识。1923年，沈从文受“五四”新思想感召前往北京，初到的半年几乎每日逛琉璃厂，亲眼目睹大量“不易见到的名画法书”@。1925年秋，故宫面向公众开放，沈从文也成为“较早一批观众”@，鉴赏大量五代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名作。山水画鉴赏经验甚至直接触发了青年沈从文的绘画实践。在1929年至1931年间给友人王际真的书信中，沈从文屡屡提及自己的“画家梦”，并随信附上绘画习作。1934年初，沈从文在重返湘西的途中，更是完成了一系列体现笔墨功底的风景速写。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山水画情结不止于爱好、观摩与尝试。至迟在1947年，他已积累了系统的山水画史知识，并试图从“观者”“画者”向“论者”转向。这一年，他不仅梳理了古今中外对山水画代表人物王维的研究，还预备写作《前期山水画史》。类似地，王澍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追摹也为人称道。他的建筑工作室内悬挂有古代山水画名作《夏日山口待渡图》《早春图》《溪山行旅图》《万壑松风图》的1：1足尺的高仿印刷品，观摩山水画更是他日常设计工作的重要环节。

中国传统绘画知识直接影响了沈从文、王澍论说文学、建筑的语汇。在思想杂居、理论丛生的二十世纪，他们并没有直接照搬外来概念，而是力图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发掘术语的来源。通观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画论是其文学批评术语的来源之一。他将“用笔”“用色”“布局”等中国古代画论中常见的术语，引入新文学批评，并将文学与传统山水画比附，提炼出“作风景画写法”的概念。类似地，王澍也偏好以传统山水画及相关概念言说自己的建筑观。例如在分析中国古人的营造观念时，他以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为例，指出中国古代建筑并不是以人或人居的房子为中心，“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也要将空间让渡给远山、寒林、池水、老树，整幅山水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③

中国绘画传统也启发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王澍的建筑设计。沈从文在生涯的不同阶段，多次述及中国美术传统对新文学创作的启示：1941年，沈从文曾在西南联大做题为《谈短篇小说》的讲演，指出新文学作家应向中国美术传统学习，“增加他个人生命之深度，也增加他作品的深度”④；1981年，沈从文在未完成的手稿中，特别述及1925年秋往故宫欣赏古画的往事，指出中国古代美术传统深刻地启发了他的新文学创作，“用笔时对于山山水水的遣词措意，分行布局，着墨轻重。远过直接从文学上得到的启发还加倍多”？。晚年的沈从文格外强调山水画传统对个人文学创作的影响，甚至夸大这一传统的力量。然而无论是有意识地强调，还是无意识地夸大，都不难看出沈从文与“五四”以来的文学主潮趋异的创作观。类似地，王澍也一再强调中国古代山水画对建筑设计的启示。王澍格外推崇清代文人李渔。李渔在《芥子园画谱》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今人爱真山水与画山水无异”，文人以笔墨“画山水”与置身“真山水”体验并无二致。受李渔启发，王澍力图将古典山水画的视觉经验转化为当代建筑语言，进而“重启一种人与建筑融人自然事物的‘齐物’建筑观”。他将宁波博物馆描述为“对大型山体的研究”@，“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创作来源一一既包括现实世界中的真山水，还包括文人创作的山水画。

（二）湘西山水与中国山水画传统的“泛文”启悟

1934年，在湘西山水与古典山水画传统的启悟下，沈从文开始酝酿以“形式”联结文学、自然与美术，从而跨越书写、风景、器物三者的“泛文”观。

自然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恰如同样来自湘西凤凰的画家、作家黄永玉所言，沈从文“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才能源于湘西山水的滋养？；现实中的湘西山水也正是经由沈从文的书写，成为蕴于深厚人文内涵的“真山水”。以散文《鸭窠围的夜》（《湘行散记》之三）为例，鸭窠围曾是湘西深处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却因沈从文的生花妙笔而著闻至今：

这地方是个长潭的转折处，两岸皆高大壁立的山，山头上长着小小竹子，长年翠色逼人。这时节两山只剩余一抹深黑，赖天空微明为画出一个轮廓。但在黄昏里看来如一种奇迹的，却是两岸高处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这些房子莫不俨然悬挂在半空中，藉着黄昏的余光，还可以把这些希奇的楼房形体，看得出个大略….？

翠色逼人的竹子、朦胧的山影、依山傍水而建的吊脚楼触目所见无不令人心醉。沈从文书写的自然不是亟待接受现代人评判乃至改造的客体，而是作家栖身其中、游心寓目、畅达精神的所在，是人与自然风物平等共生的“齐物”世界。

中国山水画传统也深深影响了沈从文观看自然的目光与书写自然的笔触。散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湘行散记》之一）的开篇引入了一段格外耐人寻味的关于风景的对话。作者一也即叙述者“我”一在故乡偶遇“爱玩字画也爱说野话”的老友，两人醉心山水之际，基于各自的中国画知识大发议论，将湘西风光与古代山水画名家沈周（“明四家”之一）王原祁（清初“四王”之一）的笔墨相类比，由衷地发出“风景如画”之叹。这段“风景如画”论包蕴了沈从文对湘西风景的独特认识。在他看来，湘西风景不仅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还是山水画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实存，是古典山水画传统与当下紧密联系的现实依据。相应地，山水画中独特的视觉经验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风景书写。透过《湘行散记》，沈从文山水画家般的目光隐约可辨。

沈从文书写湘西风景的笔触并非纯然的文人意趣，现代“泛文"观也已融人其中。仍以《鸭窠围的夜》为例，叙述者除却描绘“如画”山水，还从造型、用料等工艺角度围绕湘西吊脚楼接连发问。实际上，除却自然风光，凝聚古老民间智慧的物质实存—一民居——也是沈从文1934年返乡途中格外关注的对象。1949年后，沈从文的“泛文”观念进一步发展。他对民间器物的兴趣开始聚焦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等日用杂文物，开启了“抒情考古学”的“泛文”实践。这一阶段，民居仍是沈从文乐于“书写”的对象，只是“书写”的媒介不再是文字，而是线条。《沈从文全集》收录了沈从文1949年后在济南、苏州、长沙、江西茨坪等地旅行时绘就的多幅民居速写。

1987年，王澍在《湘行散记》的指引下，前往湘西。沈从文的文学书写、湘西的自然风物和中国山水画传统共同启悟了王澍的“泛文”观念。王澍在随笔《隔岸问山》中，用“完全被震撼”描述自己置身湘西一处名为洞庭溪的村落的感受：

那完全是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所有的房子，上百栋，连同所有街道、巷子，没有遗漏，全部被连绵起伏的木构瓦屋面覆盖，以致从外看村子是彩色的，从内看村子几乎是一种泛黄的黑白色调。只是屋顶缺了瓦的地方，有几十道很细的光线射下来。这是我见过的多雨地区最极端的气候适应案例，颠覆了我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固有如识。洞庭溪根本就不是一个村子，它直接就是一个巨大的房子。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