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的连接:数字化时代高校融媒体立德树人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创新
作者: 苏运生 吴雨欣习近平在2024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1]高校融媒体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在形塑主流价值、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提升高校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融媒体结合新媒体技术与传统教育手段,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特征,突出渗透性要素与实体要素的互动融合,实现教育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数字化时代高校信息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样态。
校园媒体从中国高等教育创办之时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力量。数字化时代,由于传播环境的变化、资本逻辑的侵蚀、传播主体的结构性变化,校园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被弱化。融媒语境下,高校校园媒体不仅要紧跟媒体技术的创新发展,更要将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需求作为核心关切,构建科学的、解释力强且富有价值关怀的校园媒体发展新范式。
一、高校融媒体面临的范式转换
高校融媒体利用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播、互动传播和个性化传播,传播方式从单一的线性传播转变为多元化的网络传播,内容生产从“一次生产、多次利用”转变为“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用户的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反馈机制不断完善。
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融媒体传播表现出动态性与多变性等特点,这与英国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液态社会特征相契合。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社会”[2],从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样态的宏观视角出发,指出现代社会从坚固、明确、沉重的固体状态转变为流动、轻盈、多变的液体状态,强调社会的流动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荷兰新闻学者马克·德尔兹基于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理论,提出了液态新闻的概念。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反映了“流动的现代生活”变动不居、去中心化的基本特征,强调新闻业的快速变化、多样性和流动性。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融媒体时代,高校融媒体呈现出“液态”的连接特性,主要体现在其附着的价值观念能够灵活适应互联网空间中多重话语的交叠与碰撞,像液体一样流动并渗透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高校融媒体以“液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凝聚和引领青年思想的重要纽带
本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分析了高校融媒体立德树人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创新。在本体论层面,高校融媒体作为立德树人的创新驱动力,其核心在于坚持基于立德树人的价值逻辑,并锚定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内核。这一过程涉及到对现有教育模式、传播手段和思想教育方式的深刻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媒体环境的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在认识论层面,要将基于智慧思政的技术逻辑纳入观照视野,深刻理解数字化、全媒体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结合新媒体新技术赋能高校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律,不断优化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服务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方法论层面,要重塑数字化时代高校融媒体的传播逻辑。在内容生产方面,要通过体验式和沉浸式的创新内容与形式以及“媒体 + 智慧服务”的功能拓展,实现大学生关系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双重嵌人,推进个人价值与共享价值的融合。在传播渠道方面,要挖掘缝隙空间以推动全方位育人,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圈层并实现破圈传播,同时整合思想政治教育液态空间中内外渠道的价值流量,提升高校立德树人内容传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
二、价值本位:基于立德树人的育人逻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德”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立德树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屏障。[3]数字化时代,高校融媒体为立德树人提供了新方式,通过信息的快速传播、强效聚合,助力培育具备良好私德、公德和大德的新时代人才。
(一)价值基点:立德树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套关于人的哲学与思想体系,其核心理念和理论架构始终聚焦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他们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突出强调人类全面解放作为最终追求的重要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马克思主义主张个体的利益、愿望和理想应融入社会和集体的大环境中考量。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人类的生活需求可被分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追求享乐的需求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的需求,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生存是最根本的需求,但它鼓励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并将个人发展视作更高的目标和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体与人性的认识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哲学基础。
从功能层面上,高校的使命和本质在于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6]将立德树人理念融人高校融媒体,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首先,立德树人体现了教育的核心本质。高校融媒体应通过信息传播、知识传授和智慧启迪等多种途径来培育人才。第二,培育人的德性是教育的首要任务,需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为高校德育工作注人新的活力。第三,要从道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借助高校融媒体,促进学生的德性成长和全面发展。
从内涵层面上,立德树人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成熟于历代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思想。7]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有德立德、实现道德理想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进人新时代,立德树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全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8]。其中,“德”包含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以及宇宙伦理在内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教育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立德树人中的“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中的“立”和“树”,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将新媒体新技术融入立德树人教育机制。
(二)价值生成:实现教育主体客体化与教育客体主体化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9]价值并非内在于客体本身固有的存在与属性,而是源自于客体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价值的实现就是客体作用于主体对主体产生的实际的效应,即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产生的一定的实际效应,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和影响。通常指客体作用于主体对主体产生的积极效应。”[10]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体向客体的转化,即信息传播的价值主体通过创造产生新闻舆论等具有价值的客体;第二阶段是客体向主体的内化,即通过新闻舆论等对青年学生的引导,使其能够吸收并体现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准则,进而推动其自身的成长进步。在这一系列转化与内化的过程中,多个关键因素共同影响着新闻信息引导价值的实现,包括融媒体作品的质量、青年大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媒体与大学生主体之间的互动质量等。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包含主体客体化,也包含客体主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目标和意志来改造客体,这体现了主体的本质和能力。同时,客体的固有属性和规律也会对主体产生影响,这些影响被主体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力量,进而转化为其实际能力。这种相互影响不仅推动了主体的自我改进,还促进了主体的自我改造、内在充实与发展完善。
高校融媒体是青年学生与自身内部沟通、与外部社会联系的一种独特中介系统。传播主客体关系连接触达的后端是价值层,传播关系导流的最终目的是关系价值的实现。11]关系价值包含个人价值和共享价值两个向度。其中个人价值指用户个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过程中所实现的创造和贡献;共享价值指思想政治教育参与方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所长,共同参与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基于个人价值与共享价值的共融。
融媒体语境下,作为个体用户的大学生和媒介平台的关系转换使得个人价值得以凸显,形成用户和媒体协同创新的局面。一方面,高校融媒体应当重视对个人关系数据的挖掘和应用,以此完成关系的转换。比如借助微信、微博、抖音等软件的社交功能,将用户的社交关系转换成一系列关系数据;深入挖掘和分析用户搜索、播放、点赞的爱好习惯和行为,预测用户偏好,决定如何制作内容产品,实现从关系数据到稀缺数据的转换。另一方面,青年大学生与高校融媒体之间可以建构新的价值关系使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形成一种协同创新的新型传播格局。
高校融媒体建设是共享价值的创造。共享价值的实现不只依靠信息的物理连接,还要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交往。为解决思想政治内容面临的传播困境,要在物质需求层面,建设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传播业务精湛的优秀团队,打造一批能够赢得广泛认同的新媒体矩阵平台;在精神交往层面,要借助融媒体平台,构建一个有助于学生形成理性认知、增强情感认同并培养信仰自觉的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系价值的重要指向。一方面,构建个人价值有助于青年大学生发挥主体性,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从内心深处对核心价值观产生真正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将进一步转化为他们的道德准则,为他们提供行动上的指引,并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强大支撑。另一方面,共享价值的生成使得高校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成为资源共享、情感共鸣的交互主体,实现两者对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统一和视域融合。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个人提供了道德和行为准则,也为社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它通过影响个人价值的建立和共享价值的生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三)价值旨归: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从媒介一体化的角度来看,高校融媒体影响青年学生“私德”的树立,即个人习惯、作风、品行表现出来的德性。媒介一体化“包括媒介及其所有要素方方面面的结合、汇聚、融合,既包括载体和介质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功能、手段、组织关系等方面的融合”[13]。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新媒体平台成为青年学生获取信息的新阵地,由此形成了不同群体的圈层,构建起高效的交流社群,实现整合媒体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在此过程中,青年大学生会无意识地根据媒介提供的社会框架和认知逻辑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内化成自身媒介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个人范式,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青年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高校在借助融媒体推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通过及时的教育管理磋商,为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并指明正确的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青年学生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高校融媒体影响社会公民“公德”的培育,即在社会风气影响下形成的素质教养。媒介素养是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有知的状态与能力[14],它在培养青年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的媒介认知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是未来公民媒介素养的重要反映,思想政治教育亦是一种社会互动。高校融媒体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传播使青年大学生的社会性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对传统道德质疑等问题。在立德树人过程中,通过对网络媒体的特征与内涵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梳理影响舆论导向的主要因素,在高校融媒体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创建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
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看,高校融媒体影响中华民族“大德”的构建,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当前“东升西降”趋势与“西强东弱”格局并存的历史背景要求中华民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而青年大学生是践行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的主体,需要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长远的发展眼光。高校融媒体作为高校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和连接世界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能够在青年学生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引导青年学生将自身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中,释放新时代青年人的青春激情与创造力。
三、技术赋能:基于智慧思政的模式创新
麦克卢汉在讨论媒体向人体扩展时突出强调“媒介的人化”,他非常关注媒介与社会、媒介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新的媒介将会创造新时代、新环境,从而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延伸。15]保罗·莱文森认为,新的媒体促进了媒介对人体的支持,使其更好地满足人性化社会的需要。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网络信息技术重构媒体格局的背景下,信息多节点、快速流动,“智慧思政”应运而生。智慧思政带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理的再造,即遵循技术发展的底层逻辑,将思政工作和信息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创新开放、共享、互动式的智慧教育形式,以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一)技术变量:技术推进校园媒体传播格局的演进
在全球迎来数字化浪潮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融入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并呈现出泛主体化、具象化和精准化的特征。6]一方面,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空前广泛;另一方面,具象化的数字技术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式体验。精准化的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高校融媒体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技术赋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提升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守好高校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媒体融合背景下,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出“液态”的特征,个体在信息网络中相互介人、渗透。这种新形态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信息环境,更加注重与传播对象的互动和信息的动态更新,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从技术推进媒体发展的角度来看,高校校园媒体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图1)。第一阶段为纸质媒体时代的单轨演进模式,报纸、刊物在高校的普及度较高,以1917年北京大学创办的《北京大学日刊》和1916年北洋大学创办的《北洋大学季刊》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校报在校园媒体建设中仍占主导地位。报纸在传统单轨演进阶段一直是高校传播主流思想舆论的喉舌。第二阶段是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体双轨并进的传统媒体时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电视开始在中国普及,各大高校在创办校报的同时,也纷纷建立校园电视台。第三阶段为融合探索推进阶段。1994年,中国接入了国际互联网,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在网络中汇流。同期,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开始创建校园新闻网,继承传统媒体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展现出全新的传播方式和特点,体现出校园媒体开始尝试并探索融合发展的可能性。第四阶段是全面融合阶段。5G实景、AR互动、AIGC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为高校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高校融媒体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各种媒体形式,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共享,产生了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校园媒体。
图1校园媒体的四个阶段发展模式

媒介技术的变革在推进高校全媒体传播矩阵格局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融媒体要借助技术优势,建立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拓展融媒体传播新载体。17]不少高校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在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内容平台、商业机构搭建的新媒体内容聚合平台以及自媒体平台进行布局。如暨南大学在构建新型教育媒体矩阵方面不仅积极推动大学校报、新闻网、广播台等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还相继开通了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B站等新兴短视频媒体平台账号,同时运营几大官方国际新媒体平台(Facebook,Instagram等),实现境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全方位布局。
(二)技术契机:耦合信息技术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高校融媒体通过内容生产要素配置与传播方式的创新,实时关注学校全网动态,围绕立德树人主题,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技术聚合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 + 互联网”的简单相加状态已经逐渐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联网 + ”的深度融合状态。18]当前的新型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正在广泛地“介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并通过数字赋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从平台重构维度看,对资源进行整合、调整和分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更加广阔的信息接收与传播的途径。从功能拓展维度看,个体交往格局的形成深刻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得以扩展和延伸。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具象表现为媒介化发展。
首先,高校融媒体是公众立场确立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承载着价值引领功能。作为一个舆论场域,各类媒体信息广泛传播,为不同思想与文化的交融博弈提供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空间。青年大学生群体心智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善,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容易受到外界不良思潮和不良观点的影响。[19]因此,要通过技术手段提升高校融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营造良好的公众舆论氛围,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第二,高校融媒体是一个成体系的综合服务平台,承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教学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传播,是一个利用各种传播载体传播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文化产品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争夺和利用各种传播载体的过程[20],以实现学生思想政治观点的形成、道德规范的养成以及心理心智的健全的目的。高校融媒体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打破传统教育模式,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舒适度的互动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与此同时,在媒介一体化的帮助下,学生可以在图像、声音和互动的背景下感知教育信息,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媒介形式相互补充,提高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吸引力、参与度和说服力。
第三,高校融媒体作为高校社区的信息枢纽,不仅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馈与调控功能,更因其“在地性”的独特优势,能够充分利用学校本土化信息营造出强烈的“地方感”[21],这是其他媒体所无法替代的。高校融媒体积极传播正面、本土化的信息,构建了一个师生信息交互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学生能够参与到融合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切实增强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提升其学习的主动性,并能及时反馈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融媒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采用平等、共存、双赢的交流模式与受教育者进行沟通,确保教育内容能够深入学生内心,助推其内化从而取得教育实效。
数字化时代,算法、人工智能、AIGC等信息技术重塑着高校融合传播的生态。利用数字化技术,创新算法推荐和内容引导相结合的推送方式,为学生提供价值观正确的优质内容,实现多元内容产品的精准分发,提升信息传播的精准度是高校融媒体建设的重要目标。
但从当前的实践来看,当下高校融媒体的建设更多是注重校园媒体的外在形态改变和表面的技术创新,并未将学生的注意力导向校园的内在文化理念和文化思维,造成了“只现技术不见文化”的“孤寂”[22]面对这种困境,高校应该促进文化理念和算法调节的双向融合:算法推送的应用要符合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实际,结合学校自身特色,明确建设方向是高校融媒体建设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为学生构建别具一格的硬件环境,更要促使学生理解校园文化的深刻内涵。另外,文化的价值内核可以通过算法分发的新型形态进行呈现,以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广域联接。
四、传播逻辑:基于社会嵌入的关系重构
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最早提到“嵌人”一词,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将“嵌入性”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并提出“社会嵌人”的概念。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嵌入包括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类型,二者是不可分裂的。媒介组织在社会网络中需要实现双重嵌人:既要嵌入用户个人关系网络中,与其形成各种各样的链接;又要嵌入其自身所在的社会网络中,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成为了诠释社会嵌人程度的结构性因素。[23]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呈现出原子化特征,同时个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化过程对其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人际关系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社会嵌人的程度和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可能不再适用,个体需要寻找新的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社会嵌入成为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重要方式。
(一)关系向度:对缝隙空间的社会化改造
媒体融合背景下,融媒体平台成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连接处形成的有待填充的缝隙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嵌人体现为对缝隙空间的社会化改造,强调对流动着的人脉圈子的聚合与构建[25]在关系化、圈子化的媒体语境下,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对接方式更加灵活。推动高校优质教育内容在两类空间之间的有效流动,依赖于教育圈层中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的整合。
在传统校园的空间布局中,思想政治教育最具有代表性的空间是以教室为代表的学习空间,讲台是教师发挥话语权和解释权的一个权力空间和范围。26]而在媒体融合背景下,融媒体平台成为青年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接口,空间的媒介化趋势渐显,并呈现出移动化和社交化的特点。以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拓展了大学生获取高校信息的渠道,同时特色教育资源库、移动学习平台等也成为高校融媒体的重要补充,有待开发和激活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因此,高校融媒体的缝隙空间生产过程就是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媒介化地理碎片中寻求合适位置传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其传播介质更具软性、流动的特征。
社会化语境下的各种微文本形态成为空间缝隙里最常见的填充物[27],其与用户之间的有效互动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跨空间传播。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者不断开发短小精悍、易于传播的微文本形态,并且通过超链接、引用和网站名称提及的方式实现各平台的流动,碎片化的信息挤入用户日常生活的各个缝隙,原本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缝隙空间的生产中获得了生动的阐释。另一方面,用户在各种闲暇之时接受信息流,通过转发行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再传播,在此过程中发掘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意义,进而完成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再生产与认同。
融媒体空间中,虚拟与现实的对接方式更加灵活,具体表现在将教育的虚拟空间压缩到个人现实空间当中。比如,传统卧室是一个绝对隐私的实体空间,在人们入睡前不自觉浏览社会化媒体内容的仪式之下,高校融媒体借助在虚拟教育空间中发布的大量“去教育化”表征资料以及更加生动的音频、视频资料进驻卧室空间,实现在个人隐私空间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如此,除隐私空间外,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空间被不断挪用和招募,通过各样的终端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虚拟空间随时随地的接人。
随着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互通,思想政治教育圈层被重新塑造。教育主体呈现出大众化、零散化的趋势,但也并不是从原有的秩序中完全脱离,而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主客体相互渗透,[28]共同构成了一种弱边界、高融合的“共生关系”。在私域层面,高质量、强话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因内容生产者以及师生用户的“转发”行为累积较高的阅读量和评论数,扩大了优质内容的曝光量,实现“圈地”过程,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价值共创;在公域层面,高校融媒体在高校内部圈层和公共外部圈层之间整合配置权力,协调社会关系,实现“破圈”传播,通过社会用户的个性化分享以及社群交流提高教育平台的活跃度和思想政治内容的影响力。
(二)关系产品:作为连接器的关系性介体
谭天认为“关系产品”是指连接用户需求及各种社会资源、金融资本的任何东西,包括各种互联网应用、数据处理等有形的物品和无形的服务、组织、观念,以及它们的组合。[29]高校融媒体也是一种关系产品,其存在的本质在于提供内容产品和服务产品,从而解决人、物、环境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高校融媒体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内容产品,借助丰富的图文、视频、动画等丰富形式,嵌入青年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圈,促进不同主体、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比如各大高校在考研季、毕业季等特殊时间节点推出的全媒体创意策划,凭借基于趣缘的谈资、段子、图片和视频连接到师生群体,为学校师生提供有趣的内容产品和即时的交流平台,提高用户的沉浸体验。同时这些内容产品对于学生群体而言都是“与我有关,对我有用”的信息,促使学生通过转发、点赞和评论加强彼此间的关系,从而提高高校融媒体在个人社会关系和生活圈中的嵌入程度,而这种强关系也挟带着大量的信息流、资源流和价值流。
另一方面,高校融媒体从满足用户需求入手,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产生更好的互动关系提供智慧服务产品,促使用户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转换。例如,高校将教育服务产品整合到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中,让老师能够查看课程表,实现与学生的教学交互;同时,学生也能够通过平台服务直接查询课程表,选择课程。此外,学生和老师们还可以通过生活服务产品进行生活缴费和食堂订餐,使得关系经济在高校融媒体平台融合建设中得以实现。
关系连接分为“强连接”与“弱连接”。“强连接”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引发用户的自觉行为;而“弱连接”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纽带、接驳关系。相比“强连接”,格兰诺维特更强调“弱连接”的力量。他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濒率,二是感情力量,三是亲密程度,四是互惠交换。[30]高校融媒体可以通过构建真实的社交场景,与用户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实现关系转换。
从本体论维度来看,立德树人回答了高校融媒体“是什么”的问题。高校融媒体的底层逻辑是借助媒介深度融合手段完成新时代高校的根本使命,实现个人“私德”、社会“公德”与世界“大德”的构建。从认识论维度来看,高校融媒体要充分利用技术活性,重新聚合大数据和算法等技术要素,建设全媒体传播格局,全面激活媒体平台与青年学生的深度连接,聚力实现学生的注意力重新分配,以此扩大立德树人的辐射范围。从方法论维度来看,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在内容生产层面,通过体验式和沉浸式的内容与形式创新以及“媒体 + 智慧服务”的功能拓展,实现用户关系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双重嵌人与个人价值和共享价值的共融。从传播逻辑层面,要挖掘缝隙空间以推动全方位育人,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圈层以实现破圈传播,同时,整合思想政治教育液态空间中内外渠道的价值流量,以提升高校立德树人内容传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
高校融媒体是高校信息传播的网络新单元和思想政治的智慧新平台,肩负着立德树人、巩固校园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使命。液态的连接是在数字化时代高校融媒体建设的重要特征。通过灵活性与适应性、多元化与整合性、用户黏性与互动性以及创新性与前瞻性的有机结合,在以数字技术和媒体融合为发展方向的融媒体时代,高校融媒体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为高校的立德树人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09-11(01).
[2]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0.
[3]原魁社.立德树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29(8):80-8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8-109.
[6]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8-05-03(02).
[7]陈琪.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四重逻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3):3-6.
[8]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光明日报,2018-09-11(01)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10]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52.
[11]谭天,王俊.新媒体运营:从“关系”到“连接”[J].编辑之友,2017(12):5-9.
[12]王洋,许赞.交往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1(6):10-13.
[13]彭子胭,田宏明.媒体融合“一体化”的含义、维度与路径[J].传媒,2020(24):70-72.
[14]刘庆庆,杨守鸿,包晗,等.融媒体时代高校研究生媒介素养教育探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3):27-32.
[15]胡靖,胡加加.溯源与考辨:媒介融合的多维视角和研究路向[J].中国出版,2019(12):14-18.
[16]刘经纬,高博文.数字化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探究[J].学习与探索,2022(12):60-65.
[17]郭俊玲,黄昭华.高校融媒体创新传播路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21(19):47-49.
[18]董扣艳.媒体融合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逻辑探论[J].理论导刊,2022(4):118-122+128.
[19]冯刚,朱宏强.抗疫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20(12):113-117.
[20]苏运生,卢远.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传播[J].教育评论,2012(3):84-86.
[21]唐晶.县级融媒体在扶贫语境下的信息援助研究[J].中国出版,2021(1):30-33.
[22]杨霞,范蔚.技术与文化双向融合:智慧校园建设的价值选择与行动路向[J].电化教育研究,2022,43(11):45-52.
[23]张辉刚,朱亚希.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媒体融合的行动框架构建[J].当代传播,2018(1):41-44.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
[25]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J].当代传播,2013(3):13-16.
[26]陈先哲.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空间转型[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8):20-27.
[27]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J].当代传播,2013(3):13-16.
[28]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7) :24-46+126-127.
[29]谭天.新媒体经济是一种关系经济[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6):121-125.
[30]谭天,汪婷.接入、场景、资本:社交媒体三大构成[J].中国出版,2018(8):22-27.
(责任编辑 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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