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摘 要】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关键词】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胡适；蔡和森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3-0015-12

对于1922年成立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学界多视其为中共领导下致力于争取民权的政治团体，是民主联合战线组织，已有研究多在这一认知框架下进行。然而亲历其事的蔡和森在党史报告中则指认民权运动大同盟是中共“决定组织第三党，但在当时不能正式组织党，最初只能组织普通团体”这一意图下的产物。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佐证了这一点：“党当时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确有一个企图，准备把民权运动大同盟转变为民主革命的政党。”由此可知，中共打算以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形式组建一个与国民党性质相同的民主革命“第三党”（国共之外）这一意图是确实存在的。研究者侧重于考察民权运动大同盟的主要活动及其性质，对此多未关注。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当时的局势和中共意图，考察中共如何在国共党内合作之外尝试组建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的“第三党”。中共的这一尝试虽然最终因国共党内合作的达成而止步，但余波未平，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劝胡适组党可视为中共“另造一个民族党”的再次尝试。关于胡适和蔡和森在莫斯科的相遇，以胡适为主角的研究侧重胡适此时的思想演变，以蔡和森为主角的研究则注重此时蔡和森在莫斯科的革命活动，多未将之与中共“另造一个民族党”相联系。故此，若变换视角，重新审视民权运动大同盟和蔡和森劝胡适组党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历史事件，或能探寻历史的另一重面相。

一、联合战线脉络中的民权运动大同盟

民权运动大同盟，既是中共领导下争取民权的政治团体，也是中共建立“第三党”的预备组织。考察其成立渊源，必须从中共争取民权、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两个维度出发。

中共一大期间，尚属幼年的中共过于注重“革命运动中的纯洁性”，同时“对政治斗争既没有方法、也缺乏热情，对统一战线的作用没有认识”。因此尽管一大在“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但最终旗帜鲜明地表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未曾考虑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

一大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结合自身在爪哇的革命经验，向中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但此时中共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正在铲除打倒之列，岂能联合！不仅如此，在当时大部分中共党员眼中，国民党的形象非常不堪：上层干部堕落腐化，中下层干部少而无能，“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任何群众，不配同我们共同革命”。因此，马林的建议当时未被中共接受，陈独秀还写信向共产国际申诉反对意见。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虽未被中共接受，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1922年初苏联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和国民党均受邀派代表赴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促进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建立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会议期间，列宁亲自向国共代表询问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得到两党代表的肯定答复，“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1922年夏，与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将会议指示带回国内。中共受此影响，并结合国内局势的变化，很快改变了排斥其他党派的态度，开始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工作。

华盛顿会议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形势，再加上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等人竭力标榜“恢复法统”和“民主共和”，国内的政治形势趋于缓和，一般舆论对改良时局表示乐观。1922年5月14日，蔡元培、胡适等人联署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号召全国公认的好人们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逐渐改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好政府主义”在当时极大地刺激了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不论蔡元培、胡适的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主张客观上顺应了吴佩孚的需要，贬损了孙中山，激起了社会上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企图依靠北洋政府进行社会改良的消极情绪。这无疑与中共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主联合战线的目标背道而驰。不仅如此，中共领袖李大钊也签名联署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并致信张国焘等人，“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

在“好政府主义”和时局的刺激下，中共必须“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笔者注）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反帝反军阀民主联合战线。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首先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而这就需要联合各民主派共同革命。它批判了“好政府主义”等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因妥协而失败的种种历史，但依然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希望国民党不再妥协，“一心完成你们民主革命的使命”，对国民党表现出极大的联合团结之意。

此时中共设想与国民党建立的民主联合战线，绝非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早在1922年4月，陈独秀就已致信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表示中共各地党员“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据张国焘回忆，他们最初的设想，乃是“准备推举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基础上，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强调自身在联合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计划“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并拟“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工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亦即后来革命实践中的“民权运动大同盟”。为何要以“民权”为名？这一本意是加强国共合作的同盟，又怎样变成在国共之外另造“第三党”的预备组织？

第一个问题需要从中共建党以来的“民权”关怀谈起。中共一大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要“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制定的目前奋斗之目标，很大一部分就是后来民权运动大同盟所要争取的“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一系列民权。为什么如此重视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呢？因为正如蔡和森所言，此时的中共“只能说是宣传机关”，那最紧要的当然是争取宣传的合法性，亦即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再者中共二大已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要从宣传转为“用什么方法实行我们的主张及政策”，那就是“组织民众”。中共自身当时尚不能公开活动，用合法公开的其他行动来“组织民众”自然最为适宜。当时的北京，由于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准备召开国会重行制宪，再加上胡适等人“好政府主义”的号召，产生了些许较为自由的政治空气。北京各界人士乘国会制宪之机，要求在宪法上规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在北京的中共党员遂抓住时机，顺应民意，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如此既可在明面上合法地组织民众、争取民权，亦可借此“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建立事实上的民主联合战线。

“全国各革新党派”当然包括国民党。当时，中共初创，力量薄弱，活动也不能完全公开，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进行联合其他党派、组织民众的实践。换言之，中共对于“民权运动大同盟”最初的设想，乃是以之作为和其他党派合作（主要是国民党）的载体。至此，中共争取民权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两个目标正式合流。但中共的这一意图，在党内和国民党方面，均遭到极大阻力。国民党此时依然试图同北洋军阀各派系联合，寄希望于英美等国的帮助，因此对中共并不承认，“敬而远之”。中共曾将其对于时局的主张分送给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未见回应。当中共写信给国民党请求召开联席会议，迈出党外联盟的第一步时，“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共产党，故因此未作”，宣告失败。

中共党内大部分党员本就不同意和国民党合作，国民党的拒绝更加剧了党内的反对情绪。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我们不相信国民党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更不相信国民党能够同共产党共同革命，这是国共联合战线的初期许多共产党人的见解”。在国民党拒绝党外联盟后，中共党内展开讨论，一致认为“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但对“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党内认识并不统一。部分党员认为中共可以直接领导民族革命，“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也有党员认为“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而对于这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党员认为可以“在K.M.T.（国民党——笔者注）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由此，中共对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定位发生改变，“这时我们决定组织第三党，但在当时不能正式组织党，最初只能组织普通团体，所以我们开始在北京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笔者注）”，预备日后革命形势发展，再将“民权大同盟转变为民主革命的政党”。不仅如此，这个“第三党”作为新的“民主政党”，可以吸收民主力量，中共与之合作，亦能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另外，这一“民主政党”是中共创建的，自然受中共领导。中共以此为依托进行活动，也能避免当时“C.P.不能公开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有两个意图：一是准备将其作为国共合作的“党外联盟”；二是将其建成国共之外的、与国民党同属“民主革命政党”性质的“第三党”。最终因为国民党不肯合作而采用了后者。而两者的共同意图，都是以争取民权为抓手，借此组织民众，推动民主革命。

1922年夏，北京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缪伯英、高君宇、罗澄、范鸿劼等十几人发起筹备“民权运动大同盟”。192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二院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推举高君宇为临时主席。会议讨论了组织名称、宗旨等，最后推定杨廉为筹备主任，范鸿劼、刘仁静、高君宇、邓飞黄、缪伯英、罗澄、刘范科、蔡和森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及筹备大会事宜。8月24日下午，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大礼堂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参加者异常踊跃，不仅有学生、教职员，甚至还有国会议员。知名人士有国会议员李石曾、胡鄂公，北大教授李大钊、高一涵、张竞生等。对于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具体活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且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兹不赘述。

二、国共合作另面的民权运动大同盟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西湖会议召开与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几近同时，既然中共已决定通过党内合作与国民党联合，那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第三党”该何去何从？更何况按照中共三大的论述，根据当时中国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按理说，为了统一国民革命的力量，这个“第三党”应该停止或减少活动。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以后，在南京、广东、山东、四川、江西、湖北、陕西等地先后成立分会，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并且这些活动，均是在以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进行的。该怎样解释这一颇不符合逻辑的历史呢？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共已经决议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却又大力发展“第三党”的现象，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尚未完全达成；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力量陷入危机，前途并不明朗，对自身的改组亦不积极；三是此时中共内部对加入国民党这一合作形式并未统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