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进逻辑及展望

作者: 张天添

[作者简介](1998-),女,贵州贵阳人,在读博士。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2-0064-09

规范而深入的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之一。英国自“二战"结束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把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多年来,英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旨在引导和规范利益相关者行为、推动产教融合模式创新、提升职业教育与产业的适应性。在政策的驱动下,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成果颇丰,探索出以“三明治”课程、现代学徒制为代表的校企合作模式,形成以雇主为主导的技术教育治理格局。以现代学徒制为例,2022—2023学年19岁以上不同层级的学徒培训参与人数达62万[1],为英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人才支撑。基于此,本文对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展开历时性分析,并从不同维度揭示其内在嬗变逻辑,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有助于深刻理解“二战”后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发展过程和演进规律,为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一、“二战”后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演进历程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是英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分支,既体现为报告书、绿皮书或白皮书,也体现为法律或法令[2]。“二战"后,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刺激下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里程碑式政策或关键性事件为划分节点,将演进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探索重建期(1945—1963年)

“二战"后,英国工业发展急剧衰落。作为战前工业领先国,其国际地位岌岌可危,这部分归因于教育未能把科学知识充分应用于工业生产实践,缺少能够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新技术开发的高级技术人员[3]。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将改革技术教育以满足工业界需求作为战后教育发展的重要事项。

1945年,英国教育部长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发表《珀西报告》,绘制了战后英国高等技术教育界和工业界合作的蓝图:一是设立全国技术理事会和区域咨询理事会协调机构,以加强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密切合作;二是严格挑选一批基础较好的技术学院,将工作培训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充许它们开发与大学学位课程相当标准的技术课程;三是工业界派遣具有实践知识的高级技术人员到技术学院开展讲座。1950年,全国工商教育咨询委员会发表《高等技术教育的未来》报告,支持了《珀西报告》的提议。在两份报告的影响下,参与变革的技术学院开始在高级课程领域进行“自我改造”,突破传统大学的全日制课程,建立了“实践一理论一实践”相交替的“三明治"课程模式[4。为提升“三明治"课程的社会认可度,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技术教育》白皮书,充分肯定“三明治”课程的独特地位,并为参加该类课程的学生设立一种新的全国性技术文凭资格,允许技术学院和产业机构协商组织课程并主持考试。在白皮书的推动下,1957年英国政府选定10所高级技术学院引领高等技术教育发展,并在其中发展“三明治"课程。此后,《克罗瑟报告》(1959)和《扩大技术教育机会》(1961)白皮书都鼓励技术学院开展“三明治"课程,促进产业界和教育界合作育人。

(二)统筹推进期(1964—1980年)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对英国劳动力结构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的盛行以及英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促使英国政府从改革产业训练体制和扩张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力求让更多教育机构和企业参与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英国政府大力改革产业训练体制,推动教育部门和产业部门共同承担培训任务。19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产业训练法》,规定把产业训练的部分职责由雇主转移给政府,并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训练结合。为保证产业界与教育界的沟通与合作,该法还授权设立由雇主、工会成员以及教育部门组成的产业训练委员会,向管辖的企业征税和拨款,调动企业为青年提供训练的积极性,解决英国长期以来阻碍产业界参与训练的费用问题。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青年失业人口暴增等社会问题,英国议会通过《就业与训练法》,在就业部下设由企业主、工会、地方政府及教育部门代表共同组成的人力服务委员会,统管全国人力发展和劳动力培训的重要事宜。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扩张高等教育的政策框架下继续推广“三明治"学制。1966年英国政府发表《关于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的计划》白皮书,宣布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与大学同等地位的多科技术学院,由此开启了英国高等教育“双重制"时代。该政策明确多科技术学院作为新型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应与企业界密切联系,鼓励其采用“三明治”方式培养技能型人才。在该政策的影响下,“三明治"教育模式在多科技术学院中普遍开设,如20世纪70年代末哈特菲尔德多科技术学院4330名学生中有46% 的人修习这类课程[5]

(三)体制变革期(1981—1999年)

20世纪80年代,新职业主义思潮盛行,指导职业教育体系在思想、政策、立法、管理和实践方面变革。英国政府为进一步解决技能短缺和青年失业的问题,将“加强职业教育界与企业密切合作”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策略之一。

1981年,英国就业部颁布《新的培训计划:行动纲领》白皮书,建议推出“工学联合"的青年培训项目,由此催生了青年培训计划、技术和职业教育计划等。随着培训计划的持续推行,学校与企业不断探索多元化合作形式,逐渐建立起“学校一企业”密切联系的伙伴关系。同时,英国政府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培训框架。1988年就业部颁布《1990年代的就业》白皮书,描述新培训框架的关键要素是建立由当地雇主主导的培训与企业委员会网络,其中2/3的理事会成员是私营企业领袖,另外商会、英国工业联合会和当地雇主网络都将发挥重要作用。1991年,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就业部、威尔士办公室联合发布《21世纪的教育与培训》白皮书,强调“加强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的联系”“增强雇主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给予培训和企业委员会更大自主权”“支持基于雇主制定的最新标准,推动国家职业资格改革”。由此,雇主开始承担更多的培训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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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开启了教育市场化改革,强调教育必须与产业密切联系,在职业教育领域表现为对管理体制的改革。1988年,英国议会通过《1988年教育改革法》,力图从法律层面削弱地方教育当局对继续教育机构的控制权,包括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1992年,英国议会通过《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在废除高等教育“双重制”的同时,支持并强化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对继续教育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扩大其办学自主权,为促进企业参与学校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两项法案的推动下,1993年起继续教育机构成为自主办学、独立经营的实体,并取得与大学同等的法人地位。其办学管理实行董事会制度,而董事会成员多是商界代表,也包括培训与企业委员会代表[6]。

(四)创新发展期(2000年至今)

进人21世纪,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各国必须培养出更多国际竞争所需的熟练和充沛的劳动力。然而,英国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低于主要竞争国家。美国和德国每小时的工作产出比英国高约 25% ,法国比英国高 30% 以上,究其原因是英国的技能基础存在严重差距[。为此,2003年教育与技能部颁布《21世纪技能:实现我们的潜能》白皮书,提出“国家技能战略”,明确把雇主技能需求放在核心位置,并建立新的社会伙伴关系以响应雇主需求。在此政策框架下,英国政府秉持“增加就业、提升技能和提高生产力结合”的基本理念,将推广现代学徒制作为主要切入口。

《世界一流学徒制:开发潜能与发展技能》(2008)、《学徒制、技能、儿童与学习法》(2009)、《为增长而提高技能:国家技能战略》(2009)、《为持续发展而开发技能》(2010)等一系列政策都强调改革学徒制,扩大学徒制规模和层级。然而,这些政策并未使雇主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原因是标准和资格经常由包括颁证机构等在内的中间机构负责,而不是由真正的雇主制定。为建设更能满足雇主需求的技能体系,2012年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发布《理查德学徒制评论》,确立雇主在各级学徒制中的主导地位,开启了英国职业教育的新纪元。随后《英国学徒的未来:执行计划》(2013)及《英国学徒制:我们的2020愿景》(2015)继续细化这一建议,主张实施雇主主导的学徒制标准开发、设立由雇主担任董事会核心成员的学徒制局,使雇主“对学徒制具有全面拥有感”。

同时,英国政府也非常关注技术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问题,致力于构建科学完善的技术教育治理体系。 ⟨16 岁后技能计划》(2016)、《改革高等技术教育》(2020)、《就业技能:终身学习、机会与成长》白皮书(2021)等政策提出雇主职权范围应扩大到所有技术教育领域。同时强调教育提供者应形成培训机构网络与雇主进行合作,以确定技术课程、入选资格和学徒学习内容等。2022年英国议会通过《技能和16岁后教育法案》,将雇主置于16岁以后技能体系的核心,为雇主和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开发地方技能改进计划提供法律依据。2024年教育部颁布《技能英格兰:推动增长与扩大机会》报告,宣布把企业、培训伙伴和工会与国家和地方政府联合起来,旨在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并支持经济持续增长。

二、“二战”后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进逻辑

对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进行深入剖析,从不同维度分析其发展演进背后的逻辑机理,能够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政策的动态演变规律,为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定指引方向。

(一)政策价值取向:由社会性转向社会性与人本性并重

政策价值取向是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其利益偏好、认知态度与理想追求的聚合。“二战”后英国形成了独特的两党交替的执政模式,在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迭使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价值取向顺应外部环境调适。

“二战"结束初期,英国为推动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保守党和工党达成政治共识,确立了“社会公平优先”的国家战略,开始推行国有化、主张政府干预、建立福利国家。在此战略框架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在管理机构、课程、教师待遇、学生奖学金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大力推进高等科技教育发展,促进工业社会生活机会的均等化[8]。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交替上升等社会问题频发,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提出“经济效率优先”发展理念,鼓励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社会经济自由发展,选择、竞争、多样化、私有化成为教育领域改革的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遵循社会经济价值取向,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主导,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关键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依赖人力资本的知识经济形态逐渐形成,高素质技能人才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指标。1997年新工党执政后,非常重视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确立了“技能优先”的发展道路,主张通过职业教育开发人的潜能、让学生掌握职业知识与技能。例如,《21世纪技能:发挥我们的潜力》的政策目的是既确保雇主拥有支持其企业成功的合适劳动力,也使学习者拥有就业与自我实现所需的技能。2010年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又提出“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理念,此时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进一步强调了企业在职业培训中的责任,致力于通过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参与社会生活。由此,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工具理性”的同时,也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

(二)政策重点:由强调企业参与转向确立企业主导地位

政策重点是政府或决策机构优先考虑和集中资源投入的领域,反映了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关注焦点。英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重点的变迁逻辑在于不断强化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让职业教育充分服务于劳动力市场。

“二战"结束初期,企业被看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参与者。在学校职业教育方面,政策重点是在高级技术学院、多科技术学院中推行“三明治"课程模式,学校作为“规训”的空间,在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师资力量配置、实训项目开发实施等方面往往掌握较大话语权,而企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受限[9。在企业职业培训方面,政策重点是改革产业训练体制,提出向企业征税、拨款等一系列经费激励措施,调动企业参与产业训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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