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素材拓展与运用
作者: 李兰得分点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选摘自《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深度思考
角度一:我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如何度过。
费孝通先生说,“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我们的出身所配套的家庭条件、社会地位,是由父母长辈所决定的,我们自己没有预先选择权。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通过比较得来的。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的确不一样,但我们最终抵达的高度却并不只与此相关,人生跃迁的高度是由自己攀爬的速度决定的,而这一路走得精不精彩,则往往是由个人的心态和姿态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如何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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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塔拉·韦斯特弗写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走上了畅销榜。2019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塔拉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是历史学博士。但她的出身可以用“悲惨”来形容。她的童年在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里度过;父亲是个偏执狂,不肯送子女去上学,还将自己的极端思想强行灌输给全家人;母亲盲目地顺从迎合丈夫,而哥哥肖恩则有暴力倾向,对她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害。但塔拉最终克服了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伤痛,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精彩世界。
运用示例:我们的确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就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对其造成的影响无疑是一辈子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就如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家庭的贫困、父母的不可理喻和兄长的长期虐待,都无法浇灭她想要奔赴更远山海的梦想。她不断地打碎自己,而后重塑自己的双翼,这个过程无疑痛不欲生,但这也是她唯一改写自己命运的机会。最终她飞出了那看似牢不可破的囚笼,飞向了自己的群山。
角度二:故乡情结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故乡,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乡,是鲁迅笔下月光里那片立着少年闰土的西瓜地,是余光中笔下浅浅海峡的那一头。这些地方,仿佛是可以通过查找作家“籍贯”的方式锁定它们在地图上的大致位置,但事实上,却是旁人不复得路、无可寻觅的,只存在于这些作家内心深处的世外桃源。
费孝通先生说:“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所以“故乡”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地理性的名词,而是一个满含情感蕴涵的词语。对于那些被祖辈带大的孩子来说,即使长大以后被接到了父母身边,“外公外婆家”都始终与童年的记忆息息相关。对大多数人而言,那个地方,似乎总会照耀着无忧无虑的阳光,飘着勾引馋虫的炊烟,会让我们想起自己曾被无条件地宠爱过,想起自己曾有过那么多五彩斑斓的欢乐。我们对故乡的依恋,来自藏于我们记忆深处的那片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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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许多科学家冲破重重阻碍,从国外学成归来,他们对祖国、对故乡的深情感人肺腑。有记者在采访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时问他为什么回国,彭桓武先生严肃地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接连遭遇了无端指控、移民局的刁难、被限制工作、遭遇特务搜查、不批准离境……自2020年至2023年,已有3876位华人科学家回国,这当中不乏饶毅、颜宁、丘成桐等一流科学家。
运用示例:故乡、乡音从来都不只是实体,他们还是一种精神的载体。我们在向前奔跑时永远都知道,故乡的那盏灯亮着,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对故乡的依恋就像是拴着风筝的那根线,哪怕我们飞得再高,也提示我们有那么一片热土埋藏着我们的根。于社会乃至民族而言,当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记住来时的路,这个民族就不会忘记根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在许多中国科学家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可贵的故土情结,这几乎成为他们不假思索的本能。就如同有记者在采访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时问他为什么回国,彭老严肃地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角度三:东方礼仪真奇妙,方位之中显玄奥。
费孝通先生说:“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而中国的“地位”不只是代表一种尊卑,还代表一种亲疏,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空间化表达。我们会让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上位”,会让家庭中地位最高的人居住在“主卧”或是“上房”,会在照合影的时候,把大家最尊敬的人摆在中心位置坐着,这些都是“地位”这个词在各种礼节上最直观的显现。
在古代,为了凸显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即与君主的亲疏之别,会按照官职大小安排上朝的站位秩序,越靠近帝王的地位越高,甚至“左”与“右”也规定了级别差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是因为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而让廉将军愤愤不平。而蔺相如为了避其锋芒“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以至于大街上碰到廉颇,也都是“引车避匿”,让廉颇先过。蔺相如不在地位上争长短,而是以家国大义为先的胸襟最终使得廉颇“负荆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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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谷会盟时,齐景公让夷狄之乐、侏儒之戏堂而皇之地登上会盟之坛,孔子屡次“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而后再义正辞严地对齐国的行为提出抗议。这其中的“不尽一等”,就是留出了最后一级台阶不登上去,借此显示自己居于国君之下,表达对于国君的敬畏。
鸿门宴上,“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按古代礼仪,君臣相对,君面南,臣面北;宾主相对,宾面东,主面西。刘邦作为客人,应该“面东”,即坐在西边。项羽是主人,按理应该“面西”。所以项羽这个座次安排,往轻了说是不拘小节,往重了说就是高傲自大,目空一切。
运用示例:蔺相如为避廉颇锋芒而“引车避匿”,夹谷会盟时孔子参见君主“不尽一等”,林黛玉进贾府时再三辞座,这些都是“礼”在细节上的显现。中国是礼仪之邦,而礼仪的本质是一种情感的郑重表达。所以,在中国,“地位”不只可以代表尊卑,还可以代表情感上的先后。中国人往往会通过在称谓、站位、迎送、宴饮等环节上精心设计的各种礼节,来体现尊老敬长、孝亲睦邻、自谦敬人、和谐为上的理念,来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等多种情感。
(编辑: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