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海外记忆书写及其危机

随着《雷峰塔》《易经》《小团圆》等作品浮出地表，张爱玲的创作版图日趋完整，而“纵观张氏1955年之后的文学叙事，从《雷峰塔》《易经》到《小团圆》，再到人生晚境的《对照记》，自叙传文学贯穿其整个晚期创作”①。由于漂泊海外、频繁搬家、出版受阻等原因，张爱玲长期处于极大的自我挫败与现实焦虑中。来自时间的压迫感与死亡阴影也成为困扰她的精神隐忧，并在她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时有流露。1965年6月16日，在致宋淇、邝文美夫妇以及夏志清的书信中，张爱玲反复表达：“近来特别感到时间一天天过去得多么快，寒咝咝的。”②“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③同年10月31日致夏志清信中，张爱玲亦再度感喟：“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④

现实焦虑与时间压迫共同催生了张爱玲一系列记忆书写计划的展开。其中，英文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回顾了琵琶由童女到少女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经验；《小团圆》是采用那篇奇长的《易经》小部分加上爱情故事”③而成，如学者冯睎乾所言：“两部英文自传体小说《易经》（TheBookofChange）及《雷峰塔》（TheFallofthePagoda）就是《小团圆》的创作蓝本。”因此，《小团圆》可看作是对《雷峰塔》与《易经》的改写或者续写；而从张爱玲屡屡把《小团圆》同《对照记》相提并论”③，也不难看出其晚期记忆书写的持续性。

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张爱玲海外记忆书写的动力、原因、内容、效果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对其海外写作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展开研究。

一、末代贵族后裔的责任伦理与作为“避难所"的记忆书写

《天才梦》河视作张爱玲最早的自传性文字，不仅生动勾勒出了其童年与少女时期的生活世界，文中的不少细节在其晚期记忆书写中也多有映现，如她三岁时"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③的情景就曾被反复书写，《雷峰塔》中即有琵琶被女佣带去二大爷家串门，二大爷让琵琶背诗的情节叙述，二大爷因听“我"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落泪的情节在《对照记》中也出现过。在《雷峰塔》冲，张爱玲对二大爷的身份进行了补白：“二大爷在前清做过总督，她倒没联想到诗里的改朝换代。”③《对照记》冲，张爱玲更直接点明了二大爷的身份一一他就是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从《天才梦》到《雷峰塔》再到《对照记》，不难发现，对于“煊赫旧家声”的恋慕与追忆以及对于家族历史的重新发现，成为张爱玲念兹在兹的精神依凭。

张爱玲的一系列晚期记忆书写，与因"大家族衰落”引发的对家族记忆的书写冲动相关，而这直接关联着其对《红楼梦》传统的体认。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迷可谓贯穿终生，童年时期《摩登红楼梦》的初试笔，前期小说创作中对于家族衰落、男女情事、日常叙事、细节白描的执迷，都是对《红楼梦》浸淫之深的体现。1940年代，马博良在《每月小说评介》中曾评价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池有《红楼梦》的影子，据说女主角曹七巧实在是王熙凤的化身”，谭正璧也曾评价其"熟读《红楼梦》，也熟读《金瓶梅》，这两部最长于描写女性和情欲的过时的伟大作品，却给了她以无限的语汇，不尽的技巧”@。

移居海外后的张爱玲，更是几十年沉溺于“红楼梦魔"不可自拔，为《红楼梦》的考证、辩难倾尽心血，在写给挚友宋淇、邝文美夫妇以及夏志清、庄信正的书信中，《红楼梦》研究亦是其中的高频词，即使在创作和修改《小团圆时，张爱玲也未曾搁置下对《红楼梦》的关注与研究。王德威也从文学的"重写""回忆"的传统出发，确认张爱玲的自传体创作与《红楼梦》之间的亲缘关系。

“《金锁记》—halfwaybetween［介乎］《红楼梦》与现代之间。”③张爱玲的这一说法很值得追究。作为傅雷口中“文坛最美的收获"的《金锁记》，可以算是张爱玲的早期代表作，因而这句话可看作是张爱玲对自己前期创作风格的总结，介乎《红楼梦》与现代之间，即传统与现代之间，因此，或可认为，《红楼梦》寓着张爱玲对于传统的发现与继承。

对《红楼梦》传统的体认，落实在张爱玲晚期记忆书写中，即“集中在与一种古老的、大体上属于贵族秩序的衰落和消逝”④上。而在张爱玲看来，这种旧秩序的衰亡即是一种传统的消逝，张爱玲一直宣称自己走的是中国旧小说的路子，认为自己创作的底子是很旧的。但可惜的是，此前研究却往往将张爱玲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导引成了张爱玲在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对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文学风格的“中国传统”小说美学风格的继承，而忽略了其背后作为文化观念与历史支撑的传统意涵。为数不多的从家庭关系人手讨论张爱玲与《红楼梦》关联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家族题材创作、闺阁日常叙事等角度，缺乏从深层精神内涵与思想动力处的深人挖掘。

冯至关于“大家族衰落与末代子孙才性关系”的阐发对于理解张爱玲对《红楼梦》传统的体认颇有裨益：“凡是创业的祖辈都精明强干，甚至冷酷无情，几代后逐渐演变，他们的末代子孙往往形成两类，不是庸懦无能，自甘堕落，就是聪明善感，爱好文艺。这从《红楼梦》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可以得到证明。”？而有趣的是，“大家族的由盛而衰与其一些末代子孙之敏感早慧以至爱好文艺的才性之间确乎存在着某种关系”③。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是西西里岛的贵族，“直到其生命的晚期才开始创作《豹》，而据兰佩杜萨的英文传记作者吉尔摩推测，兰佩杜萨的写作冲动来自作为"一位古代贵族血统的最终后裔”的使命感与自我感动，在他看来：“这个家族在经济上和物质上的衰落在他身上达到了顶峰他觉得自己将成为家族拥有‘至关重要的记忆'的最后成员，或者是在消失之前能够再现一个‘独特的西西里的世界'的最后成员。”@这种冷静谛视传统消逝的悲剧意识、自觉担承家族命运书写者的角色使命，指涉的正是记忆书写的伦理问题。

本文认为，张爱玲之所以对《红楼梦》传统具有强烈的自我体认，正是因为同为家族衰落、敏感聪慧、具有文学才能的贵族后裔曹雪芹的记忆书写引发了她深切的共鸣，即贵族末代后裔所担负的记录家族历史的责任伦理在发挥作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张爱玲在不厌其烦、无限沉迷的自传叙事中书写的，正是传统消亡的历史与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必须直面消亡并记录消亡的双重精神重负与伦理责任，“也是‘最后的贵族’对文学与历史的自我救赎”②

因此，张爱玲在创作中不时穿插家族记忆，尤其无比珍视祖父母之间无法确知的爱情传奇，并在创作中进行了反复渲染。因为在她看来，“即使是家中珍藏的宝物，每过一阵也得拿出来，让别人赏玩品评，然后自己才会重新发现它的价值”。夏志清对她的这一意图颇为了然，在评价《对照记》时即指出张爱玲是“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作为末代贵族后裔，张爱玲一直有一种在传统消逝之前保存家族记忆的紧迫感和一种必须要做的类似责任感的自我完成意识。正如她所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由此可见，张爱玲自传创作的写作对象并非读者大众，她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在写作，是希望通过对家族记忆的反复书写为自身制造安定感与永恒感，就像她在《对照记》冲试图“用相片串连故事，无非是要证明此生不虚。一切，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作为流亡者的张爱玲，意欲在美国文坛立足而屡屡受挫，记忆书写最终成了她的浮木，她执迷的记忆书写冲动，都可看作是对现实处境和历史境遇的反抗，以此来“反抗时间的不可掌控和将要发生事情的不确定性。就像记忆，它提供一种逃避和庇护的地方”②。

张爱玲早在《自己的文章》里就曾言明：“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表现在晚期创作中，张爱玲正是希图借助记忆的力量抵抗“被抛弃"的不安与恐惧心理。相比于渺茫的“将来”，似乎借助于记忆的支撑，或可抵达人生安稳的一面，记忆在其中正充当和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张爱玲通过记忆书写反抗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时间的消逝，对抗的是不可逆的时代历史的大的趋势，她希图以文字的形式宣泄和排解家族记忆传承和末代贵族后裔在社会历史转型期无处容身、进退失据的自我认同焦虑与身份悬置的存在困境。虽然这种存在困境绝非简单的遗民情绪的垂死挣扎，而是以回忆者身份进行的历史痛悼，这是张爱玲自筑的“坟”，反复叙写的是旧秩序崩溃后、新政权统治建立前的“荒废、最终的狂闹、混乱以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的那些年”@。因此记忆书写之于晚期的张爱玲而言，提供了一种反抗时间消逝、确认自我认同的“避难所”作用。

作为流亡者的张爱玲，其记忆书写主要以回首上海往事或家族记忆展开，而这正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提示的乡土文学重要的情感机制即“隐现着乡愁”相耦合。正如鲁迅尽管对许钦文靠着回忆“已不存在的花园”而创作有所微词，认为许钦文没能够"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③，但也承认其所着意的乡土记忆书写在情感认同上有其合理性，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③。不过与之不同的是，张爱玲记忆书写的重心并非落脚在故乡事物等记忆实体上，她祭奠的是早已消失不见的、甚至她本人亦未曾经验过的，只存在于家族中人口耳相传的零星补述和《孽海花》中塑造出的爱情传奇和祖父母一代家族煊赫的记忆。而张爱玲之所以如此心系和凭吊，正是因为这带有超越时间的永恒性力量，不仅给了青春期时少人关怀照拂的琵琶以安慰，“发现祖辈的事迹也正巧来的是时候，她正亟需什么”③，更是漂流海外、子然异域的张爱玲后期生命中近乎唯一的亮色与心理慰藉。

二、记忆的爱欲效果：创伤记忆与反复书写家族传奇

张爱玲在晚期记忆书写中对其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亲情缺失与被虐待、被伤害的屈辱经历耿耿于怀《童言无忌》中穿继母旧衣服带来的屈辱感、弟弟因妒忌而故意毁坏“我”的画作、父亲受后母挑唆打弟弟、“我”哭着冲进浴室暗自发誓要复仇等情节，在《雷峰塔》中全都有详细的对应书写。而按照本雅明的观点，“经验（Erfahrung）是未经主体意识筛选的历史动力（historicaletimuli）铭刻在主体（潜意识）记忆中的永久裂痕”，因此考察张爱玲何以执迷于创伤记忆的书写，就成为理解其晚期记忆书写动因的关键所在。

《张爱玲私语录》中曾提到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记忆释放和情感宣泄的途径：“藉写作来宣泄一于是其他人就会分担我的记忆，让他们记住，我就可以忘却。”？而沉溺于创伤性记忆的反复书写，主要发挥的即是德勒兹所言的记忆的爱欲效果，即“过去之自在与回忆中的重复应当是一种‘效果’，就像是一种视觉效果，或毋宁是记忆自身的爱欲效果”？。因此张氏对于创伤记忆的反复书写就“好像在揭自己的疮疤，强迫自己面对生命中的难堪，甚至是要用书写来报感情的仇”《小团圆》中在母亲随手输掉自己的八百美金奖学金时，九莉“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而早在《易经》中张爱玲就有过类似的心理描写：“明白到了尽头了，一扇门关上了，一面墙横亘在她面前，她闻到隐隐的尘土味，封闭的，略有些室息，却散发着稳固与休歇，知道这是终点了。”③童年和青春期的张爱玲对于出国留洋的母亲一直怀有某种罗曼蒂克的爱，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母亲的爱与崇拜，但是她从父亲家逃出后靠母亲供养，补课、考学、对于家事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日常的相处消磨了“我”对母亲的爱，母亲对“我”难掩的失望加剧了“我”内心的敏感、不安与脆弱，而本就根基不稳的母女之爱，在遭逢母亲怀疑自己的奖学金是靠卖身所得引发的信任危机和随手输掉女儿得来不易的奖学金时的漠然，让“我”最终斩断了对母亲的爱。当日后得知母亲曾因经济拮据，为了救患肺病的“我"被迫和德国医生发生关系做出牺牲时，“我”的反应却十分冷漠，“有些事是知道得太晚了，仿佛有关的人都已经死了知道自己不对，但是事实是毫无感觉，就像简直没有分别。感情用尽了就是没有了”③。

此外，张爱玲在《雷峰塔》冲将还好好活着的弟弟写死，这一情节折射出的爱欲效果也很值得玩味。“我”因为是女孩子，连照顾自己的老用人何干都要比照顾弟弟的用人低人一等；懦弱无能的弟弟因妒忌“我”的绘画天才，有意破坏“我”的画作。作者通过记忆剪裁将弟弟处理成了一个近乎无知无觉的被动型人物，当父亲被后母挑唆打弟弟时，“我"哭着冲进浴室，对镜自言要复仇，弟弟却麻木到浑然不觉，“我”对此深感悲哀与无奈。而小说中母亲对于弟弟身世的闪烁其词，暗示其可能是母亲与意大利乐师的私生子，种种叙说在窥视作者秘辛的猎奇心理的刺激下，更加深了对弟弟作为主体性悬置的人物形象的处理。张爱玲选择让弟弟在记忆书写中死去，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对父权压迫及童年时期受到的来自弟弟的伤害的报复性情感补偿，作者安排弟弟死掉，既是对家族糊涂账的有意悬置，更是以家族唯一男性继承人的死亡来暗示高门巨族之遗民的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