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整顿与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萌芽

【摘 要】1975年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全面整顿，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行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强调中国“人口多”“还很穷、很落后”的具体国情，主张“路要靠自己走出来”；强调建设“四个现代化”，高度重视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技术叫生产力”“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强调“利润还是要抓的”，倡导遵循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和平的发展环境的重要性，提出扩大进出口是一项“大政策”；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发扬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这些重大探索初步地回答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国情依据、生产力基础、科技教育人才支撑、经济建设规律、外部环境和对外贸易、政治保障等问题，是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萌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全面整顿；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3-0074-09

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是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的精彩篇章。邓小平曾回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可见，这一时期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发生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正确趋向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关键环节，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实践渊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发展道路、战略任务、政治保障等系列重要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当看到，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萌芽和1975年全面整顿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密切的联系，但目前学术界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研究鲜有从这一视角切入。因此，在“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当下，加强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的理解。

一、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尊重客观国情

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背景，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当时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是基于自己亲身对国外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国民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的冲击，难以实现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在1978年、1979年相继赴日本、东南亚、美国等地考察，切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197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不久，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强调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两个特点，要求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邓小平这一思想意义重大，是后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渊源。

其实，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就明确提出了现代化建设要尊重中国当时还贫穷落后的客观国情。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目标，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号召全国人民发奋图强，用20多年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对于激发全国人民投身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估计不足。邓小平在主持整顿的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直面基本国情和发展差距，对现代化的标准做出了客观的分析。1975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邓小平在这里其实已经改变了此前关于到20世纪末，也就是20多年之内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这一期限延长了一倍。

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关于中国国情的客观判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仅可以激发全国人民奋起直追的决心和干劲，还能保持头脑冷静，客观地认识具体国情，看到差距，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制定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对此，邓小平在1975年2月接待莫桑比克客人时指出：“制定一个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只能根据本国实际，别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二、揭示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没有在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考察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的史实，可以发现贯穿各方面整顿工作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抓生产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经济建设受到破坏。因此，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共识。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关于通过“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将毛泽东的几项指示进行了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相互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策略，强调“三项指示为纲”的整体论，实质上就是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可以说“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要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集中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197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是全党全国的大局，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认识。在会议上，邓小平还深入分析了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针对铁路问题这一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秩序的薄弱环节，提出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派性等重要主张。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还鲜明地强调了物质基础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在推动工业领域深入整顿的实践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国家计委组织起草了工业发展条例，于光远、邓力群又对其内容不断充实，最终形成了工业“二十条”，该文件明确提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而尖锐的政治问题，还强调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其实就是将推动工业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高度的生产力的意义提升到了“纲”的战略维度，有利于抵制“左”倾错误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业务挂帅”的错误批判，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邓小平指示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更是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可见，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就非常明确地强调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可以看出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萌芽，是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大命题

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所带动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现代化的鲜明特征，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提高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动力。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论断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强调“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此外，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在科技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要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回顾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邓小平关于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思考及实践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理论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原子能、信息技术、航天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为鲜明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力，世界上很多国家借助科技革命释放的“红利”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科研机构受到冲击，作为全国科技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科学院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导致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科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影响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局。对此，邓小平在主持整顿时曾指出：“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

1975年7月，在工交、军队系统整顿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整顿中国科学院的要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集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为一体，因此对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于整个科技战线的整顿而言具有引领性的作用，也是1975年全面整顿的关键领域之一。在决定整顿中国科学院时，中共中央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并成立了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胡耀邦等人在执行整顿、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科学院汇报提纲》。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科学院汇报提纲》尽管数易其稿，最终还是未能颁布。不过，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和会议讨论的过程中作出指示，针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性、科学研究规律、科技工作者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很多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这是邓小平科技理论形成的重要渊源。邓小平指出要发挥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为科研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还要加强科研人员的教育培养。邓小平极富创造性地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理论研究实现突破的基础上，大量新技术运用在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层面，从而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力。因此，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大命题深化了对科技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展示了邓小平对于科技现代化的高超洞察力和判断力。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和科技有着密切关联的教育问题。邓小平深刻地阐释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科研工作要想后继有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教育。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提出所谓的“两个估计”，极大地挫伤了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当时一系列错误做法破坏了教育秩序，导致全国教育水平严重下降。教育部长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教育战线的整顿，尽管面临极大困难，还是尽力地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念和政策在教育领域逐步推进，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邓小平在整顿期间指出：“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今后二十五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

可见，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从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战略全局的高度，将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作为整顿工作的重心之一，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大量创新的见解，特别是强调了科技、人才和教育工作对现代化的重要性，阐释了科技、人才、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倡导现代化建设要遵循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在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倾错误影响下的所谓“政治挂帅”，以政治空谈淹没一切，不尊重客观的经济管理规律，导致的官僚主义、机构臃肿、手续繁杂、效率低下等乱象，旗帜鲜明地要求全党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管理制度上建立并实行责任制，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尤其要提高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在会议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强调了客观规律对现代化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邓小平在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过去的重要教训就在于没有搞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还站在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