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教员的历史考察（1949—1956）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3-0087-11

理论教员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干部的重要力量，是提升全党理论水平的基本条件。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选拔、培养、使用理论教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党员干部理论水平整体偏低，教育党员、唤起阶级意识成为推进革命的重中之重。为此，党的高级干部曾长期承担理论教员的工作。延安时期，伴随着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壮大，理论教员队伍逐渐成长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党员教育、干部轮训的任务日益繁重，理论教员不足的问题更显紧迫。为解决这一问题，各级党组织积极培养理论教员，以满足现实需要。

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中的师资队伍建设已展开了初步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整体视角对干部教育师资力量的正规化、专业化问题进行探讨。张楠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师资队伍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干部教育不断趋向正规化，为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①杜君、赵志宇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并强调要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队伍的配备与建设，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师资建设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③卢忠萍、李根寿聚焦于苏区时期干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认为通过采取中央领导担任兼职教员、自主培养教员，以及实施人才政策等方式，干部教育师资队伍得到极大充实。①李波认为，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坚决贯彻党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优待政策，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教员既注重对其思想的改造，又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和教学水平，有力保障了干部教育的有效展开。②总体而论，当前学界对于不同时期干部教育师资力量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尤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师资力量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新中国成立后干部教育师资力量的研究略显不足。大多数研究对干部教育师资力量问题的探讨多是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涉及，专门围绕干部教育师资力量的研究较为少见。此外，仅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师资队伍的研究，多将其作为干部教育实践的重要条件进行规范性研究，对于特定时代环境下干部教育师资队伍自身的思想动态、思维习惯与行为逻辑揭示不够。事实上，理论教员并非单纯的“理论知识的搬运工”，其自身的知识结构、思想动机构成了影响干部教育实践效能的重要变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教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发轫期。探究这一时期理论教员的培养过程、效能发挥、群体特征，对探查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教员队伍的发展基础与现实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态势、千头万绪的工作任务，加强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素养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议程上。建设一支政治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的理论教员队伍是推进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新中国成立前理论教育队伍的发展情况

重视理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受革命战争期间特殊环境影响，自主学习与课程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干部的主要形式。无论是自主学习，还是课程学习都有赖于理论教员队伍的作用发挥。缺乏理论教员的指导与监督，自主学习与课程学习便难以取得成效。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在积极创造条件，以期壮大理论教员队伍，实现干部教育的正规化。

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为践行这一原则，会议同时明确了“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开设“训练班”等多种学习方式。①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军队中设置政治教员、军事教员和文化教员等。1931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要办好中央训练班、流动训练班等各类训练班，以及苏维埃区域的党校、政治学校，尽可能地培养教员队伍。④各地党组织也开设了列宁师范学院、教育干部学院等机构，培养了一批专业化的理论教员。此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培养理论教员的步伐不断加快，比如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学校连续举办多期。其中，第二期增设了培养营、团两级干部的高级研究班。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理论教员队伍中，兼职教员占比较大。尽管此时理论教员队伍有所壮大，但由于条件制约，理论教员队伍在数量上仍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存在较大缺口。

中共中央落脚延安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理论教员队伍建设迎来契机。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随后，党中央陆续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文件，推动干部理论教育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集中学习与分散自学成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形式。这一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创办的干部学校多达50多所，理论教育的阵地得到扩充，“为改变‘无确定进度、无程度差别、无固定教员的混乱状态’创造了条件”①。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②受此激励，理论教员队伍建设日益步入正轨。

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教员队伍虽有发展，但在体量上依然非常弱小，尤其缺少专业化的理论教员。由于革命环境的持续动荡，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教员的制度化进程也较为缓慢。显然，这些状况与全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匹配。因此，加快理论教员队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二）新中国成立对理论教员队伍提出新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掌握全国政权、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全面执政的现实环境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理论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政党形象、获得人民政治认同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理论教员队伍建设的现实动因如下：

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的急剧扩大，要求加强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各条战线工作的展开，干部供给数量捉襟见肘。为缓解干部不足，中国共产党在谨慎原则下发展了大量党员，提拔任用了一批干部。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党员，在最近两年内增加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在最近五年内增加了四百七十多万人。”③到了1956年6月底，“全党共有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人。”④党员数量的增长扩充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实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也得到扩大。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分析指出：“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③然而，囿于党员及干部队伍规模的快速扩张，新发展党员和新提拔干部存在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况且党员队伍中又出现了官僚主义等问题，亟须进行深刻的理论教育。有鉴于此，加强党员的理论教育，提升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被教育对象，理论教员不足的状况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理论学习中缺少理论教员有效指导的状况凸显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配合中心工作的展开，中共中央将干部教育贯穿于实践中。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分散影响，加之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中央局和大区制影响，一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 年2月，中共中央对“缺少理论教员和指导自修的顾问”等情况表达出不满②，“很多的党校训练班缺乏理论教员，很多的支部学习小组因为没有理论教员领导讨论和解答疑难，而陷于无生气状态。”③从现实情况来看，即便是高级党校，课程教员的数量也存在严重不足。相比之下，中级党校与初级党校缺少教员的情况更为严峻。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县级以上领导机关必须有专职或兼职的理论教员。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培养理论教员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然而，考虑到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中共中央认为：“加强理论教育问题暂时不宜过分强调，更不宜公开在报纸上大加提倡，以免分散领导机关与群众的注意力。”④不突出强调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理论教育的停顿。事实上，各地仍“自行制定理论教育计划”。③在这一背景之下，理论教员队伍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得到政策的集中强调，处于自我调适状态。在理论教育制度不够完善，不够统一的情况下，理论教育收效甚微。可见，缺乏理论教员和指导自修的顾问已然成为阻碍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障碍。因此，解决理论教员问题成了当时在全党展开理论学习的主要关键。⑥

二、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教员的过程

理论教员队伍建设事关教育党员干部、引领群众思想的成效。中国共产党立足选拔、培养、管理全过程，旨在壮大理论教员队伍，提升整体素养，进而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总体来看，不同级别党组织在领导理论教员的选拔、培养和管理上采取了不同方法，体现出不同区域、层级党组织自身的能动性作用。

（一）理论教员的来源与选拔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领域逐渐细化，干部队伍建设专业化要求不断凸显。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教员同样需要坚持专业化方向。1952年底，中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出来。繁重的干部教育任务，需要迅速扩充理论教员队伍。选拔是理论教员培养的前置环节和关键所在。理论教员的来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各级党组织指定一批党员担任本级党组织所需要的兼职或专职理论教员；另一类是从政权系统、军队系统、大中学校中吸收的，在文化与理论知识上有一定储备的知识分子党员。

理论教员的选拔标准同理论学习任务相适应，遵循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总的来看，理论教员的选拔标准包括干部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政治水平等因素。其中，政治水平是理论教员选拔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政治水平往往很难准确评估，部分党组织在选拔理论教员的过程中发生过重政治，轻文化、轻理论水平的现象。①这表明，部分党组织对理论教员的选择存在理解偏差。事实上，在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的情况下，过高的标准显然会增加理论教员选拔的困难。因此，在特定阶段下，理论教员的选拔标准具有灵活性。部分党组织只要求理论教员能正确地讲解一门理论教材，并能够对学习者的疑难问题予以回答即可，“不要求他们能够正确地应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要求他们通晓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典籍”，“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现在所需要的理论教员，使他们有信心地工作，并在工作中逐渐求得进步。”②由此可见，理论教员是知晓某一学科或者某一方面的专业理论人才，这体现了理论教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方向。虽然，党对于理论教员的选拔标准是统一的，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理论教员选拔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例如，在选拔过程中，武汉市采用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其步骤是先由支部研究确定名单，然后组织群众讨论，再由支部决定，报请党委批准。采用这个选拔方法，必须党委重视领导，向群众宣布条件，并使条件为群众所掌握，不然便会形成走过场。③

（二）理论教员的培养与教育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分局和省委举办的党校，应承担培养理论教员的队伍的任务。④但是，仅依靠现有党校承担理论教员的系统训练显然不够。因此，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针对指导中、初级组学习的专职和兼职理论教员的短期训练班或常年的轮训班，③对所属理论教员开展系统训练，使他们能够担任下一年的理论教育工作。

短期理论学习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教员培养的重要形式。能够讲授若干门课程是理论教员培训班的首要目标。1952年前后，由各地宣传部牵头，举办了一系列党史教员训练班，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党史教员。比如1951年底至1952年2月份，华北局就举办了为期三个半月的党史教员训练班。③中共察哈尔省委于4月31日至5月30日，召集57位县委干部，组成党史教员训练班。③比较来看，河北省委举办的党史教员训练班规模更大，共有230人参加。③事实上，各级党组织不仅举办了党史教员训练班，还有联共党史教员训练班，经济建设理论教员训练班等。此后，随着各个初级党校的逐步建立，党组织举办短期训练班的规模逐渐减小。到1956年1月，全国省市以上共有干部学校和训练班三百四十七所。其中：中央一级三十四所；省、市一级三百一十三所。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