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生态学视域下西部地区高职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
作者: 董芩 阿木古楞[作者简介](1997-),女,山西临汾人,在读博士。( 1989- ),男,内蒙古通辽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内蒙古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高等教育70年发展的历史演进与经验研究(1952一2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JBQN006,项目主持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2-0031-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横跨农村“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结构体系复杂的系统1,先天具有赋能乡村振兴的竞争优势,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十四五"时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持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落地,西部地区由以往的边远地区转变为前沿发展地带。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极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也赋予了西部高等职业教育独特的发展空间和厚重的历史担当[2]。概言之,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高度耦合性。就战略地位而言,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逾七成,人口约占三成,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推动西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就目前来看,西部地区仍面临发展质量不高、与东中部差距明显、发展潜力释放不足等问题,亟须高等职业教育增值赋能,推进西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机结合[3]。鉴于此,为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4],促进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视角的转换和发展观的创生,本研究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厘清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机理及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策略,以期助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升西部的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教育生态学阐释
生态系统是指一定地域(或空间)内生存的所有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代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体[5]。教育生态学将生态系统中的平衡、发展、和谐等概念移植到教育领域,重点关注教育问题的整体性和动态关联性,强调以系统中各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功能统一等生态方式开展教育实践,研究教育主体、资源要素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同理,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契合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原理、结构与功能适配原理以及协同进化原理,能搭建系统全面的逻辑架构。
(一)适应与发展:多元主体融合凝聚系统发展向心力
发展是一种渐进的、有序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的过程[。每个系统的协调性与持续性皆依赖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多要素的有效聚集以及系统对环境的适应[。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包含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利益相关方。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维持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各参与主体须具备自适应与自平衡能力,即通过系统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各类主体的协同联动。
在赋能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乡村振兴具体项目为纽带,促进城乡人才培养合作交流,实现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双向良性互动。从政府层面看,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作为政策供给者,不仅能充分发挥其在管理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履行法规制定、监督管理、考核评估等职责;还能综合运用政策倾斜、财政补贴、信贷扶持、税收优惠等多元杠杆撬动民间资本,引导社会各界协同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扩大公益性服务供给,实现各主体间的共融共通。从学校层面看,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科学办学定位,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事业高度融合,有效整合教学科研资源,推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持续输出符合新业态发展的新农人。从行业企业层面看,行业协会作为非政府主体和经济领域的重要代表,不仅能为特定行业企业提供沟通、咨询、服务等功能,还能精准反馈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先进的技术实力及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当地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和智力保障。202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丰富产教融合办学形态、拓展产教融合培养内容、优化产教融合合作模式、打造产教融合新型载体,核心内容是让行业企业成为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总之,只有在维持各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催生出系统融合发展的向心力。
(二)平衡与失衡:结构布局优化增强系统协同适应性
基于教育生态系统平衡观视角,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交互过程中,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必然会产生依存与适应等相互关系,最终达到高度适应、协调统一的动态平衡状态。当输入与输出值不在“生态阈限值"时,会出现失衡。为此,需不断调整优化自身的结构与行为,使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教育环境变迁和社会需求变化,以此重建生态平衡或达成新的平衡,从而驱动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从结构维度看,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的生态结构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阐述:一是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功能结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协调。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应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精准对接西部乡村全面振兴各领域、全要素,为壮大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二是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布局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相适应。为加快促进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乡村产业兴旺,高等职业教育围绕西部县域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所需,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布局,使专业设置和布点更加符合产业升级逻辑。同时,依托西部地区特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特色文化产业,重点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兴农业产业,强化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推动形成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局面。三是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多层次需求相契合。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可以通过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农村劳动者提供继续教育机会;也可以将农业生产经营、乡村公共服务以及乡村技能人才需求信息常态化共享到高职院校,形成与乡村需求的精准匹配、动态调整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加快补齐乡村人才短板。因此,在赋能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中,必须基于乡村振兴需求端,深化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增强系统协同适应性,促使整个生态系统达到新的平衡。
(三)共生与竞争:交互机制创新提高系统融合适配度
生态系统的原理即“联系”“共生”。生态系统的进化既需营造相互“联系”与“共生"的生态环境,也需通过竞争驱动合作各方创新调节机制。为保障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乡村全面振兴中“有为有位”,需全面分析生态环境因素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创设有利于系统协同进化、融合共生的生态环境。
就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生态环境而言,具体可从组织、制度、文化三方面展开。一是打破功能阻隔,实现跨区域统筹。组织生态是组织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在生态系统运作过程中发挥导向和调控作用。为加强校地之间的紧密协同,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要以片区为单元,设立乡村振兴学院、组建乡村振兴联盟、搭建数字交流平台,在“城乡联动”“区域联动”中形成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的倍增效应。二是细化责任边界,实现跨主体适应。制度环境是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及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支持和政策保障。当地政府部门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等政策要求,科学制定促进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措施,构建高职院校、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多方参与的紧密型产教融合机制,明确各参与主体的功能定位和职责分工,促使多元主体合作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三是化解利益冲突,实现跨文化互通。文化环境指与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认知、情感、价值观等文化要素的集合。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应坚持“和而不同"的教育理念,通过校村合作,组建一批能提供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新理论的优质服务团队,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化一批有内涵、有特色、可重塑的乡村文化基因,以新型智库合作平台为载体推进文化下乡,促进西部农村移风易俗和城乡文化互融,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因此,从组织、制度、文化三方面研究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对于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促进西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尤为重要。
三、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困境
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开放、跨界、动态的复杂系统。囿于西部地区历史文化、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特殊因素[9,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制度环境等生态因子影响,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呈现特色化、多元化发展态势。未来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仍面临各种挑战。
(一)主体困境: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关系失调
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中,各主体应根据自身在教育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动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及发展位属,推进教育生态位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各主体的生态位错乱,难以完全适应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需求。
一方面,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主体功能弱化。从政府层面看,部分当地政府部门在制定与执行地方性政策上缺乏特色与创新,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契合度仍有待提升[10]。从学校层面看,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普遍存在基础薄弱、社会认可度偏低、专业设置“趋热避冷"等问题,尤其“轻农、离农、去农”现象严重,涉农专业不断减少。以涉农高职院校为例,截至2023年,西部八省区高职(专科)院校229所,以“农"冠名的高职院校仅6所(广西2所、贵州1所、云南1所、青海1所、新疆1所),占比不足 3% 。从社会层面看,受生源竞争、“轻农重商”思想、就业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社会教育选择中处于“边缘”地位。部分初、高中毕业生既难以升入普通学校又不愿接受职业教育,选择辍学直接
进入社会。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产教融合效能不高。一是产教融合程度松散。受西部产业基础薄弱和企业规模偏小的客观条件限制,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呈现产业集聚度低、企业参与度低、融合可持续性低的特征,仍停留在联结松散、浅层融合、自发组织等低水平结合的状态。二是产教融合难度较大。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企业500强”名单,500强企业分布最多的依次是北京、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广西仅有7家企业入围,其他西部地区省份更少。此外,据《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2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R&D活动的企业有16491家,仅占全国(173914家)的 9.48% 。在校企联合办学过程中,由于西部地区缺乏耕耘产教融合的“沃土”,高职院校难以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先进技术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
(二)生态困境: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结构失衡
生态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系统结构保持稳定且健康的状态。教育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多表征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目前,西部地区尚未精准把握高等职业教育生态平衡规律、及时研判系统发展趋势并建立结构稳定、开放多元的高等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影响其有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第一,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规模逐年递增,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显示,2018—2023年西部高职院校从366所增至418所,各省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逐年递增,意味着每年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反观《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24)》,西部地区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从 3.14% 上升至 5.34%[11] 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收缩导致原有就业岗位减少,而现代化产业就业岗位增长相对缓慢以及新兴产业对技能的要求更高,导致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陷人无处就业的被动局面。同时,受利益驱动影响,部分高职院校一味迎合政策和市场需求开设专业,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同时,受利益驱动影响,部分高职院校一味迎合政策和市场需求开设专业,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
第二,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类型定位趋同,区域特色发展不足。当前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在办学思路、人才培养定位、发展模式等方面呈同质化发展趋势,缺乏区域产业特色和生态个性,难以适应西部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宁夏乡村振兴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宁夏“六特"产业共需技术人员32180名,而经营主体仅有技术人员14860名,缺口达 54% 。部分高职院校忽视本土农业产业基础及自身办学条件,盲目套用东部地区普通高校的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导致学生毕业后深陷“本土就业难施展,异地求职亦无门”的双重困境。
第三,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的层次流动受限,劳动力素质整体偏弱。据《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2年,西部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未上过学的就业人员 (3.9% )占比高于全国水平 (2.4%) ,西藏更是高达 22.4% ;小学( 25.8% 和初中 (37.0% 学历的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高中学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分别占比 13.1%,10.2%,9.3%,0.7% 。由于西部地区农村教育资源以及受教育机会匮乏,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院校的机会和比例较低。
(三)资源困境: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资源失配
维持生态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关键在于确保其得到充足且持久的能量补给。目前,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传递受阻,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随着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逐步扩大,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教师队伍和基础设施等仍较薄弱
第一,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经费难以支撑教育规模扩张。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可知,2018—2021年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教育经费从4005692千元增至4890535千元,但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2018—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从25120.33元减至13619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从20498.27元降至14849元。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滞后于规模扩张速度,部分高职院校面临基础设施落后、教学实训条件不足等问题。加之受制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人困难以及政府教育经费投人偏好等因素,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更倾向于“建一流高等教育”,难以保证有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
第二,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体量不足。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2018一2022年高职院校的教职工数、专任教师数、“双师型”教师数均呈连续增长趋势,增长率分别为 88.8%,108.2%,103.6% ;生师比也呈增长趋势,分别为 16.17,15.41,17.01,17.79,18.82 。可见,虽然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体量不断上升,但随着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张,高职院校生师比也随之增长。未来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教师的需求逐渐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化,还需组建更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第三,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对比广东省(东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广东互联网出口宽带(933355.2Mbps)是内蒙古(4474Mbps)的208倍,广东校园网主干最大宽带(1399666Mb-ps)是内蒙古(6911Mbps)的202倍。当下,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在信息网络建设、教学设施设备、数字资源平台等“软硬件”方面均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很难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优质教育的均衡分配和跨区域互联。
(四)制度困境: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制度失灵
在赋能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影响自身发展、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当前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还存在目标定位不清晰、过程设计不合理以及协同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第一,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分割,缺乏融通性和复合性。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显示,2022年宁夏城镇人口483万人( 66.34% ),乡村人口245万人 33.66% )。 ⟨⟨2023| 年宁夏乡村振兴发展报告》显示,宁夏现有农村实用人才14.08万名,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不到 1% ,经营型人才不足12% ,技能型人才不足 25% ,大多数为低学历的种养殖人员,第二、三产业人才短缺。受西部地区城乡发展机遇落差、资源分配不均、城市虹吸效应等多重因素影响,西部乡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现存人口总量偏少且学历层次偏低。另一方面,城乡之间存在“制度壁垒”。受制于不同的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而高职院校承担的技术技能培训工作虽能帮助农民习得一技之长,但本质上仍依附于城市产业,侧重于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难以从根本上弥合城乡发展差距。
第二,西部地区产教融合规范制度宽泛,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西部地区行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制度大多数倾向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指导,多采用“应当、支持、鼓励、强化"等导向性表述,不仅缺乏可量化、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也难以适配西部“小、散、远"的产业特征,导致产教融合执行效力不足、落实难度较大。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益耦合机制,尤其在公私合作领域,学校方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与损坏,企业方考虑市场风险及盈利高低,从而降低了校企合作效率。
第三,西部地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足,缺乏系统性和自主性。目前,西部地区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政策引领、制度保障、人才培养等方面未能与高等职业教育形成合力,仍存在主体间利益链脆弱、利益联结方式单一、主体功能发挥欠缺等问题,难以有效激活高等职业教育的内生发展动力,导致西部高职院校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后劲不足。
四、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理路
生态学的基本精神是系统、平衡、联系。为实现西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整体效能,应遵循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逻辑和内在规律,以生态系统平衡观引领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协调发展,实现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良性互动。
(一)主体融合:遵循生态位规律,打造政行校企共同体
生态学原理强调个体在整体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地位和机能作用,揭示了生态群体中的每一个生态体都占有独特、不可替代的生态位,且只有处于关键生态位才能获得完整发展。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各参与主体应找准自身定位,强化协同意识,形成统筹联动、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
第一,强化政府统筹主导作用,优化系统生态环境。一方面,明确公共服务职能,协调各方利益主体分工协作。政府应细化支持西部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清单,明确政策落实的执行主体、操作程序和具体标准,全面激活各类主体参与活力、高效整合各类资源要素,促使各主体在利益博弈与协调中深化合作。另一方面,开放主体经营管理自主权,吸纳更多企业扎根西部。政府应调动各方力量参与西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和农村重点服务项目,吸纳更多就业能力强的经营主体稳岗拓岗,吸引更多高职院校毕业生“组团式"返乡参与乡镇、村(社区)治理建设工作,满足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返乡就业需求。
第二,明确高职院校主体地位,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一方面,明确办学定位,厘清主责主业。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应重点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民族手工艺、生态旅游等西部优势产业,构建“一校一品"特色专业集群,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方式,与民族特色企业、农业合作社共建“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培养懂技术、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创新融合模式,优化教育供给。高职院校应创新“一群一链、一专一企"产教合作模式,将学校教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相融合、课程标准与职业技能标准相融合,形成“项目研发一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一产业孵化”的良性运行生态。
第三,突出企业行业重要作用,深化校企共生共长。一方面,吸纳行业企业参与办学,推进校企资源双向流通。西部地区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应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等区域特色产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履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技能鉴定等职责,并定期发布西部区域产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信息,促使校企双方资源共享。另一方面,以乡村振兴项目为抓手,推动校企互联互动互研。校企双方应联合共建西部高原农牧业实验室、民族文旅创新中心等特色平台,创新“项目引领+人才共育 + 平台共享”机制,重点开发农产品精深加工、风光电设备维护等专项技术,提升耗牛乳制品、沙棘制品等乡村特色产品附加值。
(二)生态契合:优化生态链结构,构建职业教育自组织适应生态体系
“自组织”是系统自我有序化的过程和方式[2]。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具有自组织特性的生态系统。为助推西部乡村全面振兴,高等职业教育应把握系统自组织发展规律,从供给侧优化生态链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自适应生态体系,形成内生发展机制,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第一,适应乡村全面振兴内在要求,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区域结构。一方面,扩规模、提质量。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应依据地域、行业及院校类型差异进行撤并整合与扩建重组,并以资源共享、成本分担、质量提升为原则,构建产业相融、多机构相联、多条约相依的区域性大学集群,形成与西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同发展的共生体。另一方面,建平台、享资源。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应打造“一联盟”(东西部协作联盟)、“一工作室"(民族技艺大师工作室)、“一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构建适应高原、牧区、边境等特殊地理环境的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生态圈,强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领示范作用
第二,匹配乡村产业振兴多元需求,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结构。一方面,聚焦西部产业资源优势,打造"1+N"专业集群。高职院校不仅要立足西部县域产业发展需求,建设“ 1+N′ 专业集群体系,精准培养符合现代产业需要的生产、经营类人才;也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创新“东部企业 + 西部资源”的联合培养模式,借助东部优质产教资源提升人才培养的产业适应性。另一方面,坚持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拓展服务“三农"领域。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应依托“链主”企业、职教联盟和乡村振兴学院,加强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等领域技术攻关,深化农科教融合和产学研用一体化办学模式改革,选派“教授一博士一硕士"团队赴村开展技术培训和入户指导,提升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
第三,对接乡村人才振兴多样诉求,拔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一方面,建设特色高水平职业教育高地。西部地区应重点建设“高原特色农业”“民族文化产业""边疆跨境商贸"等领域的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联合西部企业组建乡村振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培养既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又熟悉民族地区特点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完善高层次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高职院校应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通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传统技艺 + 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技术技能培训,培育兼具文化底蕴、专业技术、经营智慧与管理才能的新型职业农民。
(三)资源聚合:提高生态承载力,构建协同共生的乡村振兴发展环境
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既包括地方政府、学校、企业等主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平台设施、物理空间和资金投入等有形资产,也包括诸如知识、经验、技术储备等无形资产。
第一,加大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力度。首先,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财政拨款制度,健全多渠道筹措高职教育经费的机制,适当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在财政拨款中的比重,并确定具体的量化比例。其次,建立公开透明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管理体系,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及资金拨付流程,加大专项拨款力度,增加支持高职院校的品牌专业、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和实训设备等专项建设。最后,还应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和职业教育资源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健全贫困生的资助和补助制度,给予弱势群体更多关注。
第二,组建高水平、结构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一方面,坚持“走出去”。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应组织无企业工作经历或新人职教师赴对口企业实践,通过挂职顶岗、合作研发等形式,接触先进的专业生产设备、技术工艺和企业文化,跟随企业技术骨干直接参与行业、企业生产实践,提升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和技术研发水平。另一方面,坚持“引进来”。高职院校应实施"高层次领军人才""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三大引培计划,聘请“教练型"行业专家和“工匠型"技术技能大师灵活入校承担教学任务,打造“双栖型”教师科研团队,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第三,完善“软硬结合"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夯实数字“硬基础"建设。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应在学校全域布局无损通信网络,建设安全、可靠、高效的数据中心机房和泛在的智能网络连接设备,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课堂、现实虚拟双融合的虚拟仿真实训空间,共享高性能计算平台和大型仪器设备,打造坚实的教育数字化底座。另一方面,扩大数字“软服务”供给。西部地区政府、学校、企业应围绕“ 5G+ 互动教学、智能考试、综合评价、智慧校园"方向,建立“教管研学评”一体化的数字服务体系,实现5G智慧教育融合应用。同时,由政府牵头联合共建新型高端智库,为师生提供技术原理类、实训模拟类、创新创业类为基础架构的在线课程体系,并配备教学案例、考试题库、融媒体教材等多元化在线教学资源库[13]
(四)机制耦合:激发生态创新力,构建环环相扣的良性循环运行机制
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耦合互动机制,是激发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各参与主体内在活力、保障生态系统高效运转、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关键。因此,需加强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运行的组织、管理等配套制度,形成校地协同的工作闭环,促进资源要素的循环转化,推动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14]
第一,建立协调联动机制,走城乡一体化生态发展之路。一方面,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西部地区应建立“省(自治区)一市(州)一县"三级联动机制,以县域作为联结城乡的基本单元,创新“县级职教中心 + 城市职业院校”的办学模式,形成高职院校引领、县乡村职业学校支撑的职业教育体系,打破城乡教育分隔状态。另一方面,完善市场化“引入"协调机制。高职院校应加强涉农职教集团办学和现代农业联盟组织建设,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精准适配西部县域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城乡间教育、人才、科技、产业要素相互融合。
第二,构建利益驱动机制,打造高等职业教育生态动力系统。一方面,加强“校校、校企、校地”之间合作机制。西部地区政府需完善政策供给,明确校企各方权责界限,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健全合作制度配套体系,在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深度协作,为社会力量高效参与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完善“校一政一企一农"多元供给机制。高职院校应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为原则,探索“现代产业学院 + 企业群 + 农户”联动模式,激发村民创新创业热情,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人新动能。
第三,健全系统服务机制,完善可持续的生态网络体系。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完善系统耦合机制。高职院校应明确西部乡村振兴与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耦合点,建立多元主体协作交流平台,优化政策衔接与信息共享机制,破除系统制度壁垒,促进西部高等职业教育的资源高效整合。另一方面,引领改革实践探索,构建长效发展机制。西部地区应建设省域示范性高职院校与成人教育基地,与县域职教中心建立长效交流服务机制,推动城乡办学主体、培养方案、管理机制等职教资源的有机融合,实现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良好生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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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黄晶晶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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