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心态与土地革命初期中共的乡村动员

【摘 要】1927年7月，信阳四望山民众将地方豪绅张显卿杀死，招致周边土豪劣绅的敌视报复，山民为求自保转向中共党组织寻求支持。进山后，中共开始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但囿于敌人的宣传和农民的传统观念，逆来顺受、胆小怯懦、游移不定等心态时时羁绊着普通民众，致使动员工作一再受挫。为突破动员困境，中共采取了强化革命武装、对民众进行思想引导和物质激励等措施，成功将四望山民众引上中共的革命道路。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并不是农民的天然领导，农民对是否参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有自己的考量，中共只有真正认识理解农民，才能与其结成革命联盟，实现对农民的领导。

【关键词】农民心态；中共；四望山暴动；革命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5-0028-09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如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始终是中共在乡村革命进程中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关于革命中的农民心态问题，学界已有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受已有研究启发，笔者发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信阳四望山暴动有其独特之处，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四望山暴动是1927年11月发生在豫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在河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四望山民众对中共暴动提议从“欲拒还迎”到积极参加的转变过程，生动展现了农民面对革命动员时的复杂心态。近几年亦有学者关注到四望山暴动，部分研究已经触及革命动员中的农民心态问题，但因其侧重并不在此，均未展开论述，因此还有较大研究空间。

中共力量在进入四望山之初，四望山民众的何种心态使动员严重受阻？中共对此的因应和举措又是什么？本文尝试从民众动员的视角，以地方档案为主，辅以回忆录、口述资料等，着重探讨暴动前中共与四望山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希冀能加深对中共乡村革命的认识。

一、寻求保护：中共力量介入四望山

四望山位于信阳县西南90余里的豫鄂边界，地处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为桐柏山脉侵入信阳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906米，相传于顶峰可望见信阳、桐柏、随县、应山四县，故名四望山。四望山山周约百里，有田一千石，600多户人家在一座名曰祖师顶的山峰下居住。

在山中有田数石的冯家庄人士张显卿（又称张选青、张显青）长期占领祖师顶。张显卿既是一个“热心地方事务”的乡绅，又是一个横行乡里的恶霸。他在保护地方的同时，也以养兵等名义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他甚至自设法庭监牢，对违抗者抓捕拷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信阳、罗山各地土豪劣绅蠢蠢欲动，密谋“打党”。1927年5月，张显卿指挥枪会成员约两千人，参与了打砸地方党部和革命团体的“柳林事件”。在遭到国民革命军镇压后，张显卿窜逃至四望山，又在信阳、罗山边界和应山北部烧杀抢掠。然而两个月后，张显卿却因利益纠纷和个人矛盾被手下枪会会众杀死，他在四望山的统治也就此终结。

张显卿死后不久，附近冯家庄、杨家寨等地与他有联络的豪绅纷纷率枪会来攻四望山，假为张显卿报仇之名，行劫掠之实。山下村民或上山逃避，或远遁湖北应山，村庄被洗劫一空。此后周边豪绅不断放言，还要再行攻打，致使山民人心惶惶。四望山民众与周边豪绅矛盾彻底激化，他们群集祖师顶山寨，形成一支与地主豪绅相对抗的农民武装。

四望山民众虽暂时团结起来，但并无御敌良策。在此关键时刻，隐蔽在冯家庄的共产党员王伯鲁与山上团丁取得联系，双方相谈甚欢，并举行了结拜仪式。团丁颇信任王伯鲁，表示愿受他指挥，推举他为团总。1927年8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克新巡视豫南，听取王伯鲁关于四望山的汇报后非常重视，对此做出详细指示。至此，中共在四望山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二、“欲拒还迎”：革命动员中的农民心态

王伯鲁进入四望山后，开始对民众进行初步的组织动员。但直至1927年9月底豫南特委成立后，暴动准备工作才真正开始。时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的胡健，在分析过包括四望山在内，中共能影响和掌握的武装力量后，认为“这点拉杂组织，绝不能看作我们的力量，到实际斗争起来，或者还要反对我们都说不定”。事实正是如此，在四望山暴动前的革命动员中，山上团丁和农民表现出逆来顺受、胆小怯懦、游移不定等心态，使中共的动员工作严重受阻。

逆来顺受的忍让心态。在传统文化中，“忍”有谦和、坚毅和精进的积极面，也有屈从、软弱和退让的消极面。就普通民众而言，“忍”的消极一面表现更加明显。面对四望山周边豪绅对村庄的劫掠，村民虽有报复之心，但更现实的选择还是自认倒霉，继续种田生活。后因再三传言周边豪绅还要进攻，他们才被迫上山抵抗。四望山武装首领同中共联系，也只是希望凭借中共力量自保，向豪绅地主复仇并不是主要目的。

张显卿死后，团丁有意将其粮食没收。省委委员王克新认为要极力促成他们的计划，同时敏锐地指出：“收获以后之食粮分配，就不是简单问题了。”后来民众不敢或认为不该分配张显卿的财产粮食，对中共建议并没有积极响应，则是王克新未预料到的。按一般社会经济逻辑而言，没收分配地主财产，将会给普通农民带来一笔额外收入，他们理应有很大热情。但在四望山的革命动员中，农民疑虑重重，并没有按这种逻辑行动。

农民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农民担心周边豪绅的再次报复。二是他们深受外界“共产共妻”谣言的影响。“共产共妻”可谓是土豪劣绅对革命党人最大的污蔑之一，北方农民以小自耕农为主，对此更加敏感。武汉国民政府派往河南的农运干部也提及农民“思想太落后，常信反动派的造谣，说国民党是共产公妻的。有一次总政治部散发农工商学兵妇女大联合的书报，红会会员看到便说是公妻的证据，殊属可笑”。没收分配张显卿的财产，在部分农民看来就是中共实行“共产”的证明。他们必然会产生担忧，既然今天可以“共”张显卿的财产，不定哪天就会轮到自己！三是与张显卿的死因有关。张显卿被杀是因利益纠纷和个人恩怨引起，而不是出于村民与张显卿之间的阶级仇恨。此外，张显卿还有保护地方的一面，他在农民眼中恐怕也不是中共所宣传的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形象，因此村民对他一定限度的欺压也可以忍受。

不敢斗争的怯懦心态。中共入山之初，就洞悉了村民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于是大肆宣扬自己力量的强大，不仅可以保卫四望山，还能为他们报仇。中共的言行，使得村民暂时安定下来，双方关系也比较融洽。不过中共初上山时人员枪支都比较少，而周边豪绅势力很大，致使山上民众不敢轻举妄动，面对中共的革命动员十分谨慎。革命是一种极具风险性的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特别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农民对革命的惧怕心态更加强烈。在“柳林事件”及随后掀起的“打党”风潮中，土豪劣绅率领枪会，裹挟群众“到处屠杀党员及农协会员、抄家焚房，惨烈无比”，在乡村造成白色恐怖。四望山民众曾随张显卿外出“打党”，对革命的残酷性自然深有体会。

在豫南特委和四望山来往信件中，多次提及一些村民和团丁的胆小怯懦心态。暴动准备工作开始不久，山上就出现“妥协分子约十四五人，游离分子约七八十人……他们因势力单薄似乎畏缩，但如有武装群众团体助他们以实力，那是他们非常欢迎的”。因此，四望山特别支部希望能多增加些枪支，以实现对团丁的领导，否则只是“处在帮助的地位，只是对他们建议，不是绝对的命令”。中共为鼓起四望山民众斗争决心，便有意夸大外援力量，但河南省委认为不鼓动民众自己斗争，一味宣传外援如何雄厚，会使群众产生依赖心理，“将来外不援之必至失望畏缩”。结果正如省委所料，因外援枪支迟迟未来，山上团丁表示不敢轻易行动，山下群众大多也没有暴动决心，还有群众担心暴动失败，他们还要二次受害。

观望革命的犹疑心态。山中团丁和村民最初对中共暴动建议并无异议，但由于敌人的威胁利诱和反动宣传，他们开始游移不定，并对中共起了疑心。中共入山后，四望山声势愈大，引起周边武装力量的注意。冯家庄土豪陈少谋来信，以四望山交出枪械和杀死张显卿的“凶手”作为讲和条件。第二集团军下属某团和建国军樊钟秀某部也开始笼络山上武装，希望将其收编。对此，山上有团丁愿意讲和，也有团丁希望同这些武装力量建立联系，“想找着这个靠山然后再干，干得不好时，即逃归樊先生”。在其他武装力量的胁迫和让步条件下，山上团丁有所分化，对中共态度也趋冷淡。四望山特支认为山民在土豪劣绅的拉拢下，“很容易掉转头来，怀疑我们，反对我们，甚至在反动派的让步条件之下和好而驱逐我们，亦未可知”。山民不愿意立即暴动，但也不愿意中共离开，只希望消极防守，对中共的暴动提议开始敷衍塞责。即使后来中共外援陆续到达，但团丁仍然觉得失望，一再拖延暴动时间。

同时，敌人的反动宣传和谣言也加深了中共与民众的心理隔阂。在中共动员民众的同时，张显卿的亲信余党和周边土豪劣绅也大肆造谣攻击中共，引起团丁内部分化，农民对四望山特支建立农民协会的提议也产生猜疑。还有农民认为张显卿被杀是“少数凶手报仇行为”，言外之意他们与张显卿无仇，不应该卷入与豪绅的对抗中。随着暴动准备工作逐步开展，团丁对中共的疑心也愈来愈大：担心暴动时中共不出力，只叫他们“用力攻”；担心形势不好时中共丢下他们私自离去；担心暴动成功后，他们信任的王伯鲁“借此去升官”而离开四望山。

农民在忍让的背后也有强烈的复仇心态，不过一般处于潜伏和压抑状态，一旦有机会就会突然爆发。相较于农民逆来顺受、胆小怯懦等心态，他们的复仇心态则有利于中共的动员。上已述及，张显卿被杀一事更多带有农民之间仇杀的性质。少数枪会成员不满张显卿欺压将其暗杀，陈少谋又带领枪会劫掠四望山为张报仇，这激起村民的仇恨心理。省委委员王克新在接到王伯鲁报告后即要求他团结山上群众，“严密组织，誓死报仇”，肃清张显卿亲信余党，恢复村民自由。四望山特支也一直将“为村民报仇”作为主要宣传口号之一。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村民的复仇想法不得不深埋心底。势单力薄的中共只能是口头宣传，难以将村民报仇心理转变为实际行动。

三、对症下药：中共革命动员工作的改进

毋庸置疑，四望山特支对民众的动员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特支的“政策及计划，几完全不能实现，不能即刻斗争，不能按计划分配财产，无从谈起山下的群众的勇气，走上斗争的路”。但河南省委一再催促，要求尽快暴动，暴动准备只能继续进行。在动员过程中，四望山民众除上述表现明显的心态外，也有一般性的从众、逐利和领袖崇拜等心态。中共自然也觉察到农民的各种心态嬗变，并有意识地改进工作方式，以“利用”农民的这些心态进行革命动员。

（一）多管齐下：提振群众士气

缩小斗争范围，集中打击张氏。在革命初期，中共提出的革命目标只有和农民的需求同频共振，才能把农民动员起来。四望山的张显卿虽死，但因他统治这里数十年，树大根深，若不彻底消除他的影响，暴动难以发起。因此，豫南特委再三强调要打击张氏，希望通过镇压张显卿亲信余党，分配张显卿财产来动员群众。行动只针对张显卿一人，是出于以下原因：第一，群众还没有暴动决心，而且胆小畏缩游移不定，只打击张显卿，“群众必自觉力量较充足”；第二，如果一开始就提出过大的打击面，“恐怕群众还多生疑虑，不能即时动作”，而且还可能促使周边土豪劣绅联合起来向四望山进攻；第三，张显卿罪恶深重，先打击张显卿，有利于激起群众的复仇心态。

联络地方武装，扩大暴动队伍。信阳县枪会势力大，中共积极同地方枪会联络，以分化豪绅力量。据豫南特委报告，四望山西南有枪会群众300余人30多支枪，“打富救贫”，同四望山有所联络；离四望山30里处有枪会群众百余人，已接受中共领导；冯家庄有枪会群众约20人，被中共成功策反，将当地民团首领告入监狱，并计划收缴民团枪支；还有枪会武装有意配合中共，但因势力单薄而不敢行动。此外，樊钟秀某部一营驻扎在信阳乡村，营长为中共党员，“有群众二百余人，长枪百余枝，盒子二十余架……思有所动作，但恐失败后无路可走”，也主动与四望山联系。

筹集枪支弹药，加强武装力量。豫南特委一方面向中央交涉，希望中央能代买些枪弹，另一方面将周边的人员枪支向四望山集中。特委计划在“最短期间内，集中到该山枪支百余支，手流[榴]弹三四十个，作为基本队”。当时山上仅20余支枪，特委要求各地尽快行动，先将山上枪支扩充到40支。对于子弹问题，特委指示“待中央款项交涉好时，可抽一点设法在农民手中买，或向军队中买，或设法罚土豪劣绅若干子弹和枪支”。但由于信阳豪绅势力很大，实际上筹集枪支弹药并不容易。中共信阳县委代理书记张志刚和曾清澄等5人到广水车站，夺得5条长枪和数百发子弹，随后即上四望山。中共党员汪子贞和朱业炳上山时，也带来几支枪。至1927年11月上旬，四望山特支筹得枪支长短9件，加上原有5支短枪，此时中共已掌握14支枪。豫南特委还强调要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以起到增强自身、削弱敌人的作用。筹集武器的同时，四望山特支也对青壮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是熟悉枪支构造、讲解射击方法和要领、规范射击动作，以提高他们的实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