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会议前东西蒙联络史事之探析

【摘 要】1945年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以秘书长刘春为团长的东蒙工作团，随后由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信使”包玉昆陪同，从张家口出发，经由承德、赤峰，前往王爷庙了解情况，协商邀请东蒙自治运动领导人，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进一步谈判内蒙古自治运动问题。中经诸多曲折，1946年4月3日，东西蒙领导人终在承德召开会议，商谈并协定自治运动实行形式上的统一领导。历史上长期分割的东西蒙就此逐步走上联合之途，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域就此发端。

【关键词】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四三会议；刘春；乌兰夫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4-0031-11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苏联红军的迅猛打击下，伪蒙疆和伪满政权土崩瓦解。乘此时机，内蒙古东部、西部地区的蒙古族迅速掀起民族自治浪潮，形成两个运动中心。在东部的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东蒙继旧式王公贵族衰落而新兴起的一批接受近代教育的蒙古族精英，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建东蒙本部，1946年1月中旬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并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及其地方党政军组织的赞助；在西部的张家口，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支持下，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蒙古族干部乌兰夫（当时名云泽）领导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的蒙古族，受到近代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都迫切渴望实现统一自治。1945年10月初，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出代表包玉昆等人，前往西蒙联络，在途中路经张家口时，包玉昆听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刚刚成立，便与之取得联系。1945年12月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成以刘春为团长的东蒙工作团，前往王爷庙了解情况，协商邀请对方领导人到赤峰或承德，与乌兰夫进一步谈判内蒙古自治运动问题。中经诸多曲折，1946年3月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等高层领导人，到承德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等人举行会谈，并就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诸多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历史上长期分隔的东西蒙以及互相割裂的各盟旗逐步走向联合之路。

到目前为止，对于上述东、西蒙联络的过程，既有研究成果或限于体例，或缺乏材料，大都语焉不详。2016年，包玉昆之子包文汉整理注释出版《包玉昆日记》，逐日记录东、西蒙联络的行程，为考察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拟根据该日记，结合重要当事人刘春、乌力吉那仁、克力更等人的回忆、文集，以及中共西满军区派驻王爷庙代表胡昭衡的日记、《晋察冀日报》的相关报道等，仔细厘清东、西蒙联络的大略过程。

一、东蒙自治运动领导人寻求联络西蒙

内蒙古地区东西狭长，从王爷庙到张家口，直线距离也有850公里。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两地虽经赤峰、围场、库伦，有公路连通，但经日军破坏，行军困难；从王爷庙出发的铁路交通，呈大大的反转“L”形，要一直向南，再向西，绕道洮南、郑家屯、通辽、锦州、北京，长达1300余公里。更要者，战乱时期，地方秩序混乱，火车基本不通。其他的通信方式，如电话、电报等同样受到波及，也无法及时互通消息。当时，王爷庙周围地区正在闹“百斯笃”（即鼠疫），进出均需消毒，极不便利。因此，王爷庙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与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很难迅速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直到1946年2月初，哈丰阿等人仅仅得到云泽活动的只言片语，还不知道乌兰夫早已改名云泽，到张家口领导自治运动。锡林郭勒盟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1945年10月被乌兰夫改组三个月后，王爷庙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同样，对王爷庙东蒙自治运动的详细情况，远在张家口的乌兰夫也不甚了了。1946年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乌兰夫以答“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采访的形式，发表谈话，称对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没有得到关于这问题任何消息”。乌兰夫此时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的上述说法虽有托词之嫌，可也并非全是虚言。在发表上述谈话的第二天，乌兰夫给中共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发去一封电报，其中对“东蒙问题”的介绍同样简略而模糊：“据悉，苏（联）解放东北时，主要蒙奸被俘，次要者（官僚政客）自行组织一政府，要求高度自治，负责者为包宝臣（即包音满）（应指博彦满都。博汉名包云蔚，字豹忱——引者注）。另有一内蒙人民革命党，系哈丰额（即哈丰阿——引者注）负责。哈曾与日（本）关系甚密，此辈与外蒙关系不详。白云梯之弟白云航，亦负责该党，已被王爷庙派赴赤峰活动。”这封电报系中共不同地区党组织之间互通消息之用，乌兰夫不可能在这里再隐瞒任何讯息。这进一步证实乌兰夫的确不了解东蒙自治运动的具体情况。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成立后，希望与蒙古国联络，可苦于没有直接通道。为此，1945年10月5日，他们以特木尔巴根、萨嘎拉扎布、哈丰阿、乌云达赉的名义，给乌力吉敖其尔（又名宝彦陶格陶乎、乌献文）、都楞仓（白海风）、阿拉坦道尔吉（佛鼎）、敖其尔等人写信，派包玉昆与富理清桂（后者在途中因病很快返回王爷庙）亲自去送。该信说明东蒙的情况和意图，询问西蒙对自治运动的意见，并要他们代为与蒙古国沟通。

另有说法称，特木尔巴根曾给佛鼎和云润写信，派包玉昆带着去西蒙联系，时间在1945年12月1日。从包玉昆于12月19日之前（一说11月底，一说12月初）已经抵达张家口来看，按照当时的交通、治安状况，即便快马加鞭，要在半个多月内从王爷庙赶到张家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据音乐家马可的日记，1946年中，他们一行人从张家口到突泉县（此地距王爷庙仅100余公里），乘坐汽车，行程3000里，历时长达3个星期。因此，特木尔巴根在1945年12月1日写信，请包玉昆带去西蒙联系佛鼎、云润的说法，可能不正确。

1945年10月5日这封信的署名之所以以特木尔巴根为首，并非其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地位最高，而是因为：第一，其他如萨嘎拉扎布、哈丰阿、乌云达赉等人一直在东蒙生活和工作，与西蒙缺少联系；第二，特木尔巴根与佛鼎、乌力吉敖其尔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系北平蒙藏学校中学部的同窗，后又一起到苏联学习。1929年6月末，受共产国际派遣，佛鼎带领乌兰夫、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等一批蒙古族干部从莫斯科出发，回内蒙古分三路从事地下工作。其中，佛鼎、乌兰夫、奎璧等人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为西路；德勒格尔回克什克腾旗和察哈尔，为中路；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回哲里木盟（今通辽）和热河一带，为东路。乌力吉敖其尔后打入伪蒙古军第九师，到西蒙活动。特木尔巴根在写这封信时，不知道乌力吉敖其尔在苏蒙军占领锡林郭勒盟时已率部起义，随即被调往蒙古国集训，也不知道佛鼎早已离华去苏。

从王爷庙经热河、察哈尔去往西蒙，张家口是必经之地。1945年11月底或12月初，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刚刚成立。包玉昆听说这个组织后，即到联合会联系。在王爷庙，包玉昆不属于最高层领导人，启程时自治运动又刚刚展开，掌握的信息自然有限。可是，在当时交通、通信基本断绝的情况下，他毕竟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带来了东蒙自治运动的大致情况。

二、东蒙工作团从张家口抵赤峰

约略听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东蒙的活动后，乌兰夫扛着内蒙古“联合”自治运动的大旗，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与东蒙取得联络势在必行。1945年12月2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成东蒙工作团，从张家口出发。该工作团由刘春、克力更、孔飞、乌兰、包彦、田户、乌力吉那仁、赛西雅勒图、庆格勒图、高德明、桑培勒、白音仓等十余人组成，刘春任团长，包玉昆陪同带路。刘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抗战结束后来到张家口，协助乌兰夫领导内蒙古工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任秘书长。其任务是代表乌兰夫赴王爷庙，了解对方情况和态度，就内蒙古自治问题“进行初步协商”，再邀请东蒙主要负责人到赤峰或承德，与乌兰夫进一步会谈。同时，中途留下一部分干部，在东蒙开展工作。

东蒙工作团从张家口乘火车出发，于次日凌晨抵达怀来县兵站。自此改为步行，经延庆县（1945年12月31日，此为路经或抵达的时间，下同），怀柔区琉璃庙镇、汤河口镇、长哨营乡（1946年1月3日），滦平县虎什哈镇（1月5日）、张百湾镇（今小白旗乡）小白旗村、滦平县城（1月6日），滦平县张百湾镇张百湾村、蓝旗村（1月8日），于1月9日到达承德。承德时为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驻地。

停留8天后，1月17日，除田户、庆格勒图、高德明、桑培勒等四人留下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承德办事处外，东蒙工作团其余人员乘汽车离开承德，准备沿承（德）赤（峰）公路，经隆化、围场、（西）老府前往赤峰，并在当天到达围场县城。按照该天的行进速度，再用一天就能到赤峰（承德距离围场县城约138公里，距离赤峰267公里）。可次日，一行人离围场60余公里时，在“敖包屯”（应为今赤峰市老府镇东敖包村）遭遇土匪袭击，无法通过。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退到“大榆树底下”（当为大榆树底乡驻地大榆树底村，现为赤峰市松山区老府镇二道河子水库库区），再于1月19日返回围场县城。刘春先派克力更、乌兰夫妇二人回承德，再于20日留下包玉昆、乌力吉那仁、白音仓三人在原地待命寻机，其他人员同返承德。包、乌、白三人在等待一天后，于22日从围场出发，沿另一线路，先向南再向东，经围场县碑亭子村、银窝沟乡、克勒沟镇（23日）、三叉口（今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子镇）（25日），于26日上午抵赤峰。

刘春回忆说，从承德到围场，东蒙工作团由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带领一支小部队护送。此说部分存疑。从在“敖包屯”遭遇土匪发生战斗并毙匪2名、缴获乘马2匹的情况来看，有部队护送应属可信。可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的一则消息称，1月17日，即刘春一行离开承德那天早晨，段苏权正陪同军调部赤峰执行小组乘飞机前往赤峰。

那么，刘春等人是何时离开承德到达赤峰的呢？据刘春回忆，他们“在承德等了几天，正好国共两党宣布停战，要在赤峰设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段苏权同志是赤峰军调小组我方组长，美国派了两架运输机送段苏权同志和其他一些设备器材到赤峰去。我和包彦同志就作为段司令员的随从工作人员，一同乘飞机到了赤峰”。刘春第一次乘飞机，还坐在飞机运送的中型吉普车里面，印象肯定非常深刻，其上述回忆中的事实应当比较准确。只是年代久远，具体日期已然模糊。由此判断，段苏权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赤峰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乘两架美国运输机赴赤峰的时间，无疑就是刘春到达赤峰的日期。

第一，据段苏权回忆，他作为军调部赤峰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乘飞机于1946年1月16日经承德，19日抵赤峰。实际上，1月16日确有军调部赤峰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托尔·提罗德上校、中共代表杨建中、国民政府代表谷汉礼三人，乘美国飞机到达承德，任务“系接我方人员（指中共方面——引者注）同去赤峰”，“（当天）下午四时，执行小组三代表与我热河军区代表舒参谋长（指热河省军区参谋长舒行——引者注）偕同另一代表段司令员，已于17日晨乘汽车前往机场，暨翻译人员同机飞往赤峰”。显然，这时段苏权的身份仅仅是送行、陪伴的热河省军区代表之一，军调部赤峰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应为杨建中。再结合《包玉昆日记》1月17日的记载，刘春乘接送段苏权的飞机一同往赤峰，应不是这趟飞机和这个时间。

第二，据上海《申报》转载的“合众社热河赤峰飞机场二十八日电”：“美海军飞行人员，本日下午携带军事调处执行总部命令及供应物，与在赤峰勾留已历十日之三人监导团发生接触。彼等驾驶之美国运输机两架，载有共军司令段苏源（译音）（应是段苏权——引者注）自热河共军大本营承德，飞抵此间飞机场。”《晋察冀日报》也报道，1月31日，军调部赤峰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已经易为段苏权。综合以上两则报道，可得出判断：一是段苏权于1月28日再次经承德飞往赤峰，并随后被任命为军调部赤峰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二是1月16日抵达承德的美国飞机应只有一架，任务是接中共人员同去赤峰。1月28日则有“美国运输机两架”，“携带军事调处执行总部命令及供应物”，经承德飞赤峰。因此，刘春与包彦“蹭坐”的美国飞机，应是1月28日这两架运输机中的一架。

第三，包玉昆于1月26日上午到达赤峰后，曾托中共热河省热中专署（驻地在赤峰）专员王新华给承德发电报，代与刘春联络。同月30日早晨7时，包玉昆即离开赤峰，前往林东，解决热河北部中共军队与巴林左旗和子章部队之间的冲突。这说明刘春应在1月27日至29日之间抵达赤峰。否则，包玉昆以“信使”的身份，不可能擅自去调解热北冲突。

综合以上三点，刘春、包彦由承德到达赤峰的时间，应是1月28日下午。2月2日，克力更、孔飞、乌兰、白音仓等人也赶到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