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赴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探析

【摘 要】1929年12月3日，在完成百色起义准备后，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的汇报予以高度肯定，任命他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回到广西，邓小平在红七军（含红八军）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充分发动群众，创造性地提出“群众的战术”。1931年3月，邓小平主动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等待与中央领导人会面期间，邓小平写下《七军工作报告》。中央领导人没有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并将其调离红七军，他精心写作的《七军工作报告》被束之高阁。

【关键词】邓小平；中共中央；红七军；汇报

【中图分类号】K263；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3-0058-16

中国学术界对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的历史十分重视，对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千里转战的历程也表现出浓厚兴趣，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研究成果。在创建和领导红七军（含红八军）的历史上，邓小平两赴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占有重要地位。但不知何故，对于邓小平两次汇报的经过与影响，只有《邓小平传》和《邓小平年谱》等少数著作有所涉及。拜读有关著作，笔者发现都存在不同程度误笔，即便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也不例外。笔者对邓小平两次汇报的来龙去脉反复推敲，现就多年思考所得进行陈述，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邓小平首赴上海与中央负责人当面交流

1929年6月，俞作柏、李明瑞执掌广西军政大权。9月上旬，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南宁。不料，俞、李不听劝告通电反蒋。邓榕写道：“父亲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父亲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不出邓小平所料，俞、李的行动很快以失败告终。广西的变故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10月8日，中共中央严厉斥责广东省委、广西特委：“现时两广的军事运动，尤其是广西，士兵中的工作极其薄弱。”严肃要求：“在任何国民党军阀部队中……夺取其士兵群众投入红军或是整个转变为红军……改变为我们的赤色军队。”

《邓小平年谱》写道：10月下旬，“收到中共中央要求回上海报告工作的来电”。邓榕则写道：“在百色起义的前夕，也就是在11月的下旬，父亲突然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要他去上海报告工作。”笔者认为邓榕的说法比较可靠。其一，《七军前委报告》写道：“龚同志衔中央及粤省委命令来要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前委对于这一问题讨论之结果，完全接受中央指示之精神，但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须略费时日。若在十天之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龚同志”（龚饮冰）负责邓小平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他回到百色的时间是11月初。在“转变”逾期没有进行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1月下旬要求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顺理成章。其二，如果中共中央的电报真的10月下达，邓小平不可能拖延至“12月初”才出发。至于邓小平离开百色的具体时间，《七军前委报告》提供了可靠线索：“平兄……在龙变前一天已行。”亲历“龙变”的何家荣写道：“12月4日光复龙州……龙州光复后，邓小平带同严敏、何世昌等随即到达龙州。”由此断定，邓小平从百色动身出发应该是12月3日。龙州距离百色300多公里，骑马一天行程大约150公里。由此推断，邓小平到达龙州的时间应该是12月5日。邓小平告诉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由此推断，邓小平离开龙州的时间应该是12月8日。

《邓小平传》写道：“一九三〇年一月，邓小平在回上海的途中到达香港。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依据是邓小平1984年8月29日为《对广西工作布置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写下的批语：“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写道：“军委南方办事处：（1930年4月设立）主任（书记）叶剑英（后）李富春。”《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机构辞典》写道：“1930年4月，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在香港成立，李富春任主任，叶剑英任秘书长。”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定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成立于1930年4月。换言之，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当时尚未成立。此外，论者没有注意《讨论》中还有“听了两位同志对于广西工作的报告”。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人除邓小平外全在百色，另一位汇报者是谁？《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写道：“若臣同志于十二月十四日到港，报告桂军委工作经过，以及成立前委，转变军队为红军情形，和今后的工作布置，省委对于右江情形，已大体明瞭……若臣同志现已赴中央报告。”可见，龚饮冰（若臣）此前已向广东省委汇报了红七军情况，当邓小平到达香港时，龚饮冰已经离开香港赴上海了。邓小平到达中共中央时，龚饮冰就在上海。这足以说明“两位同志对于广西工作的报告”的地点是上海而不是香港。此外，中共中央1930年3月2日《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明确写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由此断定，《讨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和龚饮冰在上海与中央领导人讨论的记录，而不是在香港与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的讨论记录。

谈及《讨论》，邓榕写道：“我认为，其中的报告人应为邓小平，参加讨论的人可确定都应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应该说，邓榕同样没有注意到《讨论》中“两位同志对于广西工作的报告”的字样。仔细分析相关内容，笔者认为“报告”是龚饮冰完成的，“补充报告”才是邓小平完成的。其一，“报告”属于“转变军队为红军情形”和“今后的工作布置”，这正是龚饮冰向广东省委汇报过的内容。其二，“补充报告”虽然不长，但是极为重要，而且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邓小平的经历（龚饮冰并未随行）。其三，“补充报告”汇报人用的是第一人称：“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等二十余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以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总之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毫无疑问，“补充报告”只有可能出自邓小平之口。

从《讨论》可以看出，一位“报告人”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交流。针对“广东老”提出的“土匪如能接受并实行我们党的政纲，在农村中实行游击，当然可以无条件的收编；若是只图升官发财的土匪，我们收编过来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行动有许多不利，增加了我们的危险”，“报告人”回答：“我们收编土匪，并不是如军阀式的‘招安’，主要的还是派人到土匪中去发动其下层群众的工作，加紧对政纲的宣传，如我们已有工作基础，土匪已能接受并执行我们政纲，这样的土匪当可收编。”针对“广东老”提出的“对于已经转为红军中的老兵十分坏的尚不改其对红军的行动不利的旧习惯，应当撤换之”，“报告人”解释：“改造红军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老兵为要保全目前的实力，尚不能完全淘汰，还需要分到新兵队伍中去训练新兵，当然其十分不可靠的不可训练的，应该撤裁。”针对“种详”提出的“营部就朱毛那里的经验并无设立营委的必要，只有直属支部”，“报告人”解释：“营设营委是广东省委的指示，就目前我们那边的情形看来设立营委是很必要，因此觉得用不着变更。”听了“报告人”的解释，负责人“浩”下发指示：“在总的原则方面营只设直属支部，无设营委的必要，但现在七军因分散游击，似乎设立营委较便于行动，也可以设立。”“浩”是“豪”的谐音，应该是军委负责人“伍豪”（周恩来）的代称，而能够为红七军的有关举措解释，并能就这些问题与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深入交流的只可能是邓小平。

邓小平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与中共中央商定了红七军发展的具体方略。广东省委《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写道：“至于发展的方面，毫无疑义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本军发展的方向——从北江与朱毛汇合，这个策略有无错误请即批示。”可见，陈豪人的打算是立即离开广西与朱毛红军会师。邓小平在汇报时提出：“右江方面……如能在各方面的策略运用得好，将来前途是很可乐观的。”不难看出，邓小平主张就地发展，同时做好向湘粤边前进的准备。经过交流，中共中央军委表示：“红军发展的方向……以东兰为中心深入土地革命，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汇合的前途。因此目前驻地也要按照这个方向决定，目前应把军队集中在平马百色一带，龙州绝不适宜驻扎，即是将来在龙州方面的军队能够转变，也应把队伍拖到靖西，以与百色兵力会合。”可见，中共中央实际上同意了邓小平的红七军发展战略。

邓榕写道：“在这个结论性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父亲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讨论》中，“广东老”强调：“我们要重复地申述一下，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他斗争，加紧在群众中宣布其军阀的罪恶，加紧左江的下层群众的工作，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绝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奥洋”强调：“如对李明瑞问题还执行得不坚决，还对他有幻想，结果将逃不脱为他出卖。”邓小平这样解释：“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在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这次汇报会上直接提出吸收李明瑞入党的可能性不大。由此看来，除这次专题汇报外，邓小平肯定和中共中央就李明瑞问题进行过专门沟通。

邓榕写道：“红七军成立后，建立了前敌委员会，中央代表邓斌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的工作。”实际情况如何？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陈豪人）、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陈豪人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中共中央原本要求邓小平回上海解释没有按要求发动“转变”的原因，“百色转变”既然不成问题，转而要求邓小平留在广西主持工作自然在情理之中。邓小平是前委书记不二人选，仅仅因为前往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陈豪人等就将邓小平排除在前委名单之外。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妥。不知何故，广东省委居然没有制止：“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陈豪人）担任，如尚未离开，应仍由小平负责。”广东省委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邓小平赴中共中央汇报期间由陈豪人主持前委工作。

邓榕写道：“1929年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查阅有关资料，笔者发现邓小平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担任红七军政委。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这样写道：“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并宣布政纲。”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陈豪人则明确写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未有政治委员制度）的决议。”龚楚也这样写道：“红七军还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中共六大强调：“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既然党代表制度已经废除，红七军没有任命党代表也就可以理解。至于没有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则是因为政治委员要“由苏维埃政府派”。当时“苏维埃政府”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建立，而优秀人才都集中在红军中，苏维埃政府根本无法派出优秀人才担任政治委员，即便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只能变通执行。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也只是将原有的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没有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