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之外的改造

在处理"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仅仅关注“运动"的一面是不够充分的。一则，即便明面上运动暂告段落，其影响却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以相对隐性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另则，除了少数对象外，更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具备统战性质的高级知识分子）虽难以规避运动的冲击，但后者占据的生命时长毕竟还是有限的，在此之外，日常的生活仍在绵延，而这种日常又多与大众的柴米油盐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于是，往往可以观察到如下对比：在个人层面，高级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谨小慎微的同时，在私人领域反倒呈现出一种相对安适的状态；而在社会层面，他们享受的礼遇又是一般人不可及甚至不可望的。此种状况应作何理解？这恐怕是讨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时一个重要的话题。

巴金便是上述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了1958—1959年“巴金作品讨论”的批判，作家内心的压抑无须赘言。但吊诡的是，1960年代初的几年又是巴金一生中私人生活难得的幸福时段，公私两面仿佛分裂成了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同等“真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可否独立看待？抑或说，表面的分裂乃是精心运作的结果？倘若后者更加贴近实际，那么，运作具体是怎样展开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理解这些运作？围绕知识分子的相关运作，拥有哪些相对特殊的性质？本文拟以巴金1960年10月至1961年2月驻留成都期间写给妻子萧珊的家书为核心文本，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一、沉重的返乡

进人正题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巴金1960年前往成都的理由。对此，过去研究者多认为这是出自写作方面的考量：在上海，巴金的各类任务干扰太多，很难静心构思作品。而老家成都恰能提供一个温暖的工作环境，让他最大限度地避开俗务，专心经营文学世界。这固然是合乎情理的推断，却多少流于简单。因为，即使回到了家乡，巴金心头的负荷仍未卸去。

1960年10月26日，巴金的继母在上海病逝。在翌日萧珊写给巴金的信中，一股异常的沉郁扑面可感：“我实在不愿意扰乱你，陈同生同志也说：还是不告诉你为上策…这些日子我的肩膀上承担的重量不轻，我很矛盾，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你通过这次能写出长篇来，我何忍来扰乱你！我跟罗荪商量过，罗荪支持我的意见。”①（371—373页）

丈夫在外时逢此大故，主妇持家的辛苦可想而知。不过，萧珊宁可独自承担这份不轻的重量，也不愿扰乱巴金的情绪，这让人感慨二人夫妻情深之余，亦不免觉得有些反应过激，究竟是何等重要的“期望”，让萧珊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在巴金一面，除了继母离世的悲痛外，似乎还另有怀抱。在几天后的回信中，他说：“这两天我心里还不好过。不过你放心，我会当心身体的。这里的朋友们对我很好，上海的朋友们对我也很好。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心来的？我着急还是自己能不能做出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375页）

巴金最终未回沪奔丧，而是留在了成都继续写作。11月14日萧珊的来信同样耐人寻味：“九日上午作协开一个动员大会，要会员大搞创作，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来繁荣创作。还把阁下没有回沪奔丧提得很高。”395页）从萧珊连续提到陈同生、孔罗荪和上海作协，以及随后巴金又数度言及“任务”410页、421页）等迹象判断，回乡写作一事至少不单是由作家的主观意图所决定的，它同时也是上海作协安排的结果。换言之，巴金是带着组织明确的任务来到成都的。那么，这个任务究竟是什么？它为何会给巴金夫妇带来如此沉重的压力呢？

巴金在成都共写有四则短篇小说，以及一个最终作废的中篇《三同志》②，题材均关于抗美援朝。其中，真正的任务对象很清楚，那就是《三同志》实际上，巴金在成都的居留时长，完全是根据该作的写作进度调节的。不过，《三同志》的写作计划其实远早于巴金的成都之行。1959年1月28日，巴金在给汉学家彼得罗夫的信上称：“现在打算动手写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生活的中篇。但能不能写得好，目前还没有把握。打算试一下。慢慢写，也等于半养病。刊载批评我旧作的文章的杂志，我买到的就寄给您；有的未买到就未寄。您如需要，可来信通知，当设法托人在北京去找。”③

这里的“中篇”应该就是后来的《三同志》说明至少从此时起，巴金已经有所起意了。但此信的关键还在于，巴金同时提到了1958—1959年的“巴金作品讨论”，而他的态度相较几周前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月9日写给彼得罗夫的信里，巴金尚在向对方流露自己的不满，称"有些意见我并不同意”④

尽管无从核实二十天内巴金的心事起伏，但事态很快升温。不久，私信提到的写作计划被公开。2月11日刊出的采访里，巴金表示：“今年准备写一本关于志愿军的中篇小说·还想到部队或农村中去跑跑，写些东西。”③同时，他也谈到了去年的文艺批评：“这些批评，表扬了好的作品，批判了坏的作品，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作品的优点，指出了作品的缺点。不少的文章都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作品，并且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批判，对旧作品重新作了估价。这些文章表现了年轻的新生力量敢说敢想，朝气蓬勃的风貌。”⑥

1958年的文艺批评中充斥着大量攻击巴金旧作的声音，从写给彼得罗夫信上的态度判断，巴金所言肯定不过是场面话。只是，1959年的1月、2月之交正值“巴金作品讨论"的风口，迫于形势，巴金只得先将缺点应承下来。在如此背景下抛出“关于志愿军的中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不会是顺口一提。对巴金而言，他恐怕是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接受了对于旧作的批判，思想改造已初步见效。

将二者捆绑在一起的策略，是巴金苦思冥想后的结果。萧珊1958年12月的汇报，触及了巴金近期的思想动态。借妻子之口，巴金向作协表示：“对明年的创作计划到底要搞什么，感到摸不到头脑。"“尤其现在还正在批判他的作品”，令他“苦闷、彷徨”。关于明年的国庆献礼，巴金“心中很是焦急”，怕大家都有作品向国庆献礼，而自己拿不出好的创作。萧珊希望“领导上和组织上最近能找巴金谈一下”，助其解决困难。③

可以看到，1958年12月的时点上，巴金已被批判的大棒敲得晕头转向，他急切地想要获知一条能够证明自身政治可靠性的出路，报上的公开表态，不仅是巴金深思熟虑后想出的解困方式，而且也应该是领导与组织帮助的结果。1959年2月27日，上海作协向旗下作家发出了为国庆献礼组织作品的约稿函，在其后所附“加强联系"的重点名单里，巴金在列。③看来，“很是焦急”的献礼难题已经获得了作协方面的指点。

不过，巴金的献礼计划未能如期完成。作为弥补，他在1959年9月2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无上的光荣》在这篇配合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成就的文章中，巴金列举的正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抗美援朝这两桩大事。语及前者时，巴金的姿态放得很低：

我曾经对人讲过我打算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我想写几个我熟悉的人，也有可能写到我自己…这部小说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可是有些人物在我的脑子里活动了好久了。我也注意到他们不断地在变化。新社会将废铁磨成绣花针，把鬼变成人。这种点石成金的“仙术”，在知识分子的身上也开出了花朵…从口头上跟着党走到实际上跟着党走，从接受改造到争取改造，这中间也有一段并不太短的路程，可是有些人已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好好地改造自己，只是为了更容易找到机会为祖国、为人民做一些有利的事情，找到机会证明自己并非白吃米饭的废物，自己的身上也能发一分热，放一道光。这跟过去那种发牢骚、吹牛皮、闹闲气、争名利、糊里糊涂、一事无成的生活比起来不知道要强过多少倍。对这些人说来，这伟大的十年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这部小说首先就应当表现这样的力量！③

相对地，一旦讲起志愿军，文章的语气立马崇高起来：

然而我目前在写作的却是另一部小说。这是几个志愿军青年战士的故事…我并没有白白地在英雄们中间生活了一年，我也曾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英雄们“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和他们准备牺牲一切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就像是一根铁锤和一块铁砧，我的心成天放在砧上给铁锤敲打。我承认有时候我很感痛苦，因为我害怕拿自己跟英雄们相比我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写成。我一直有一种负债似的感觉。所以每当我背着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有许多感情在那里翻腾。我必须把它们完全倾吐，我的心才能够得到安宁。

尽管文中讲的是“感情”，可巴金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虽说自己未能写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题材的作品，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改造态度，已经化为了写作志愿军故事的实际行动，而只有将其“完全倾吐”，才能还清“巴金作品讨论”遗留的政治“债务”，“心才能够得到安宁”。

不久后，机会再次到来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沪上文艺界发动了作家“深入生活"的工作。1960年2月，上海作协在汇报中谈到，巴金“拟下半年去四川，一面深入生活，一面写作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中篇小说”①。看来，赴川写作一事，此时已有眉目。不过，碍于一些更高级的任务，巴金的返乡屡遭延宕。迟至10月2日，他才在信中告知彼得罗夫自己即将起行的消息：“车票已买到，不会再延期了我还是忙，去四川，可以安静地写点小说。”

尽管名义发生了变化，但对巴金而言，写作抗美援朝题材作品的意图却始终如一。在1960年7月写下的散文《朝鲜的梦》里，他重申了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同抗美援朝并置的论调：

谁不曾在朝鲜洗过冒热气的温泉，喝过清凉的溪水！但是不少的人有这样一种感觉：那里有一个仙泉，在仙泉里洗了澡，即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可以洗掉一些思想上肮脏的东西。③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从1958年的“巴金作品讨论”到1960年的返乡，巴金的思想呈现出一条连贯的发展轨迹，而在此发展背后，始终有着上海作协提供的“帮助”和相应的任务要求。当然，对于巴金这等级别的作家而言，外在的任务尚属次要，关键还是落在对于任务的理解上。经历了两年的批判，巴金将写作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与证明自身思想改造的成果视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与萧珊的通信之所以洋溢着一股反常的压力，归根结底还是从很早以前便开始筹备的那篇展示思想改造成果的作品迟迟难产带来的焦虑所致。换言之，尽管运动看似已然远去，但其影响却并未褪去，巴金1960年的成都之行，依然位于“巴金作品讨论"的延长线上，它与运动引发的自我改造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巴金的游子归来，并没有过去想象的那样云淡风轻。

二、一个高级统战对象的日常生活

巴金怀着压力与期待出发了。动身前，他去信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希望能有一名文联干部帮忙接站。④可令他意外的是，前来迎接的竟是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宗林领衔的豪华阵仗（345页）。这里可以捕捉到一种微妙而根本的错位。在巴金看来，自己只是一名作家，请一位文联干部帮忙绰绰有余。可在四川方面看来，作家的角色其实是第二位的，巴金更主要的身份乃是知名的党外朋友，由统战部部长亲自出马，方才合乎礼节。另一方面，与李宗林和统战部频繁出现在巴金这段时期的生活中相比，文联的上级机构四川省委宣传部及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的存在感都相当稀薄。这一冷一热很好地传递出了党内对于巴金的真实定位。倘若抛开统战对象这重身份，其实无法准确把握巴金成都生活的外部环境。

事实上，如果离开统战部的帮助，巴金在成都几乎无法生活。此时成都已完全实施票证配给制度。作为外来户的巴金尽管持有上海方面提供的全国粮票、出差证和搭伙证，却无从入手任何成都当地的票据，而“成都市只通用全国粮票一种。但除在饮食店和食堂使用外，不能买米。至于搭伙证，更无用”。“皮布鞋、手巾、面巾、袜子等，都须凭证购买，外来旅客买不到。”是以，在蓉的一切用项，巴金皆须仰仗相关职能部门的调派。在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均由国家分配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同体制的关系，早已难分难解。

但既然贵为统战部的上宾，巴金的生活水准便立刻非比寻常。过去论者多将巴金在成都丰盛的吃食同其留在上海的妻儿简约的三餐进行对比。不过，此举其实意义有限。毕竟，对巴金留在上海的妻儿予以物质保障，本身亦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巴金妻儿饮食的寒酸是相较于今日正常社会的情况而论的，若对比困难时期普通上海市民的生活标准，巴家的条件其实相当优渥。在萧珊写给巴金的信里，还有短期内给女儿用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票"烧红烧肉、给儿子做清炖鸡的记录（388页、425页），而据官方资料，上海1960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为3.33斤（每月每人0.27斤），1961年为1.42斤（每月每人0.12斤），也就是说，每个月难得吃到一两次猪肉。至于鸡，则1961和1962年只有在春节才每户供应一只，连鸡蛋在1960年都要平均三个月才能吃上一个，到了1961年甚至要平均五个月才能有一个吃。他们家"可怜"的口腹之乐，已足够令常人欣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