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新变革：动因、理念与路向

[作者简介](1994-），男，吉林长春人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低基础技能劳动力的技能转型升级与职业教育供给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4YJC880152,项目主持人：）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2-0055-09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及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技能人才，其体系也成为众多国家借鉴的典范。

然而，受经济下行、数字化转型、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该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技能短缺与技能过剩并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脱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不仅制约了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增长，也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应对变革。

一、澳大利亚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变革的动因

如今，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力素质的竞争[1]。澳大利亚凭借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VET），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力市场革新，引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尽管2008年该国政府曾颁布《国家技能与劳动力发展协议》（NationalAgreement for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以下简称“原协议”），但如技能和培训部(De-partmentofSkillsandTraining）前部长布伦丹·奥康纳(BrendanOConnor)所言，“历经十年的技能改革，因系统性设计缺陷和执行乏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进而引发本国严重的技能短缺问题,形成较大的劳动力缺口"2]。基于此，澳大利亚政府于2022年推出《国家技能协议》（Na-tionalSkillsAgreement，以下简称“新协议”），并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旨在全面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聚焦特定群体及关键领域，应对新形势带来的挑战，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促进经济繁荣并实现社会公平。

（一）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根据澳大利亚就业和技能委员会(JobsandSkillsAustralia,JSA)发布的《2024年职位紧缺清单》（2024 Occupation ShortageList）,全国1/3的职业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其中，技术与工程领域、教育领域、医疗保健与老年护理领域的空缺率尤为突出[3]。这说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存在短板，原协议已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为了扭转该局面，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协议。澳大利亚政府希望通过新协议，构建一个高质量、可持续且相对灵活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4，以主动引领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升级等带来的重大变革。新协议致力于引入全新的协作模式，推动政府、企业和行业等利益相关者合作，一方面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技能人才，另一方面稳步提升现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同时促进劳动力技能的多元化发展。在此之下，澳大利亚政府聚焦并推进清洁能源行业、护理服务行业、制造业、数字技术行业等领域的发展，确保国家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够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响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聚焦重点人群的技能提升与就业适配

在澳大利亚社会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意义重大，但一系列报告表明，原协议未能聚焦重点人群以解决相关问题。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计划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约 20% （近300万人）的劳动年龄人口存在读写或计算问题，其中，最初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族群的英语读写能力匮乏尤为突出，约 40% 的成年人英语读写能力极低，而在偏远地区，这一比例高达 70%^[5] 。从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情况看，《缩小差距》（ClosingtheGap)报告指出，由于存在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及家庭支持不足等结构性障碍，他们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意愿显著低于其他群体[。在就业层面，《携手共进——2024年工作和技能报告》(BetterTogether——TheJobsandSkillsReport2024）显示，弱势群体的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年轻劳动力和女性群体易受经济衰退冲击，面临更高失业风险，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兼职或临时工作。基于此，新协议将针对性解决青年劳动力、女性等重点人群在技能提升与就业适配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制订专项投资计划、精准配置资源及实施差异化行动，全方位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此举旨在确保体系切实服务于重点群体，推动社会包容与经济公平发展。

（三)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管理模式

2023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现状》（StateofVocationalEducationinAustralia）报告显示， 75% 的职业院校受通货膨胀冲击陷入运营困境。数据显示，超半数院校在关键指标上表现不佳，应届毕业生就业率 61% 、学生保留率 53% 、扩大招生规模能力维持在 53% 、学生毕业率仅 51%^[8] 早在20l9年《加强技能》（Strengthening Skills）报告中，就已揭示该体系存在质量保障机制缺失、资格认证体系滞后、资金与技能需求错配、职业信息供给不足、中学教育衔接不畅以及弱势群体人学机会受限等结构性问题[9。这些问题长期积累下来，不仅削弱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效能，更对其社会公信力造成损害，改革需求迫在眉睫。上述报告表明，原协议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形势与教育发展需求。为突破困局，新协议提出构建“共享管理模式”，通过引入平衡计分卡监测体系，科学设定国家技能发展优先事项，制订《国家技能计划》（Na-tionalSkillsPlan），并依托辖区行动计划明确各主体权责与行动目标。这一模式既能促进政府部门间的高效协同，确保资源向国家战略领域集中，又能充分考虑各州差异，通过灵活调整技能供给策略，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系统性完善财政与制度设计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财政与制度设计层面存在诸多问题。自2012年联邦政府引入市场化融资模式后，持续削减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资金。2012—2020年，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资金投入降幅达 22% 。随着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贷款(VETFEE-HELP)计划的扩张，因私立培训机构获取学生贷款时不受限制，澳大利亚各州政府不得不给予私立机构高额补贴，进而减少了对TAFE学院的资金支持。在制度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改革思路较为混乱，具体表现为体系结构调整失当，持续扩大私立培训机构数量，挤压了市场空间，导致TAFE学院数量锐减；市场化导向的技能培养机制失效，在80个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质量比较中，澳大利亚从全球领先跌至第20位；大范围推进微证书制度致使TAFE学院招生萎缩，自2015年起全日制学生数量减少50万人；2012—2020年，学徒及实习生人数减半，仅余26.7万人，技能培训质量也未能得到有效保障[10]。可见，澳大利亚在财政与制度设计上的失衡，标志着原协议的失效。因此，新协议在财政设计上进行了完善，引入更为灵活的资助机制，增加联邦资金对各州的投入，明确各方在不同政策倡议下的资金责任和匹配要求；在制度设计方面，通过组建TAFE卓越中心（TAFECentresofExcellence）和国家TAFE网络（NationalTAFENetwork）等机构，制订国家技能计划、数据精简计划（VETDa-taStreamliningprogram）等政策，以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

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新变革的理念转型

面对上述诉求，澳大利亚政府秉承“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变革。澳大利亚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纳人国家技能战略，旨在通过这一体系促进性别平等、支持净零转型、保障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打造国家主权能力，并壮大数字和技术劳动队伍[11]。对比两版技能协议（见表1），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理念发生明显变化，力求构建一个更具适应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一）经济适配性：从滞后响应到前瞻引领

澳大利亚政府于2008年颁布原协议，要求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为矿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输送技能人才，但因对产业发展趋势预判失误，该协议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原协议基于传统产业发展理念，围绕既有产业需求提供人才支持，本质上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被动适配。其秉持的理念基于历史经验及既有产业技能范式，对经济结构变迁的认知仅停留在历史经验层面，面对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新趋势，缺乏前瞻性预判思维与战略性视野。换言之，在陈旧理念主导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因缺乏对新兴技术产业需求的前瞻性响应，导致大量劳动力技能结构与新兴业态脱节，进而制约了国家经济升级与社会转型进程。

新协议的出台标志着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新协议提出支持净零转型（supportingthe net zero transformation）、提升澳大利亚数字与技术能力（enhancingAustralia’sdigitalandtechnologycapability）等八项国家优先事项，其核心理念是实现从被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变，这一变化体现了理念的升级。由此可见，新协议不再局限于满足当下传统产业人才培养需求，而是以前瞻性战略视野，深度整合教育资源，全面规划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人才培育路径。在实施层面，需强化国家宏观战略规划与地方执行的协同性，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深度融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理念的转变助力澳大利亚持续为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提供适配性强且创新能力突出的技能人才，以实现从追随者向引领者的跨越。

（二）人群集聚性：从普遍覆盖到精准实施

澳大利亚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社会结构复杂，涵盖多个种族及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原协议在制定战略时忽视群体差异，秉持“一刀切”式的普遍覆盖理念，仅通过表面化的培训项目和支持措施，试图帮助弱势群体跨越教育与就业障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协议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既未解决低基础技能群体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遭遇的困境，也未能触及这些困境背后的文化、社会经济等深层次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政策因实操性与系统性不足，未能打破弱势群体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壁垒，导致这一群体在技能升级与职业转型中持续滞后，不仅加剧社会阶层分化与技能错配，更可能引发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阻碍社会公平与均衡发展。

相反，新协议秉持精准实施理念，聚焦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实施计划。在新协议的理念引导下，政府推出“缩小差距”（ClosingtheGap)计划，通过搭建多维度、深层次的立体性扶持框架，精准投放专项资金，保障资源高效利用；构建政策协同机制，让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深度赋能相关组织机构并提升其专业能力；大力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全方位提升居民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针对低基础技能群体，新协议延续精准实施理念。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依据劳动力个体技能测评结果，量身定制适配性培训方案，通过打造从精准评估到高效培训的连贯性举措，突破该群体技能提升的瓶颈。因此，新协议的精准实施理念，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彰显了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价值。

（三)管理协同性：从松散架构到紧密联动

目前，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率已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曾是该国引以为傲的优势，但未能带动经济走出颓势。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对此指出，“联合政府未能与州或领地达成国家技能协议，导致TAFE学院面临资金短缺、监管薄弱、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准人标准宽松、国家凝聚力不足等问题”12]。在原协议的管理理念下，各级政府管理职责划分模糊且权责松散，既存在职能交叉重叠，又存在监管空白；培训规划、资源调配、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导致政策执行混乱、资源配置低效，地方与中央各自为政。这一局面不仅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削弱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整体效能和适应性，使其在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持续弱化。

为从根本上扭转上述问题，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通过落实新协议以革新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管理理念，构建紧密联动、高效协同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推动管理体制从分散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型。新理念以技能产出的成果框架为基础，搭建严密规范、高效运行的治理体系。通过数字化监测技术动态跟踪进展，结合严格审查流程明确国家优先事项，推动各级政府深度协作，共同制订并实施国家技能计划及辖区行动方案，形成通畅的战略传导与执行链条。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强调建立常态化的周期性评估与适应性动态优化机制，持续提升管理效能和治理水平。这一理念转变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系成为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应对复杂环境挑战的有力工具。

（四）政策完备性：从无序低效到有序高效

澳大利亚人均GDP已连续七个季度呈现负增长。此前，约翰·戴利(JohnDaley)等人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政府传统财政分配范式存在缺陷，联邦及州政府均面临巨大的预算赤字[13]这一现象反映出其制度设计存在系统性缺陷。具体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上，原协议未充分考虑各州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差异化需求，忽视了经济结构、产业重点与人口技能需求的多样性，导致资金分配及制度设计难以适配各州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际需求。这样不仅没有提升各州职业教育质量，更限制了财政资金对体系优化的作用。

面对上述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新协议指导下，政府依据财政资金最优配置原则，引入灵活的激励型资金分配机制，以各州基础支出为基准，叠加动态指标与绩效评估标准，设定多层次资金上限及配套条件，将财政投入与各州职业教育成效挂钩，以激发各州参与的积极性。在制度设计层面，新协议致力于建立全新的协同治理框架，打破分散格局，构建覆盖优先事项设定、行动计划制订、实施过程监测及成果评估的全流程协同机制。通过搭建跨部门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各参与主体可实时获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运行数据，实现及时响应与协同决策。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新变革的路向选择

从澳大利亚的就业数据来看，阿尔巴尼斯执政期间，全国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劳动力工资呈上涨趋势。在此期间，政府共创造了约110万个新就业机会，平均失业率降至五十年来的最低水平[14]。不过，根据澳大利亚就业和技能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12月劳动力市场数据，尽管12月招聘率小幅上升了 1% ，但总体数据在过去六个月中仍保持平稳，低于去年同期水平[15]当前劳动力市场招聘率放缓，反映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进展不顺。基于此，澳大利亚政府坚定改革信心，以避免在全球竞争中陷入落后局面。

（一）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澳大利亚政府为把控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针对新兴技术产业及其对技能需求的变化，做出科学决策，推出了数据精简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数据分析与行业情报，加强政府和地区培训当局、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职业教育监管机构的合作，进一步简化政策流程，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获取性。澳大利亚政府预计五年内为该计划投人6500万澳元，用于制定职业教育与培训信息新标准，开发学生培训活动报告系统，同时推动政策及立法更新。此外，政府还将投入5000万澳元，用于支持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新数据系统的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并推动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数据改革蓝图和投资路线图的开发[1]。澳大利亚政府此举的意义在于帮助所有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优势，进而识别各个行业领域的技能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填补技能人才缺口。

除数据精简计划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将推出国家技能计划，借助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重点推动五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是在清洁能源产业领域。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澳大利亚政府预测到2030年该产业将新增24万个工作职位。政府将投入资金并配置师资，打造一支技术娴熟且经验丰富的劳动力队伍，满足该产业的技能需求。二是在制造业与国防工业领域。澳大利亚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减少对他国的人才依赖，要求各行业技能委员会制订行业劳动力发展计划，加大对STEM教育的投入，通过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向新兴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输送高技能人才。三是在护理服务业领域。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护理需求增加，政府希望通过该体系扩充技能人才储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推动护理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四是在数字技术产业领域。鉴于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通过课程改革等措施，加大劳动力数字技能培训力度，助力数字技术产业升级。五是在建筑与住房产业领域。针对澳大利亚住房短缺的现状，政府希望通过培训来增加建筑工人的数量，提升建筑行业住宅建设能力，推动建筑行业发展。

（二）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格局的形成

《2023年澳大利亚贫困状况：谁受到影响》(Povertyin Australia 2023:Whoisaffected)报告指出，在2019—2020年，澳大利亚平均每八人中有一人（包括每六名儿童中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考虑住房成本后，这一比例分别为13.4% 和 16.6% ，澳大利亚总贫困人数超331.9万，儿童达76.1万[17]。《"远远不够”：为何需要更多举措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It'snot enough"：whymoreisneeded to liftpeople outof poverty)报告同样揭示，弱势群体在经济压力、生活成本、身心健康、社会融入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18]。上述报告表明，澳大利亚贫富差距较大，政府呼呼要关注弱势群体，通过实施三项计划，以实现社会公平并充分释放劳动力。

首先，实施缩小差距计划。澳大利亚政府预计五年内投人2.14亿澳元，与民间组织建立合作，共同搭建政策合作网络，加大对居民社区的管理力度[19]。结合社区需求与文化特色，开设文化适宜性培训课程，提升居民的技能水平，增强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参与度。其次，实施确保获得基础技能（EnsuringAccessto FoundationSkills)计划。政府将在五年内投入1.42亿澳元，支持各州和地区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成人与社区教育或其他教育形式，为有需求的劳动力提供免费或低价培训2]。该计划预计为300万低基础技能成年人提供技能再培训。最后，实施提高完成率（ImprovedCompletions）计划。澳大利亚政府预计在五年内投人2.5亿澳元用于落实该项计划[21]。鉴于弱势群体在完成学业时面临更多困难，该计划将优先助力这些群体完成学业；同时，推动各级政府协同解决学徒和实习生的完成率及保留率问题，优化雇主与学徒关系，共同修订澳大利亚学徒制《国家良好实践准则》（NationalCodeofGoodPractice），从而为雇主制定实用的实践指南，并提供适配的劳动力资源。

（三）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主体职责分工

面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新变革，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要构建新的管理模式。该模式遵循协同发展理念，由技能与劳动力部长理事会牵头，形成“国家一地方”二级治理体系，其目的旨在改变政府间合作方式[22]。在数据精简计划的支持下，该模式依托平衡计分卡，定期收集并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及劳动力市场数据，动态调整国家优先事项与政策方向，及时优化国家技能协议。同时，要求各州政府在联邦政府指导下，结合地方产业特色、人口结构与社会需求，制订辖区行动计划，确保各方政府在统一框架下协同行动。此外，通过跨区域合作项目、经验分享与联合研讨等方式，促进资源共享与经验互促，提升整体管理效能。这种共享管理模式涵盖资源的合理规划和管理，有助于改善协作、促进三方参与，并进一步提高公共透明度。

新管理模式的构建，标志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协同治理机制的落地，并明确了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的职责划分。具体而言，联邦政府主要承担宏观统筹与政策供给职能，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提供资金支持，保障其稳定运行与创新发展；统筹管理学徒制、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贷款等国家项目；制定并实施国家层面政策，引导培训方向，协调各州行动计划。各州政府侧重区域管理与政策落地，负责州内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管理与运行，加强TAFE学院及公共培训机构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依据联邦政策与本地实际，制定细化实施规则；落实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贷款的成本分担制度，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参与国家计划实施，及时反馈地方需求与实践经验。为进一步细化不同主体职责，澳大利亚政府推出国家TAFE网络，旨在促进教师、管理人员与公共培训提供者之间的合作。澳大利亚政府计划五年内为该网络投入1.55亿澳元，通过社区资源支持TAFE教学与管理人员落实教育实践、创新教学方法；开发课程与教材，并推动TAFE学院与公共培训提供者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就业与技能委员会、TAFE卓越中心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四）规范财政与制度设计，保障政策落实成效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五年内为新协议投入

126亿澳元[23]。如此规模的资金投入，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规范财政及相关制度设计，确保一系列政策能够取得应有成效，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变革。在财政制度层面，国家技能协议着重规范了年度预算申报、资金支付、核算与调整等流程，目的在于确保资金分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同时，澳大利亚政府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资助与激励机制，设立两级资助制度并配套设置约束条件。这一制度旨在激励各州政府积极参与协同治理，通过普及基础技能培训、合理分配资金，并履行成本分担责任，从而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为保证国家技能协议有效落地，澳大利亚政府还设计了成果框架（OutcomesFramework）。该框架由生产力、劳动力供应、福祉与包容、韧性等四个人口结果（Populationoutcomes）和行业需求、学生需求、响应性课程、高质量交付、协作与可持续系统五个系统结果（SystemOutcomes）构成。澳大利亚政府借助各州政府及数据精简计划所提供的数据，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衡量各项计划的实施情况，做出动态调整，确保政策实施的效率。

除上述直接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变革成效的制度设计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投资计划。未来五年内，政府计划投入3.25亿澳元,建设约20个TAFE卓越中心[24]。这些中心聚焦新兴技术产业，汇聚各方资源开展前沿技术研发与高技能培训，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培养劳动力，积极响应国家转型需求。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在五年内投入1亿澳元，用于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劳动力队伍建设，并出台相关措施，具体包括：提供短、中、长期行动方案，支持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劳动力队伍；明确吸引和留住人才、促进职业发展及后续规划的策略；提供本土化且基于各州和地区实际情况的应对方案，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水平[25]

四、结语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作为世界典型模式之一，曾被众多国家借鉴。然而，随着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以及体系内部问题的暴露，该体系已处于不得不转型的阶段。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新的国家技能协议，旨在从系统性、针对性、协作性等维度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其质量，培养大批适应时代发展的技能人才，进而推动本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社会公平。此举不仅关乎澳大利亚能否摆脱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更着眼于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长远规划以及能否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此番变革，并非某一领域或单一维度的调整，而是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性、全方位、深层次革新。在理念层面，着重从经济适配性、人群集聚性、管理协同性、政策完备性等维度转型，致力于构建更具适应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实践层面，通过实施数据精简计划、国家技能计划、缩小差距计划等系列改革举措，形成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分析、产业发展引领、弱势群体帮扶、管理模式优化到财政制度保障的全链条协同机制，全方位推进体系变革，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整体效能。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对当前突出问题的解决，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一是破解技能供需结构性矛盾。针对技能短缺与技能浪费并存、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依托劳动力市场动态数据与行业需求预测，精准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向清洁能源、先进制造业、国防工业等战略产业所需技能人才培养领域倾斜。二是强化对重点人群的帮扶。聚焦低基础技能群体等重点人群，制订专项财政投资计划与个性化分层培训方案，系统性破解其在教育参与、技能培训和就业衔接环节的制度性障碍。三是优化体系内部治理结构。针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管理模式、财政保障、制度设计等层面的内生性问题，构建权责清晰的新型管理模式，完善财政投入机制与制度框架，着力补齐体系发展短板。四是重构政府协作方式。构建“国家一地方”二级治理体系，由技能与劳动力部长理事会牵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明确分工、协同行动。政府通过跨区域合作项目、经验分享与联合研讨等方式，促进各方资源共享与经验交流，积极推动行业、企业、培训机构等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变革，增强体系竞争力，以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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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Improved Completions[EB/OL].（2023-10-17）[2025-01-22]. https://www.dewr.gov.au/download/l5783/improved-completions/ 35136/improved-completions-especially-priority-groups/pdf.

[22]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National TAFE Network[EB/OL].（2023-10-17)[2025-01-22]. https://www.dewr.gov.au/download/l578l/national-tafe-network/ 35148/national-tafe-network/pdf.

[24]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TAFECentresofExcellence[EB/OL].(2023-10-17)[2025-01- 23].https://www.dewr.gov.au/download/l5779/tafe-centres-excellence/35l5l/tafe-centres-excell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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