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1897—1920年)农学期刊发展研究

摘要民国初年（1912—1920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知识体系的更新，农学期刊得以快速发展。数量种类增多，分布日渐集中，刊物语言、作者群体、主办单位、传播路径、受众等都呈现出全新态势，刊物质量提升明显，传播力也持续增强。清末（1897—1911年）农学期刊多连载、重实用、栏目科学、图文并茂的特点仍被普遍保留。清末民初农学期刊的演进历程证实，尽管时代更替、知识变革会深度影响学术期刊的发展，但作为学术重要中介的期刊仍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演变规律。

关键词清末民初;农学期刊;新变;承袭

中图分类号S-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22）13-0232-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2.13.061

Development of Agronomy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1897-1920）

QI Lian-yu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 Shandong 271018）

Abstract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newal of knowledge system， agricultural journal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the publication language， author group， organizer， communication path， audience and so on all present a new situation， the quality of publication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dissemination of power continues to enhance. Howe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journals， which were serialized， practical， scientific and picturesque， were still generally retained.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periodic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onfirmed that although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knowledge will deep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periodicals， the journals a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of academic affairs still hav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their own evolution law.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Agronomy;New Change;Inheritance

1897年5月，《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第1份农学期刊。此后，专业性的农学期刊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由清入民国，改朝易代，知识体系以及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模式随之发生新裂变，作为农学知识载体的期刊也呈现新面貌与新特点。考察社会剧变时代农学期刊的发展与演变，既可以展示期刊、社会与知识的互动，还可以了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与路径，也可以体察学术期刊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效果。鉴于此，笔者比较了清末（1897—1911年）民初（1912—1920年）农学期刊创刊时间和地点、期刊编辑状况与传播情况，最后介绍了清末民初农学期刊的共同优点。

1清末（1897—1911年）民初（1912—1920年）农学期刊创刊时间和地点的比较

为清晰展示清末民初农学期刊的发展演变情况，也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在广泛搜集农学相关原始文献、借助《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等分类目录索引以及“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基础上，经仔细阅读甄别，确定清末民初（1897—1920年）农学期刊汇总表，共41种（表1）。从表1可以看出，清末民初（1897—1920年）虽仅20余年，因为兼跨2个不同的时代，民国初年的农学期刊与清末相比，在创刊时间、分布地域、存续时间等方面都有明显变化。这既与时代变换导致的社会环境大变迁相关，也与学术事业的进展相一致。

1.1创刊时间的变化自《农学报》创刊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15年间，共有11种农学期刊创立，约占创刊总数的2683%;而民国成立至1920年仅9年就有30种农学期刊创办，约占73.17%。民初年平均创办农学期刊3.33种，清末则为0.73种，民初已是清末的4.56倍。很显然，民国初年，不仅农学期刊的创办数量远多于清末，而且创刊的速度也远超清末。清末15年间，有8个年份并无农学期刊创办，而其余7个年份创办农刊最多的属1907年，也仅有3种;而民初则完全不同，9年间每年均有农学刊物创办，且仅有3个年份少于3种，另有3个年份超过3种，1919年甚至达到7种。1919和1920年就有12种农学期刊创办，已超过清末15年的数量（图1）。

因此，清末民初农学期刊创刊时间分布极不均衡。在清末，农学期刊的创办不仅数量少，而且还有间隔性，换言之，清末农学期刊的创办呈零星状间隔状态;而民国初年不仅农学期刊创办数量多，速度快且呈连续性。清末民初农学期刊的创办之所以呈现这种鲜明变化，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第一份农学期刊的创办就与政治势力的推动关系密切，正是在张之洞等人的推动与支持下，《农学报》才得以创刊并存在10年之久。而民国初年农学期刊的创办在1919年达到一个小高潮，也与五四运动的刺激和影响关系密切。

1.2创刊地点的变化清末民初的农学期刊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苏、北京、湖北、上海、广东、江西、吉林等省市。从图2可以看出，该时段的农学期刊创刊地以江苏为首，有10种，约占期刊总数的24.39%;浙江、北京次之，分别有5种占1220%;湖北有4种占9.76%;上海、广东、江西各3种占732%;吉林2种占4.88%;其余湖南、四川、山东等均为1种。具体来看，清末的11种农学期刊零散地分布在9个省市和日本，仅湖北一省创办过2种。而民国初年的30种则分布在11个省市，江苏一省达9种。在清末与民初2个时段都有农学期刊创办的省市有7个，占创刊地总数的50%。可以看出，尽管由清入民国，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农学期刊的创办仍有延续性。换言之，知识的生成与传播形式并不简单地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而立即改变。

若从七大地理方位考虑，清末华东地区共创办农学刊物5种占总数的46%;华中地区2种占18%;其余华北、华南、东北以及日本则1种占9%（图3）。民国初年华东地区创办18种占60%;华北地区5种占17%;华中地区3种占10%;华南地区2种占7%;西南、东北地区各1种占3%（图4）。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初，华东地区农学期刊都最多，这显然与该地区经济发达、地理和文化条件优越关系密切。

从图2可以看出，与农学期刊创刊时间分布不均衡一样，农学期刊的地域分布同样也极不均衡，这更直观地体现在只有某些省份有而更多省份没有农学期刊的存在。不过，即便是这种分布形态在清末还相对平均，绝大多数省份都只有1种农学期刊，但民国初年农学刊物的分布则出现强烈聚集性趋势，仅江苏就有9种;清末尚未有一种农学期刊的北京在民国初年创办了5种;浙江也创办了4种。江苏之所以农学期刊数量激增，与该地资源丰富、农业基础较好、文化又较为发达、人才辈出且易于吸收先进科技因子有关。就地区而言，民初农学期刊大致延续了清末的分布态势，华东、华北、华中都是数量较多的地区，其中，华东地区在2个时间段都办刊最多。就国内而言，民初农学期刊的覆盖仅比清末多了西南地区，变化并不十分明显。涵盖区域变化不大，但刊物数量却差距明显，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农学刊物聚集性趋势在日渐强化。

2清末（1897—1911年）民初（1912—1920年）农学期刊编辑状况比较

清末民初农学期刊的进展不仅体现在出版的数量、规模和分布上，还体现在期刊编辑状况的变化上。在此期间，农学期刊的编辑质量和办刊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并处于持续发展中。

2.1由翻译外国论著向刊发自研文章转变早期农学期刊以刊发翻译自国外的论著为主。据统计，由《农学报》刊文汇编成7辑出版的《农学丛书》一共刊载了235篇文章，总计645万字，其中可以查到日本农书篇数134，西洋农书18，中国古代农书和调查报告77篇[1]。译自外国农书的文章达152篇，占总数的64.68%。清末创办的其他农学期刊基本延续了这一办刊模式，直至民国时期这种刊发外国翻译文章为主的办刊态势才逐渐得以改善。1913年6月创刊的《浙江省农会报》直接翻译和传播国外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的内容明显减少，研究国内特别是浙江省农业生产状况和经验以及农业科研进展的文章明显增多，其内容约占每期内容的50%～60%[2]。《广东农林月报》所刊译文数量也大大减少，“每期只刊登1篇译文，出版的3卷28期刊中，仅刊发译文稿件10篇”[3]。期刊内容明显不再完全依赖输入西方农业科技，趋于丰富多元。

清末，中国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学家，自然不拥有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稿件，农学期刊只能通过翻译国外农业书刊向中国读者普及西方近代农业知识。进入民国后，随着一大批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学习现代农业的学者陆续学成回国担负起创建中国现代农学的重任，农学才逐渐改变“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的弊病，农学期刊发文才逐渐由编译向自研过渡。当然，这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1925年10月，仍有学者指出“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是“重编译而轻研究”，直言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须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4]。显然，此时学界“重编译”的境况仍然存在，不过，民初农学期刊已开启了新变化的先声，新局面的来临已指日可待。

2.2期刊主办单位的变化依照主体性质的不同，农学期刊的主办单位一般可分为6类，第1类是农业学校;第2类为包括农工商局、农林部等在内的涉农政府机关;第3类为以农事实验场为中心的农业科研机构;第4类为包括农会、农事会、农友会等专业学会在内的涉农组织;第5类是农业类杂志社;第6类是出版机构。由表2可知，清末民初41种农学期刊中有17种为涉农组织主办，占比41.46%，居于首位。农业学校、农业类杂志社以12种、6种紧随其后。农学期刊的创办与农业院校、涉农组织等联系紧密，许多农学期刊实质是专业农学团体的会刊或农业院校的学报，这种特性的出现与农业知识体系的变化关系密切，属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

由表2可知，不管清末还是民初，以涉农组织、农业学校、农业类杂志社为主办单位的农学期刊数量都居于前列，是农学期刊主办单位的主体。以涉农组织为主办单位的农学期刊在清末为5种占45.46%，在民国初年达到12种占40%，占比略有降低;农学类杂志社在清末为18.18%，在民初虽有降低，仍达13.33%;不过，农业学校则在清末与民国有了较大差异，清末为18.18%，而民初则涨至33.33%，增长接近1倍。农业科研机构、出版机构则变化不大，且不居重要地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涉农政府机关，在清末为909%，而民初则降幅明显，仅为3.33%。这说明民国时期，政府机关一般不再直接承揽传播农学知识的具体职能，相关学术活动更多地依靠专业组织和机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