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沈从文致陈琼芝书信考释

2023年，在中国嘉德拍卖“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中，发现有1977年沈从文写给陈琼芝的一封书信。在《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全集·补遗卷》等著述编纂以及相关论著研究中，都未曾见到这封信或提及这件事，初步判断应为佚信。现呈示如下：

琼芝同志，您给我的信已转到，深谢厚意。我名分上还是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事实上因年老体力衰退，已多年不去馆中：住处原在历博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宿舍，因去年地震，家中人不放心，转住小羊宜宾胡同五号（在东总布胡同附近，原人民文学编辑处。）只间或回东堂子取取书，所以尊信是十月里才见到，迟迟作覆，实深抱歉，望能原谅。有关鲁迅先生的作品，我缺少应有知识。特别是他的杂文，针对性极强，不是当事人，不大懂内容，十分显明。所以去年传说注《野草》时，有人问文学所，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说“不懂”。据个人私见，鲁迅博物馆有不少专家，遇疑难处向他们提出，或可迎刃而解。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处理我早期作品有关。因为我算得是第一期“职业作家”，每月依赖稿费过日子，在北京时，既从不参加过什么“座谈”或“聚餐”活动，到上海后情形相同。闻、梁、潘、罗、等人一部分后来还在学校同事多年，生活上却无过从。）每期涉及政治论文，我就不看，也看不懂。我的主要目标，便是在短篇上求进展，创纪录，才有出路。依稀还记得在某一年“编委”还有我一个名字，只是事后相告，内情不知，也从不过问。也频、丁玲，算得是熟人了，也只限于一九二四一一九三〇一段时间中的一部分生活和工作，此外即近于无知。您一时如还不即离开，欢迎您们来谈谈天，随便谈谈家乡新旧不同处，也许比谈文学更有意思。解放后，我已真正改业，在午门楼上坛坛罐罐间，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主要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对于如何“古为今用”，充满兴趣。越学下去，越感觉主席提出的四个字寓意深远，所以工作努力重点，就是求落实这个伟大指示，来为以千万计的生产第一线的纺织、陶瓷、染术、牙工人服务、打杂、作后勤，虽劳不怨。至于过去的文学创作，还在学习阶段，并未毕业，就在社会变动下告了结束。所有习作早被书店全部毁销了，曾得到正式①通知说"已过时”，代为帮忙付之一炬！正如古人说的“破甑不顾”，业已摔坏的陶甑，实在值不得回顾，更不想提它，或因人提提即“自我陶醉”。历史只前进，不会后退。近些年来虽发现新改的业务，也作不了什么，也许还得重新安排考虑，把有限余生，转用到更切实些又为新社会所需要方面去。但年纪已过了七十五岁，即或情绪上在某一时还不缺少童心幻念，事实上，是不大可能作得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出色工作了。“上湘西人”有它的性格上的局限，有的简直近于悲剧性弱点，在某些方面，像是能“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另一方面，就十分不中用，显得异常脆弱，处处吃瘪。吃不开。对家乡过去存在的人和事，我似乎还能看得出问题，但处理本人时，就一例沉陷到“习惯”泥淖中，无从由情绪束缚中摆脱，作出对客观现实灵活的适应，在找不出更合适名辞以前，就说是“夙命性的悲剧性格”，也说得差不离。六十年以下受过近代教育的同乡，大致是不至于如此的，日子会过得幸福得多！并候诸位工作顺利。

沈从文十月十七

住处有传呼电话，为555964来时先能通个电话免得失迎。

公共汽车乘九路应在过了火车站的一站下车，不多远可到。

信封：虎坊路十五号鲁编室请转陈琼芝同志启 小羊宜宾五号沈

一、陈琼芝寄信时间考证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波及京津地区。小羊宜宾胡同住处山墙部分倒塌”，7月30日，沈从文寄信给儿子沈虎雏说：“小羊宜宾灾难大些，妈妈住屋山墙下坍，大几方砖瓦正好压在大的新翻修小间上，顶住了。若顶不住，也许几人均完事了。"“东堂子房子完好，只是两边人家大墙倒了，左边堵塞了出入道，右边把王家新翻新作新的X房子砸坏了，大致只有重翻一次不可。”③“因担心他长期住抗震棚健康受损，亲友们劝他和张兆和到苏州暂避。”④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苏州。因此，从这封信中沈从文叙述的“因去年地震，家中人不放心，转住小羊宜宾胡同五号（在东总布胡同附近，原人民文学编辑处）。只间或回东堂子取取书"来看，陈琼芝应是将信寄送到沈从文原住所东堂子，而沈从文偶尔回去取书顺便查看信件，才看到这封信。通过信中所言“所以尊信是十月里才见到，迟迟作覆，实深抱歉，望能原谅”，以及信封上沈从文的落款处地址“小羊宜宾五号”，可以初步还原当时的场景，即1977年10月，沈从文回东堂子，看到信后将信带回小羊宜宾胡同的住所，又隔了几天才给陈琼芝回信。因此，陈琼芝信件的送达时间是在9月乃至更早。由此推测，陈琼芝寄出信件的时间应在1976年7月地震后至1977年9月之间。又根据信中的“十月里才见到”这句话，推测陈琼芝寄信时间应为沈从文写信的同年。更进一步，沈从文在信中提到，“去年传说注《野草》时”，当时，《野草》的“征求意见本”即为注释本，其出版时间大概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考虑到这项注释工作完成到出版还有一段时间，因此，“注《野草》的时间应为1976年，与沈从文所言“去年"对应下来，写信的“今年”为1977年。

通过阅读现存1977年沈从文书信，陈琼芝寄信时间得到进一步确认。1977年4月4日，沈从文寄送给汪曾祺的信中提到，“这星期中任何一天都可以在东堂子相候。以上午九时到十一点半，下午二时半到五点半为合适。来时先给一电话好些，免得答应别人或另有约会。）材料是在东堂子，可以来东堂子谈谈方便”。随后，5月10日寄送王伃的信中提到，“约定十三号星期五下三时"找当时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到古绸缎织绣研究者陈娟娟"来东堂子谈谈”。5月16日《复姚雪垠》中提到，“弟即可在指定时间内去东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可见，在1977年5月之前，沈从文时常在东堂子，寄送的信件也能及时查收，即使沈从文曾对徐维说过，“年前南行，住下半年才回来，回来后，长在小病中，手和眼都不大得用，各方面友好来信多不作复，十分抱歉”，也不存在他在5月或者更早之前已看到陈琼芝来信却不回复这种可能。1977年6月21日，沈从文寄送给儿子、儿媳的信中写道：“我和妈妈大在小羊宜宾住下，已成习惯，经常已不过东堂子，工作也只在这边继续进行。”因此，根据现有书信推知陈琼芝的寄信时间应在1977年5月至9月之间。限于目前能够查阅到的陈琼芝书信较少，无法确定更为准确的具体时间。

二、沈从文、陈琼芝通信内容及《二心集》相关修改细节

陈琼芝在延边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受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简称“鲁编室”，下同“主持《二心集》（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工作”。1976年，鲁迅《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出版，俗称“红皮本”，其中“本书注释者"为“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桨厂工人理论组、延边大学中文系”，将"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浆厂工人理论组”置于“延边大学中文系"之前，主要"以显示工农兵管上层建筑的权威”。除此之外，“征求意见本"的"编印说明”指出：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视工作进行情况，陆续将各书注释初稿先行排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恳切希望同志们就本书各篇的题解和注释的内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据以修改。修改意见请径寄我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

当时，许多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参与到对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讨论中。例如，叶圣陶1976年11月8日的日记记载，“昨收到鲁迅著作编辑室寄来《而已集》之注释样本，当夜即开始看之”？。同年11月13日记载，“上午有鲁迅著作编辑室之同志倪墨炎偕同《且介亭杂文》注释组之五位同志来看余”。12月5日，“《而已集》注释以今日上午看完，即寄与鲁迅著作编辑室”。12月15日，“北京师大有一个组，担任注释鲁迅之《集外集》尚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先以油印本交来嘱余看之”。12月23日，“今日将《集外集》之注释看完，即写信与注释组，请派人来取去”。

依照上述材料钩沉和佚信内容，同时联系到鲁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指出：“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陈琼芝在信中很可能询问沈从文对杂文结集《二心集》注释工作的建议，诸如介绍其对鲁迅杂文的理解，以及新月社的相关情况等等，还可能涉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交往细节。然则，需要注意到，沈从文的这封回信并没有提到陈琼芝或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寄送《二心集》等书的文字内容，在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信中也未曾与亲朋谈起过修改或者阅读注释等信息。或许由于地震留下的安全隐患，沈从文连陈琼芝的信都是很晚才看到，《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可能没有收到，抑或陈琼芝并未寄书。更进一步说，陈琼芝是否同时寄送《二心集》已不重要。

如果陈琼芝的信于1976年10月（即《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出版时间）之前寄送沈从文，那么在信中询问“有关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杂文，以及“有关新月社派内情"等问题，则是在编印《二心集》征求意见本"期间所做的相关调查。朱正先生回忆说：“在延大中文系，承担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琼芝和她的学生章新民。动手之前，他们先到北京等地作了些调查和访问，访问了冯雪峰、冯乃超等好些相关人物，还把收集到的材料编印了一本《二心集研究资料》。”根据相关材料证实，朱正所说的《二心集研究资料》实为《鲁迅<二心集》资料选编》这本资料选编的“后记"中提到，“我们从七四年起先后参加这项工作，曾于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化费了不少功夫和气力从事资料搜集工作”，“参加本书编选的是通辽师院中文系王保林、蒋镇，通辽市教育局罗炯光，延边大学中文系陈琼芝、章新民等五位同志。吉林师大中文系郭育新等同志曾参加过选目讨论”。

通过对比《二心集》征求意见本”俗称“红皮本”和《二心集》1980年版（俗称“绿皮本”的注释，不难发现与佚信内容相关的注释受到修改。“红皮本“《序言》的"注释12"为“新月社”，陈琼芝等人在编著此处时，指出“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梁实秋、徐志摩等”。而"绿皮本"则在"注释10”中将这段文字修改为"新月社"是“由胡适、陈源等人组成的文学和政治团体”，并在后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注释2"《新月》月刊团体（即新月社）中补充道，“新月社"是“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除运用词汇更加严谨以外，仍要注意"绿皮本"对"新月社"主要成员的排序问题，修改后的排序将徐志摩置于陈源（即陈西滢）之前，又新增了罗隆基。联系到沈从文在信中提到“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处理我早期作品有关"可知，“红皮本”出版后，陈琼芝等人与诸如沈从文等相关人员通信、采访，再进一步查阅资料，“送请上级领导审定”，于是在"绿皮本"中对"新月派”主要成员的排序进行了修订。而沈从文信中所言“有关新月社派内情，我事实上也近于无知”，则是《二心集》中沈从文相关注释得到更正的关键证据。1976年版《“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注释11"提到沈从文、凌叔华"都是‘新月派'成员”，1980年版则改为"沈从文、凌叔华，小说家”。陈琼芝等人在保持公正、客观态度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沈从文的感受，联系到彼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冲译本对沈从文的积极评价，不仅将沈从文和“新月派"区分开来，而且还认可了其小说家的身份。

有研究者考察195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注释，发现没有沈从文的注释词条，“只在其他注释中出现了两次名字”，一次是在第五卷的注释中提到"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一次是在第六卷的注释中指出“炯之即当时的小说家沈从文”。转而，到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冲，在第四卷的注释中标识“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这也是"《鲁迅全集》历史上第一次为沈从文出注，承认沈从文的‘作家'身份”。对照“1976年下半年，鲁迅研究室部分同志分赴全国各地，采访鲁迅生前好友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搜集和抢救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由此或许可以进一步补充类似注释的修改细节。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王仰晨曾在《文学编辑纪事》中提到，1976年5月，注释体例（草案）修订后的条文内容要求：“注释人物时，应按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本文中涉及的程度，有选择地注明其生卒年代、别名、朝代、籍贯（外国人国籍）基本政治倾向、身份、简历、主要著作等，一般应以本文所涉及的时期、与本文有关的情况为重点，如其后有重要变化时，也应略作说明；并不重要、在作品中偶尔出现的人物，可不注。”这一做法，在由"红皮本"到"绿皮本"的修订过程中得到沿用。1977年12月，林默涵、秦牧等人与“鲁编室”“就注释、整理与出版工作中有关方针性的问题以及注释体例等重新进行了反复的讨论，进一步明确…注释力求做到简明易懂，不发议论，避免繁琐；特别要注意思想性、科学性、准确性和严肃性、稳定性。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社团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做到公正、客观，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注释词条极其简单，做到了“简明易懂”，但也意味着在“本文中涉及的程度”不太重要。然而陈琼芝等人却依然严谨地修正诸如此处等微小的语词，为后续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问世而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