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分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影响因素及实践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1999-），女，河北石家庄人，在读博士。（上海200030)(1976-），女，江苏镇江人副编审。（江苏南京21003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社区教育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机理与推展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YJA880072）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2-0073-09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面临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现实挑战。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提升涉农职业教育水平，鼓励职业学校与农业企业等组建产教联合体”。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与制度驱动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逐步形成以教育培训为核心、以技术推广为支撑、以政策保障为依托的多元协同体系。本文运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探究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创新政策供给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模式、重塑职业文化认知等[1]，着力构建农民培育体系与产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以期为实现农民职业化转型、农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提供保障。

一、文献综述

1.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界定。有学者将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2]。这一定义凸显了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本质差异，即具有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核心特征。李莹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具有三重典型特征：一是兼具技术应用、经营管理和政策把握能力；二是经济地位的提升，逐步成为农业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主体；三是社会认同的转变，实现从传统生产者向现代职业者的身份转型[3。这一转变不仅重构了农业生产关系，更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2019年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高素质农民”这一概念，强调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综合型人才，更强调农民的综合素质与主体地位，标志着农民培育从单一的职业能力向综合素质拓展[4]。从本质上看，“新型职业农民”侧重于解决农业生产主体专业化的问题，核心在于职业身份的建构；“高素质农民”则着眼于乡村振兴的多元需求，强调文化素养、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的协同发展。两者既存在概念上的承继关系，也体现了从产业需求到全面发展、从单一维度到多元整合的政策深化过程。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陈春霞、石伟平基于2010—2017年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在研究内容上呈现“碎片化"特征，多为区域性经验总结而缺乏理论提升；在研究视角上存在主体界定模糊、分析维度单一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过度依赖描述性分析，缺乏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5]。吕莉敏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后发现，2012年以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虽在覆盖范围、经费投入和制度环境等方面持续优化，但仍面临三大制度性短板：立法保障缺位、政策精准性不足及监管机制失效。赵雨、康红芹对2012—2018年实证研究的系统梳理表明，该领域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困境”——实证研究占比不足 20% ,其中规范运用质性方法的仅占 10% ，且超过 70% 的研究未报告科学的抽样方法，严重制约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7]。

针对上述问题，学界就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因素开展了多维度的实证研究。刘胜林团队证实，年龄、收入满意度及培训质量构成关键驱动因素，而务农年限则呈现显著抑制作用；徐辉等通过Logit模型揭示了政策支持、个体特征与职业教育经历的三重影响机制[9。张亿钧等进一步区分了个人特征与培训供给的差异化影响["]，周杉等则强调了教育水平、生产规模与政府信任度的协同效应["]。地域性研究同样取得进展：马艳艳对宁夏银北地区的调查凸显了政策认知的关键作用[12]，刘益曦团队则构建了农民培训需求“知识一市场一政策”的优先级序列[13]。王佳等通过Probit模型验证了家庭因素的层级化影响[14]，陈春霞则从学习理论视角，揭示了新型职业农民“经验一认知一探索”的渐进式学习演化路径[15]。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初步构建了影响因素的知识图谱，但存在明显的“分析孤岛”现象：各研究多聚焦单一变量或局部关系，缺乏对因素间交互作用与系统效应的深人探讨。这种碎片化认知难以支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整体优化，亟须通过系统性研究方法整合多元证据，构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二、问题的提出

现有研究已充分论证了新型职业农民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及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然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需求，亟须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培训体系。如上所述，当前研究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是虽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证研究数量可观，但研究结论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缺乏对影响因素的系统整合；二是多聚焦单一因素或局部关系，难以揭示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与协同效应；三是地域差异等调节变量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制约了培训政策的精准施策。这种研究现状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战略地位形成显著反差。

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各要素对培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同时引入南北地域差异作为调节变量，揭示制度要素作用的边界条件，为构建区域差异化的制度创新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实践价值来看，本研究具有三重意义：一是通过识别关键影响因素，优化培训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通过分析调节效应，提升培训政策的区域适配性；三是通过构建系统框架，推动形成“培训一就业一创业”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研究方法

1.文献检索与筛选。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本研究仅进行中文文献的检索。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高素质农民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训”“高素质农民培养”“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为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高级精确检索。检索最初标准：研究内容聚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文献来源为期刊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由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12年，因此检索时间跨度为2012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使用EndNote X9 导人文献并按照如下标准依次进行筛选：一是文献必须是已发表的实证论文；二是文献必须提供完整的计算应量数据，如样本量、平均数、标准差 ∇⋅p 值、皮尔逊相关系数r，或是能转化为r的统计量；三是数据重复发表的仅取其中内容报告较为全面的一篇。通过整理，共获取文献385篇，最终保留文献61篇，包括已发表论文47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13篇(见图1）。

2.文献编码。每项研究根据以下基本特征进行编码：文献题目、作者、发表时间、文献类型、文献来源、研究对象、相关系数和样本量等，在作者信息中只列出第一作者。为避免编码信息存在的主观性因素，文献质量评估过程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最终计算编码一致性为98% 。

3.发表偏倚。发表偏倚指的是显著的结果更容易发表，所以已发表的文献可能无法全面代表该领域所有的研究。本研究统计的文献不仅包括已发表的期刊和会议论文，还涵盖未发表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发表偏倚对元分析结果的影响。此外，为确保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研究采用Funnelplot（漏斗图）Egger's回归法和Fail-safeN（失安全系数法）来检验结果是否受发表偏倚的影响。

4.数据分析。选用CMA3.0软件进行数据转换，以皮尔逊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量。如果原始文献仅报告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t 值、独立性检验的值 χ²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F 值和线性回归分析的 β 值，则需要先将统计量通过公式分别转化为相关系数r，即 0)，然后再将相关系数 r 转换为Fisher's Z 来使效应量间具有可比性，即 再将得到的Z值转换回相关系数 r 便于解释结果，其中

四、结果分析

1.发表偏倚检验。采纳的大多数研究的效应值位于漏斗图顶端，且相对平均分布于平均值两端，说明本次元分析出现发表偏倚的可能性极小。在Egger's回归法中，如果线性回归结果不显著，则视为不存在发表偏倚。在Fail一safeN中，如果NFs大于 5k+l0 （k表示纳人研究的研究数量），表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小。各因素的Egger's回归系数与NFs见表1,Egger's回归检验的 p 值均大于 0.05,NFs 大于 5k+10 ，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元分析估计的结果较为可靠。

2.异质性检验。本研究对纳入的效应量进行异质性检验，以确定是否适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是否有必要进行调节效应或元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的指标主要为Q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和 I² ，若Q检验结果显著或 I² 的值高于75% ，则更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并可以继续进行进一步调节效应或元回归的分析，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Q值均显著 (p<0.001 ）， I² 均超过了 75% ，说明检验结果异质，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并可以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或元回归分析。

3.效应值分析。效应值分析研究各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效果，本文的效应值分析结果具体如下页表2所示。可以看出，在个体与家庭方面，性别（ _⋅=0.255 ）、文化水平（ 0.225)和务农年限（ _(r=0.151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 r=-0.133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家庭人口数和家庭收人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相关不显著；在农业经营与市场方面，农业市场了解度（ _⋅=0.312 ）、农业技术掌握度（ _r=0.224 )和是否参加合作社（ r=0.247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农业种植规模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相关不显著；在培训方面，培训时长0 (-0.151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培训地点（ r=-0.279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政策方面，政策认知度（ 1=0.294 和政策扶持力度（ _r=0.387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4.调节效应检验。由于效应量之间异质性较大，因此对分类变量进行亚组分析。考虑到农业生产行为受南北差异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将南北差异作为调节变量，以检验农业经营与市场因素、培训因素和政策因素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因南北差异而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见下页表3），南北差异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农业经营与市场因素方面，北方地区农业市场了解度与培训行为的相关性更强，南方地区则在农业技术掌握度和种植规模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相关性；在培训因素方面，北方地区的培训时长显著高于南方地区，但培训地点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因素方面，南方地区对政策的认知度显著高于北方地区，但政策扶持力度未呈现显著的南北差异。

五、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的因素分析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系统性特征，其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个人与家庭、农业经营与市场环境、培训、政策支持力度等核心要素，同时南北区域差异作为重要调节变量，共同塑造了培育行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1.个人与家庭因素。研究表明，性别差异显著影响培育行为。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传统主导地位及其家庭经济角色，促使其更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活动，体现了“家庭经济支柱”这一规范性认知的持续影响。教育水平与培育行为呈现明显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表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政策理解水平，能够更好地把握培训机会，印证了职业教育领域“文化资本积累促进制度认同"的基本规律[16]。同时,务农年限较长的农民由于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倾向于通过系统培训来提升专业水平。年龄因素对培育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年长农民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依赖降低了其参与现代化培训的积极性，年轻农民则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参与意愿。家庭因素影响不显著，表明在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下，农民参与决策更多取决于职业认同，标志着培育模式已从“生存驱动"转向“发展导向”。

2.农业经营与市场因素。研究发现，农业市场了解度与培育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反映出市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驱动作用，具备市场知识的农民更倾向于参与职业培训。农业技术掌握度与培育行为存在正相关，表明既有的技术基础会强化农民对新知识的学习需求。合作社参与的促进作用则体现了组织载体对文化一认知要素的塑造功能：合作社通过信息共享机制降低农民的认知壁垒，同时以群体规范激励个体参与，形成“组织嵌人一认知转变一行为响应”的传导路径。然而，农业种植规模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双重制度约束，即大规模经营者因路径依赖而低估培训价值，小规模农户则受资源限制而难以参与。这反映出当前培训体系在覆盖广度与内容深度上存在结构性失衡的情况

3.培训因素。培训地点对农民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空间距离产生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构成了实质性参与障碍，这一现象在农忙季节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培训时长的影响相对有限。当培训内容具有实用价值且地点便利时，农民能够灵活安排时间参与。这一发现提示培训质量比持续时间更为关键，农民更关注培训能否带来实际效益。

4.政策因素。研究发现，政策认知度与扶持力度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现象可从制度三要素理论进行深入阐释。在规制性层面，直接经济支持（培训补贴、贷款优惠等)通过降低参与成本形成强制性激励；规范性层面，职业认证等制度安排构建了价值认同体系；在文化一认知层面，政策认知度的提升强化了农民对培训价值的内心认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产生了制度协同效应：经济支持解决即时参与障碍，制度保障创造持续发展动力，两者共同构建了“短期激励一长期发展”的政策闭环。

5.南北差异的调节效应。市场认知对培育行为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北方地区农民的市场认知度与培训行为相关性更强，南方地区则更注重技术提升。这种差异与地域农业生产特点密切相关：北方较长的农闲季节适合集中培训，南方全年连续生产的特点则更适应灵活、短期的培训模式。这些发现为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六、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路径

基于教育水平、农业经营、政策扶持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培育路径。

1.提升个体素养：构建适配性强的培训网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多维素养需要建立分层分类的体系化解决方案。彭超的实证研究表明，差异化培训可使农民技术采纳率提升 42% ，显著优于传统“一刀切"式培训的效果[17]。这表明，强化个体素养不仅能够提升农民个体的竞争力，也能为乡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提供持续动力。首先，应针对不同年龄段和文化程度的农民，设计阶梯式的文化素质提升方案。对于年轻农民，侧重数字农业技术、电商运营等新兴领域的培训；对于中老年农民，则聚焦传统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升级。其次，优化培训网络布局，推动培训资源下沉。可以考虑构建“县级中心一乡镇站点一村级教学点”三级培训网络，将培训服务延伸至农民聚居区。创新移动培训模式，配备专业培训车辆和设备，开展巡回培训服务，确保偏远地区的农民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培训资源。最后，借助数字技术优势，突破时空限制。开发适配农村特点的在线学习平台和移动培训资源，运用5G直播、VR模拟等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

2.优化产学合作组织：打造多功能的发展平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需要构建产学深度融合的实践平台。温涛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农村合作社是实施产学融合的平台，通过整合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实践需求，合作社能够有效降低技术推广成本[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合作社功能升级的三维路径：一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模式，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农业科研院所、高校与农民之间的合作，促进创新成果与农民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推广“田间学校 + 示范基地 + 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服务模式，以田间地头为课堂，以示范基地为样板，通过科技特派员的现场指导，进行可视化、可操作的示范展示，降低技术应用门槛。二是拓展服务功能，从传统的生产合作向技术推广、品牌建设、市场营销、冷链物流等增值服务领域延伸，为社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立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市场信息传导机制,通过信息平台、手机App、短信推送等渠道，及时准确地将市场动态、价格行情、供求信息等传达至农户，帮助农民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调整生产经营策略。三是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使合作社成为政策落地的有效载体，更好地承接政府的培训项目和产业扶持政策。政府针对区域农产品特点，开发专门的市场分析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模拟交易、实地考察等实践性培训方式，提升农民的市场研判能力和风险意识。

3.健全政策保障机制：完善多元化的扶持体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支持需要从单一补贴向系统性激励转型。传统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多以单一补贴为主，虽短期内提高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但存在激励短期性、碎片化、不可持续、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19]。对此，建议在经济层面，实施“培训补贴 + 金融支持 + 设备补助”的多层次经济激励，为农民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农业设备购置补贴等。一方面，优化补贴发放机制，根据培训课程的难度、时长和重要性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标准，直接补贴给参与培训的农民。另一方面，完善农业信贷服务，推出针对农民培训和创业的低息贷款产品，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额度。在能力建设方面，强化技能“培训一认证一应用”的全链条成长激励，推行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将培训、认证与土地承包等权益挂钩，同步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等配套制度。在政策反馈机制上，建立“需求表达 + 政策响应”的反馈式激励，建立常态化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政策评估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形式，及时掌握政策实施效果，设立政策调整快速响应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和形势变化，动态优化政策内容，确保政策的适应性和有效性[20]。

4.促进区域资源整合：创新互补型的协同机制。基于资源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是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路径。应加强人才合作交流，重点建立“人才共育一技术交流一资源共享”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一方面，创新人才流动机制，通过“候鸟式”专家服务团、跨区域实训基地、结对帮扶项目等形式，引导农业科技人才按需流动，实现培育资源的动态均衡配置。同时，可探索建立区域间培训学分互认、职业资格互通等制度，降低人才流动成本。另一方面，依托南北农业产业差异，搭建技术协同平台。例如，推动东北大田农业与长三角设施农业的技术对接，组织西北旱作农业与华南热带农业的专家互访，促进种植经验与智慧农业技术的深度融合；支持建立南北农业科研创新联盟，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实现技术资源共享；鼓励发展订单农业、产销对接等新模式，减少流通环节，提升市场运行效率。

5.强化农民身份认同：塑造包容性的文化环境。转变传统观念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前提。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要“引导乡村人才增强力争上游、务农光荣的思想观念”。对此，一方面，要提升农民对职业身份的自我认同。教育支持性环境能够有效激发农民的自主性动机，从而提升其参与教育活动的意愿水平。另一方面，要优化对农民职业身份的外部评价，实施多维度、立体化的政策传播策略，通过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协同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此外，城乡发展进程中农村留守妇女大量存在的现状决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更注重性别因素。建议设计适合女性的专项培训课程，如家庭农场管理、农产品加工等，并通过树立优秀女性典型、适当给予政策倾斜等方式，逐步改变社会认知，激发留守妇女自我发展潜力。

七、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元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规制性政策支持、规范性价值引导与文化一认知性素养提升的协同作用，是推动农民职业化转型的关键机制。南北地域差异的调节效应进一步表明，培育策略需结合区域特色实现制度适配。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三方面：一是探索数字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创新路径；二是深化制度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三是构建长效的政策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人才支撑。在实践层面，需强化政府、市场与教育机构的多方协同，推动培育体系向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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