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乡村平民教育的发轫与早期运作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在为英法美等协约国军队服务的过程中，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深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欺凌之苦。在中西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晏阳初等人以志愿者身份向他们普及生活知识，传播新闻信息和国内外文化，使华工们从认知到情感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并逐渐产生了家国认同，进而影响到其社会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中国乡村开始了旨在开发“脑矿”的乡村平民教育，他们以建设乡村为己任，为乡村平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全面提高乡村平民素质，掀起了一场乡村教育启蒙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中断，但它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家国认同；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文化振兴；乡村人才振兴

中图分类号 S-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20-0245-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20.057

The Beginning and Early Operation of Rural Civilian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REN Qing-yin1， REN Guang-xin2， XU Xiao1

（1.School of Marxism，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an， Shandong 250353;2.CPC Qufu Ci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Qufu， Shandong 273100）

Abstract During the World War I， Chinese laborers were in a completely unfamiliar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the Allied armies such as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suffered from the bullying of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Yan Yang-chu and others， who have received good education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popularized life knowledge to them as volunteers，popularized news information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culture， so that Chinese workers could undergone certain changes in cognition and emotion， gradually emerged a national identity. Thus， social behaviour of Chinese laborers was affected. After the World War I， the rural construction school， represented by Yan Yang-chu， started rural civilian education aimed at developing ‘brain mines’ in rural China. They took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provided rural civilian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rural civilians， and set off a rural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Although this movement was interrupted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hased results it achieved had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Rural civilian education;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在传统社会很长的时间段内，普通中国人的心理上是只有“家”而没有“国”。对于意识的唤醒和思想的启蒙，可以通过有目的性的信息设置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来完成。在所处的媒介时代中，人们接受着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很好地依据传播者的意图来实施对他人的影响。由此，可以回溯历史，通过探寻时代背景，了解在媒介条件相对欠缺时，信息传播主客体如何通过有限的媒介方式来传递信息、对受众产生思想上的引导和理念上的改变。符号是人类传播的基因，符号互动是人际传播的特征，并通过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编码与译码来达到传播目的。教育过程是一种传播活动，语言符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此，笔者介绍了乡村平民教育理念的萌发背景、乡村平民教育的发轫和早期运作、乡村平民教育的艺术。

1 乡村平民教育理念的萌发背景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西线战场上输送了14万多劳工。这些华工都是从国内招工过来的农民，是北洋政府“以工代兵”战略的产物。他们被派往欧洲时对祖国和世界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且大多数在战场上从事挖战壕、抬伤员的工作，或者在工厂里做技术工、码头上做搬运工，但总体上多数从事非技术劳动，出的是苦力。他们除了与工友、志愿者交流之外，主要与西方人打交道。19世纪的英国人大多有这种观点：“亚洲人和非洲人都还是未成年的儿童，对他们要严格，这是为他们着想”［1］。对于身处异乡的华工群体来说，远涉重洋来到被称作西方文明中心的欧洲，从保守封闭的旧环境转换到一个新环境。他们开始与“差序格局”以外的人打交道，交往的不再是熟人圈子。他们与西方人言语不通，要用新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来适应变迁的环境，要用新的语言符号来互通信息。新的传播活动、新的社会关系共同建构了新的空间，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对于家和国的认知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华工们长期处于不合理、不平等的跨文化体系下，他们被用简单的感知来进行分类，从欧洲人对于华工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偏见，偏见本身是一种针对特定群体的先入为主，率先了解的信息或者被广泛熟知的特点就可以形成偏见。

面对着多种复杂文化力量的博弈，华工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十分复杂。一方面，来自西方基督教青年会的志愿者从中西文化差异和华工们为满足文化对话的能力而对外界新知的需求欲望，嗅到了来自华工身上的传播福音和教育的机会，希望可以通过他们来创造更多思想上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们将西方文化向华工们传授，以期华工可以将西方的文明和价值传播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的一些受到过先进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关注到了华工问题，这群结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业的中国留学生志愿者、中国国内新近毕业的高校工读学生来到这里一起为华工们服务。作为能够输出信息和施加影响的符号传播者，他们希望华工的行为能够更符合群体规范，同时了解和认同来自自己种族的价值观。具体来说，他们教授华工基础的英文、生活常识，通过传递自己的价值观来提高华工的道德和思想品质，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晏阳初即是其中一位青年志愿者。

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中国对于贫穷的劳工来说曾经很抽象，但在远离家乡的海外，中国却与他们息息相关。战场上的华工们看到外国人在为他们的祖国而奋不顾身时，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爱国爱家的情感来。在与洋人一起肩并肩工作时，华工们发现从“脑力”和“筋力”方面看，洋人并不优于我们，这也让华工们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了良好的教育一定能够胜过洋人。华工们的意识里夹杂着对自身不合理待遇的反叛和文明知识的浸染，对于新事物持特别的开放态度，不断接收新的信息，并逐渐产生了现代民族意识、社会认同和家国情怀。他们开始逐步意识到，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强大了，国人才会在外人面前有尊严。他们对于“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初步认识。他们开始爱自己的祖国中国，有了强国心。与此同时，晏阳初等青年志愿者也从华工们身上看出，他们的“愚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缺少受教育的机会造成的。因此，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正在萌发。

2 乡村平民教育的发轫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认为，个体会依据自己或他人存在于某些种族、社群、团体中的共性，或者某种相同的生活方式，来构建对于自己或他人的社会认同。认同的产生来源于社会交往和认知。华工身处跨文化的异乡，想要改变其当时的意识和社会地位是有一定难度的。绝大多数华工没有掌握文字符号，不识字，无法亲自书信往来，即便是有机会接触先进的东西也无法准确地重述和表达。

符号具有认知和传播的功能，不仅可以帮助使用者进行理性思考，还可以作为沟通思想和情感的载体。对于华工来说，掌握语言符号可以保证与外界的交往，可以通过书信与国内的亲人进行情感交流。更重要的是，语言符号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表达文字的符号，二者之间形成了语言文字这一传播组合体。语言是直接符号，文字是间接符号。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认为，语言好比是商品，而文字不过是货币，货币没有商品作保障则一文不值，文字没有语言作依托也毫无意义。文字的上述性质并不意味着其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语言使人最终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那么文字则使人脱离原始状态而跨入文明之门，而打开文明之门的钥匙便是对文字符号的掌握和使用。总之，语言使得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文字使得人类创造高度发达的文明成为可能。全面提升人的素质，没有语言文字的习得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与人类的意识联系起来，那么，语言符号正是同人们的显意识相关联，而非语言符号总是与潜意识打交道。

一战期间西线战场上的华工们，对于新近外围世界发生的事件关注度很高。为了满足华工们了解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求，前去服务的国内外知识分子志愿者为华工们担任翻译；同时，组织培训班或者开展文体活动，向华工普及基本知识、传播文明思想。志愿者创办了《华工周报》《华工杂志》《旅欧杂志》等中文报刊，其中以《华工周报》影响最为深远。这份报纸是晏阳初于1919年1月15日在巴黎创办起来的。报纸开设“论说”“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情”“欧战小史”“名人传略”“世界奇闻”等栏目。华工们认为读报“广自己的见闻”“能知世界大事”，而且也练习了识字。华工通过报纸了解时事，报纸也刊登文章呼吁劳工们联合起来拯救祖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为了让华工们进步得更快，晏阳初还运用通俗教育读本教授他们识字。当时的教材是“六百字课通俗教育读本”，这是由晏阳初的朋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乡村教育的傅葆琛编写的。先是用“于一课之内，各提十个生字，连缀生熟字，作成十句”［2］的编辑方法，由于该法学习起来生硬乏味，后来又分类编成600字韵言，效果有所改善。这个通俗教育读本应视为晏阳初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的教材雏形。

交往活动是独立交往主体伴随平等地位而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知的加深，与西方人的不平等接触以及在国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得华工们对世界、对西方、对中国等都有了新的认识。在法国的见闻和经历使许多的华工成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令华工们义愤填膺，欧洲经历使华工们认识到中国人为了国家利益应该团结起来，应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主权而战，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渐渐地，爱国主义逐步上升为国际主义。许多华工由此成了中西文明互动的媒介和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有的华工在战争结束后回国教会年轻人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促进中西之间的文明互鉴；有的华工在大战结束后留在了法国，娶妻生子，组建家庭，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华工们的付出也向西方播撒了中华文明的种子，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对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作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华工不仅仅是雇工，也是推动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先驱和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行者。

西方国家也看到了华工们的力量，不轻易放弃华工们所发挥出来的传播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英法两国政府给华工们提供一定的教育和学习的机会，期待返回中国后，他们将成为“宣扬效率和公平的布道者”［3］，发挥传播者的影响作用。然而，返回中国的华工带回的有关欧洲的“报道”，不管正确与否，大都不会提升欧洲和欧洲人的声誉。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不久，华工们发现欧洲并不是天堂［4］。华工们根据自身体验得出的对于西方的认知，影响了中国人逐步确立对于现代国家认同的方向。正是这种文化传播使得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导致中国的启蒙运动有了新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