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问题应对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

【摘 要】逃港现象是一个能够折射宏观体制和微观政策的复杂问题。它引起了上至中共最高领导人，中至地方负责人，下至基层干部群众的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调整基本的思想观念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宏观政策有所调整，并在组织上对广东省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以习仲勋为主要领导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吸收基层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确立了一条全新的逃港问题解决思路，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不仅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广东的逃港现象，而且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而使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

【关键词】逃港；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习仲勋

【中图分类号】D232；K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3-0038-09

二十世纪50年代末开始，粤港边界多次出现内地人口较大规模偷渡进入香港的事件，通俗称为逃港。1977—1980年间，逃港现象达到了高潮。逃港事件给广东省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由于涉及边防军事管理及外交层面的政策，权都在中央，而问题又在广东境内发生，事都在广东，广东省委省政府是责任主体。正因为这种体制上的客观现实，逃港问题给广东造成了巨大压力。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不久升任第一书记）之后，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下，才开始跳出问题看问题，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中认识事件本质，并从根本政策上进行调整，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逃港问题的解决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促成广东先走一步。对此，学界曾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

一、中共中央解决逃港问题的政策调整与干部安排

二十世纪50年代末开始，逃港问题逐渐成为困扰新中国边境管理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中央曾经要求广东省委省政府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历届广东领导也都进行了探索和实践。陶铸担任广东省主要领导期间，曾经6次到粤港边界的宝安调研，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与方案，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61年5月1日，陶铸在宝安听取了县委书记李富林的汇报后，对汇报中提出的一些解决思路表示同意，表示宝安可以采取“灵活政策、有效措施”，与香港互相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在陶铸的默许和支持下，宝安县实施了一些积极措施，利用香港与宝安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进行一些小额边境补偿贸易。这对于缓解宝安地区农民经济困难，降低农民逃港动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当时整体思想认识和政策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逃港问题持续存在而且日趋严重。1977年11月，叶剑英和邓小平前来广东视察。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到地方考察的第一站。广东省委汇报工作时，长期困扰广东的逃港问题被当作一个政治事件提了出来。大家以为邓小平会为此提出批评时，“邓小平听后却沉默了很久之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还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个话在当时着实让很多人难以理解”。邓小平从经济建设高度分析逃港问题的原因、探索解决思路：“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这里所说的差距，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而丰富，既有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也可以上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历史阶段性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就必须调整社会主义政策。

邓小平对逃港问题的思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高层正在从全局上调整理念与政策。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就是这一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组织和干部安排为前提，理念和政策的调整才会得到落实。如果说邓小平是从理念和政策上思考逃港问题的解决，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商定习仲勋主政广东则是从人事安排上来考虑的。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经担任广东地方的主要领导，对广东的各种情况熟悉，当然也了解逃港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他深知，要解决这种复杂问题必须要有一位开拓性强、实践能力突出的干部。在对全党高级干部进行盘点后，他最终将目光放在习仲勋身上。“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分管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考虑让他南下广州，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到广东主持工作的考虑和安排是经过反复比较与斟酌的，特别是与习仲勋的工作经历和巨大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习仲勋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成绩。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期间，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在全国布局干部人事工作时，对习仲勋的安排有三种意向：一是跟随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地区；二是跟随南下支队进入南方地区；三是留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西北局工作。经过反复考虑和集体研究，毛泽东最后决定了第三种意向，安排他担任西北局书记。毛泽东亲自与习仲勋谈话，说明了他的干部任用指导思想：“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陕北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中心，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只有习仲勋这样具有根据地建设丰富经验，既具有政治意识，又具有经济能力，同时又熟悉社会管理，会做群众工作的高级干部才能胜任。显然，习仲勋是最适合这一重要岗位的。所以，毛泽东在党内介绍习仲勋时，将其称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年轻领袖：“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面临着以逃港为主的复杂问题，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叶剑英在考虑广东主要负责人的人选时，可能甚至必然要把这段历史上的习仲勋放在重要的人选上来安排。在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任命习仲勋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交予“把守南大门”的重任，并很快安排在1978年4月初赴广东上任。离京之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与他进行了谈话：“在动身去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都接见了他，对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对习仲勋既是一个鼓励，也是一种工作动力，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已有十六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这种心情，既是对中央安排的拥护与感谢，同时也包含了他要做好广东各项工作，不辜负中央重托的决心，这是他在广东改革开放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从习仲勋来到广东后的一系列举措及中共中央对他的支持情况看，说明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关于逃港问题的思考是有某种逻辑联系的。

二、广东关于逃港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正式到广东上任。同年12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调任回京，习仲勋升任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任广东省省长。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新班子形成之后，立即投入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和整风行动之中，为广东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省委省政府决定以调查研究为主要工作方法，寻求应对逃港问题的解决思路与方案。首先进行思想解放与认识统一，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习仲勋率领广东省委在全国各地方党委积极表态，并在广东省深入讨论：“习仲勋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新中国成立二十九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广大农民当做‘小生产者’对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愈演愈烈的逃港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集广东省相关负责人研究解决方案，并作出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要求党委一把手负责，在近期内，也就是7月5日（华国锋访问英国）之前，坚决刹住逃港风。从长远来看，中央要求一定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安排好，从根本上消除逃港问题的基础。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严肃地指出，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中央领导人话语不多，分量却相当沉重，广东党政领导层感受到巨大压力。

现实问题的紧迫与严重，根本原因的长期与复杂，中央对广东提出了具体而又严格的要求：尽快解决逃港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深感责任重大，在逃港问题上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决心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在最短时期内将日趋恶化的逃港严重现象控制下来。因为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会使这一问题长期被动，甚至从珠三角蔓延到整个广东，对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造成严重破坏，造成后续更多人口产生逃港的念头。所以，习仲勋到任以后，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年多来他共召开与逃港问题相关的会议十几次，向中央汇报多次，发表相关主题讲话多次，外出专题调研多次。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逃港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但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问题本身的经济原因而非管理原因，经济原因消除的长期性在短期无法见效；二是遏止措施特别是思想工作效果的滞后性。

在巨大的压力下，习仲勋带领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体深入调查，反复研究，最终确立一套总体解决方案。这套方案以制止逃港现象为切入点，长短结合，点面联动，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先管后治，遏止逃港现象蔓延。逃港问题不是一般的内部问题，其影响相当广泛。作为当时的地方党委与政府，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统一部署，在逃港问题上态度和中央保持一致：那就是坚决制止。只有在短期坚决制止的前提下，才能为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习仲勋到广东工作之后，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粤港边界主要是当时的宝安县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努力遏止日益严重的逃港现象。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习仲勋在1979年6月先后两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讨迅速遏止逃港问题的对策。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反偷渡外逃工作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相关部门领导共10人担任成员。会后，兵分三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对于强行闯关的外逃者武装拦截，并在逃港人员较集中的乡村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边防管理的法律法规。对一些散播谣言，策划群体性逃港行动的核心人员，进行重点控制和打击。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这些措施和行动，在一定程度压制了逃港风潮的蔓延和扩大。

在加强边境管理的同时，省委省政府将逃港问题的性质从阶级斗争的思维中摆脱出来，分析的主要原因是群众生活困难，认定的事件性质是没有很好执行国家边境管理政策，私自盲目逃往香港的行为。习仲勋认为，不要把这种错误行为上升为政治问题和敌我矛盾。他明确指出并要求基层干部：“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二十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逃港问题性质认识上的根本转变。之前都是将其作为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来看待的，在这种认识之下，处理问题的行动就是强制的，没有从根本原因也就是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下功夫。习仲勋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就将解决问题的重点从政治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解决问题，就必然要走向以政策调整为主的改革开放。

第二，深入调研，把握问题的本质。为了掌握逃港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认清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习仲勋首先将调查研究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先决条件。他来到广东工作后的第一次基层调研就安排到宝安县。在两天时间内，习仲勋重点看了4个地方：首先来到两种制度共存于一街的沙头角中英街，两边经济状况的强烈对比给这位长年在北方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又来到了逃港人员收容所，了解逃港人员的内心世界，逃港人员的现实处境与逃港动因，让这位广东的最高负责人无法平静；第三站去了当时正在宝安县委党校举办的逃港人员集中的大队负责人学习班，当时的学习班是一种批评甚至带有惩罚性质的集中反省。习仲勋和这些大队支部书记进行了带有争论性质的讨论，他们的真心话也让习仲勋陷入了沉思。一位支部书记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第四站，当时县委书记方苞把他领到了两家偷偷搞起来的“来料加工”企业。如果说，前三站让习仲勋心情沉重、倍感压力的话，这第四站让他看到一丝希望，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了一些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