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素质教育：新时代素质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提高全民族素质和劳动者素质，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我国将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提出了素质教育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素质教育经历了学术争论、正式提出、纳入国家政策文件、确立法律地位以及作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等过程。正确理解素质教育的概念属性，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定性和定位，对于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素质教育”的提出及其双重概念属性

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许多概念兼具学术性和政策性双重概念属性。学术性概念是教育基本理论中具有学科指向性的概念，这些概念经过理论化而具有抽象性，如教育本质、教育规律、教育功能等。政策性概念主要是在教育改革发展中产生的具有实践指向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如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等。一般来说，学术性概念是政策性概念科学性的保证，政策性概念可以通过学理转化促进学术性概念的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首先是作为政策性概念提出的，是一个典型的兼具双重属性的概念。

1.作为政策性概念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不是从已有教育学理论中演绎出来的概念，而是源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是具有明确目的和政策预期的概念。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提出“四化”建设必须从重视科技和教育工作抓起。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1977年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2]1985年5月19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3]1984年10月20日至1985年5月27日，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教育改革三者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连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个决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统筹规划和战略布局。邓小平指出：“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思想，要求“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要“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这标志“素质”一词正式进入法律。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提出“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

1987年4月，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有关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概念，并将之作为与“升学教育”相对的概念。1990年，国家教委决策层领导集体商议把“升学教育”改为“应试教育”［5］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4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一点。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中。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一次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地位，赋予素质教育新的时代使命。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要求素质教育从典型示范为主转向整体推进和制度创新为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

继基础教育领域提出素质教育概念后，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了文化素质教育概念。1995年9月，国家教委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从战略高度强调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1998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要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综上所述，作为政策性概念的素质教育，是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科技革命发展趋势提出的，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要求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转到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轨道上来”“要以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合格人才为目标”“要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和应试教育的倾向”。

2.作为学术性概念的素质教育

作为政策性概念的素质教育提出后，教育理论界对之展开了讨论和争论。有学者明确反对“素质教育”这个概念，认为素质教育是一个同义反复、空泛、抽象、不确定的概念，是一个没有达到科学认识的经验层次的朴素概念，认为素质教育的说法不科学、不准确。有学者基于“素质”一般指“人的先天的生理解剖特点，主要是指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的学术定义，认为“素质”是不可教育和培养的。

关于什么是素质教育，教育理论界遵循着先界定人的素质，再界定素质教育的逻辑。如，有学者提出，教育学上讲的“素质”，“包括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学习、训练而逐渐内化的养成素质，是一种先天素质与后天养成素质融于一体的人的身心特点的综合的、内在的、整体的体现”。“内化”是人的素质形成的机制，即知识和文化“内化成了一种涵养、一种气质、一种精神”，进而认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其实质是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7]。有学者在分析了关于素质教育的9类15个定义的基础上，提出“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8] 。

作为学术性概念的素质和素质教育与作为政策性概念的素质和素质教育，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作为学术性概念的素质和素质教育是学术取向的，而作为政策性概念的素质和素质教育则是实践取向的，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来界定人才的素质和素质教育。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学生的素质概括为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五种素质。从政策角度界定的素质和素质教育，其内涵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变化和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加和强化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如强调培养学生的法律素质、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而从学术角度界定的素质和素质教育，其内涵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

二、素质教育的定性和定位问题

素质教育兼具双重概念属性，如何对素质教育定性，如何定位素质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面临的重要问题。

1.素质教育的定性：是教育思想抑或教育模式？

素质教育概念提出后，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大多将素质教育理解为一种与“应试教育”相对的教育模式。如，有学者明确提出“素质教育是教育的形式或者说模式”，是实现教育目的和要求的众多手段形式之一。9]有学者认为，素质教育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为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而实行的一种教育，进而认为“高等教育的素质教育”“成人教育的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的素质教育”等提法都是不科学的。[10]

在素质教育实践领域，有些中小学校长，甚至区县级的教委主任认为，素质教育主要是抓好体、音、美，多开展课外活动，“课堂抓‘应试教育’，课外抓素质教育”。］由此，基础教育领域产生了“一些地方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的现象。12]在高等教育领域，素质教育被界定为“文化素质教育”，成为与“高等专业教育”对应的概念。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比较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开展人文讲座，开设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等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由此形成了素质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分立的课程模式。所谓“寓素质教育于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中”，就是一种从教育模式出发对素质教育的认识。

最近十余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广泛开展了关于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了“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任务，两年之后，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7年，《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颁布实施。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以落实核心素养为标志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将素质教育实施推进到核心素养时代。[13]

在课程层面落实核心素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但关于核心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核心素养概念泛化。由学生核心素养引出的教师核心素养、管理者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课程核心素养等概念铺天盖地。[14]这些泛化的核心素养概念大多望文生义，似是而非。二是通过实施“学科核心素养教育”“课程核心素养教育”等开展核心素养教育。严格来说，“核心素养”指的是学生的核心素养，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学科核心素养”“课程核心素养”之类的“核心素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核心素养界定为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我国教育学界没有采用西方国家使用的“keycompetencies”（“关键能力”）概念，而使用“核心素养”概念，这是否有与“素质教育”挂钩的考虑，目前仍无据可考，但的确需要避免以核心素养教育代替素质教育的倾向。尽管“素养教育”与“素质教育”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有本质区别。核心素养教育是针对学生在现在及未来社会中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知识技能及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教育[15]，而素质教育是一种起统摄作用的教育思想，它既不是所谓的“素养课程”，也不是一种专门的教育内容。“因为没有一种抽象的，叫做‘素质’的东西可资传授或培训。它寓于一切教育教学环节中，渗透在各种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16]

在不少学者将素质教育理解为一种与“应试教育”对应的教育模式的同时，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的观点。1997年，潘懋元首先提出：“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而不是一门具体的课程或一种具体的方法。”[17]文辅相也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的观点。18]周远清提出，“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提倡素质教育是教育思想上的一大突破”[19]，“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20]。杨叔子和余东升则认为素质教育兼具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双重属性，是“改革开放30年所产生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与模式”[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