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枷锁”：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独立性危机与应对

【摘 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为中共缚上了多重“枷锁”：革命主张遭抑、组织发展受阻和党员身份认同危机。为秉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发起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从疾呼革命主张、谋求组织发展到维系党员忠诚，最终不仅捍卫了自身独立性，更加积蓄起革命力量，在合作中实现“反客为主”，迎来了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同时也展现出其坚韧不拔、绝处逢生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第一次国共合作；独立性危机；斗争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4-0018-13

关于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遭到抑制的问题，学界曾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对中共独立性危机及其应对尚乏专门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循着中共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的脉络，梳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面临的严峻的独立性危机，以及中共为应对困境所采取的斗争，勾画出束缚于中共之上的多重“枷锁”，勾勒出中共挣脱“枷锁”的奋力姿态，以窥中国共产党人绝处逢生的精神气质，亦以更全面、辩证的眼光重审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一中共早期成长的背景。

一、何为“枷锁”：束缚与异化

毋庸讳言，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地位来看，实力上的悬殊对比决定了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中的不平等状态。对于合作，孙中山曾明确表示中共要与国民党“一致动作”，否则就要“绝之”。对此，中共不得不遵照共产国际以让步求合作的指示，依照“党内合作”的形式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中共的独立性便受到责疑与侵害，被缚上多重“枷锁”：革命主张遭抑、组织发展受阻，乃至党员身份异化。中共在“党内合作”形式下被束缚甚至“溶化”，其独立性岌岌可危。

（一）革命主张遭抑

显然，正如陈独秀起初为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所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共两党在革命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致使国共两党在具体革命实践方式上存在分歧和冲突。国民党主张土地问题和工人问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采取的“平民”革命等阶级斗争方式形成根本对立。

在革命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推行共产主义，这在《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中有直接体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基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程度，认为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办法来革命、解决社会问题全无可能。而除孙中山外，包括汪精卫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人也反对通过阶级斗争方式进行革命。反观中共，一大党纲中明确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亦明确提出“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可见，中共的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的革命设想相悖，而这也反映了两党政治目标的根本不同。

在革命实践上，农民问题主要关乎土地，中共得到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以平民革命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夺取和分配地主土地。然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以和平解决办法防止地主的反抗，反对进行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土地革命。在对待工农态度和实现工农利益方面，中共致力于从根本上提高工农的政治经济地位，中共二大宣言提出赋予工农以诸种政治权利，中共三大党纲列出如降低田赋地租等减轻工农负担的特别要求。但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对阶级矛盾缺乏本质认识，认为工人发起的加薪、罢工等运动是压迫资本家的行为，因而主张以“超阶级合作”的缓和方式解决工人问题，其“扶助农工”政策与中共的彻底解放工农有着本质区别。

国共两党无论革命主张，抑或革命实践，无疑均为背反的两条路径。而此时中共正“存附”于国民党内，在国民党明确表明“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的情况下，中共的革命主张势必遭到抑制。

（二）组织发展受阻

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共党员数量50余人，到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时，中共党员人数也仅约500人；而此时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人数已达175875人。在绝对数量稀少的情况下，据蔡和森所说，平均90%的中共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这意味着中共几乎全体党员如水滴一般汇入了国民党人的“汪洋”。

在人少势弱的境况下，出于中共组织发展的考虑，在“党内合作”实行伊始，共产国际及中共就提出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性的原则：“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保持中共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言行一致，有相对于国民党的秘密性。但亦能想到，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即便容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也绝无可能容许中共在国民党内组建独立组织、实现独立发展而“自树一帜与吾党（指国民党）争衡”。

因此，为防止中共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寄生”于国民党而发展自身组织，孙中山强调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提出若中共党员有纷乱国民党的阴谋，就将“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此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的《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更要求中共在内部事务上不得对国民党有所隐瞒：“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此外，蒋介石规定黄埔军校里中共的活动都必须公开，甚至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军校。

在种种制度限制之下，中共相对于国民党的秘密性受到侵害，组织发展严重受阻。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共党员增长速度并未有明显加快，1923年6月后的半年内全国“党员增加不过百人”，再过半年到1924年5月期间，不仅有的地区党员人数“时增时减”，新党员也“一时竟不见增加”。彼时负责国民党组织工作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也曾对鲍罗廷提到，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的分支机构已达60多个，而中共党员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可以说，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组织发展的工具，一般工人群众只知“好国民党”“新国民党”，却全然不知“共产党”，遑论加入中共。

中共最初保持组织独立性、实现组织发展的设想，无疑在国民党有意限制之下难以实现。党员发展阻滞、组织独立性遭受侵害，身处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则如同溺于汪洋中，失去了可供依傍的浮木而举步维艰。

（三）身份认同危机

如果说国民党在党员数量上对中共的绝对压制是中共所面临被吞并危局的直接表现，那么潜在的体现则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乃至“脱党”。党员数量的悬殊对比之下，国民党试图吞并、“溶解”中共的意图不言而喻，是以中共除独立性受到束缚之外，还处于为国民党所侵吞和异化的危险境地。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工作，同时隶属两党，不得不同时遵守两重党纪、效力于两党建设，这种“跨党”身份导致党员严重的身心疲累；况且在国民党这一有着丰厚政治资源和革命经验的党内，即便不遵从组织规定，亦仍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在强大感召之下对国民党产生了认同，这在现实中最直接地体现为，他们对国民党的称谓由最初的“贵党”“他党”等，变为后来的“我党”“本党”，而对真正的“我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疏远感——这时中共党员的身份认同问题就出现了。

认同感天平的倾斜加之跨党的压力，中共党员的身份认同危机呈现多种表现形式：其一，虽未退出中共，但因同隶两党，常感处境难堪。如林伯渠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应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因身居国民党要职又不得不与蒋介石周旋。其二，退出中共，只隶国民党。施存统曾言跨党的两难，“做跨党的党员，真不容易。一方面不能违反国民党的政策，他方面不能违反共产党的政策”，经再三考虑，他决定退出中共只隶国民党；同样选择脱党的还有沈定一，出于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跨党地位的忧虑，他表示自己相比做“跨党的国民党员”，更愿做“单纯的国民党员”。其三，坚持中共身份认同，却因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而为人所误解。如毛泽东被推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出任胡汉民的秘书，工作积极投入，不料竟遭中共同志的讥讽。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出现了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带来的脱党现象使中共折损了党员，对跨党党员的身份质疑亦可能危及中共党员的忠诚度，而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实是势弱的中共为国民党所“异化”的趋势，这是对中共力量的严重削弱和独立性的沉重打击。

面临强势的国民党，中共被束缚以重重枷锁，不仅难以声言革命主张，组织发展还遭受严重阻碍，置身于国民党之中的中共党员亦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再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猛烈抨击，彼时势弱的中共几欲为国民党所“吞没”。所幸，中共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出色的宣传组织能力，为转变自身受缚危局迎来生机。

二、奋力挣扎：斗争与渗透

中共的独立性将在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中遭到责疑与侵害，这一点已经为共产国际及中共自身所预见。共产国际促成国共合作之目的仍是壮大中共力量，以培养中国革命的领导党。若中共为国民党所“溶化侵吞”，那么国共合作带来的结果便偏离了共产国际的最初设想，是以在提出合作时，共产国际亦遵循列宁革命理论中的独立自主思想，强调中共应保持自身独立性，绝不能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而更重要的是，中共也始终没有放弃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这是中共的精神气质，也是这个看似孱弱的党逐步走向壮大的关键。

（一）疾呼革命主张：掌握宣传话语权

在革命主张遭抑的困境中，中共保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宣传工作。列宁曾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强调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彼时中共党内右倾思想愈演愈烈，而国民党的革命主张愈发偏离共产国际最初的期望，加之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党员排挤之气焰愈盛，临此危局，中共不再为维系合作而甘“为K.M.T.当‘苦力’”，势要掌握宣传主导权、疾呼自己的革命主张。

中共四大强调须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地进行中共公开的宣传工作，坚持宣传工作的独立性。瞿秋白在一次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上亦强调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矫正党内一些认为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应“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斗争”的错误认知。是以中共在与国民党进行联合宣传时，也坚持独立自主的宣传方针，坚持“无论何时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

中共以宣传工作见长，自由批评权是独立宣传的重要部分，作为“喉舌”的党报便是中共批评国民党、彰显独立主张的武器。面临党内右倾加剧、国民党右派排挤的局势，在宣传主阵地《向导》周报上，中共一改过去克制忍让的宣传作风与和缓语气，以更富斗争性的宣传和批评言辞，抨击国民党右派的错误主张，并声言自身主张，将革命进程拉回正轨。1924年4月，陈独秀撰文首次将国民党划分为左右派。此后，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围绕国民党处理广东商团事件时的妥协、孙中山北上参加和平会议等做法进行批评，尤其对国民党右派展开猛烈抨击，称他们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走狗”，“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

此外，中共不再压抑一直以来所秉持的革命主张，而是积极通过宣传活动确立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强调无产阶级的重要地位及独立性，主张采取阶级斗争方式进行革命。在《向导》上，中共党员亦遵循会议精神，积极在文章中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陈独秀提出，要实现彻底革命，就只能“实行横的国内阶级战争”；蔡和森对“闭着眼睛模仿一二世纪前的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即对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表示反对；彭述之直接提出“担负中国革命事业——由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瞿秋白直言“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中共亦以工人阶级政党的身份，积极进行自我宣传，号召工人加入共产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并使之在刊物、演说、标语和传单中频繁出现，还以“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等话语，号召工人群众团结在中共的旗帜之下，逐渐掌握国民革命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