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的创制和传播

【摘 要】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承载这次谈话的主要文本。从文本创制经过看，邓小平付出了大量心血，作用最为关键。此外，从中央决策层到湖北、广东等地的众多党员干部以及一批理论、新闻工作者，为记录、整理邓小平的谈话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文本传播过程看，在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传达该文本之前，广东、上海等地的党报党刊已通过社论等形式向社会阐释邓小平谈话要点。正式传达之后，大约20天即传达至各地基层党组织，并引起强烈反响。从文本内涵看，在1992年春的南方之行前后，邓小平还在上海浦东、北京首钢等地有过数次谈话，其内容、精神与南方谈话一脉相承，也可视为南方谈话的一部分。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权威文本；改革开放史

【中图分类号】D23；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4-0070-10

引 言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当年1月下旬，在外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压力，内有姓“资”姓“社”引发激烈争论的历史关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北京启程南下，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向全党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要点。此后，南方谈话迅速传遍华夏，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深刻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30余年来，学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成果迭出、新意不断。但总体而言，其视角大都偏于宏观，侧重历史背景的剖析和政治理论意义的阐发，而对承载南方谈话最核心、最权威的文本《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如何形成、传播的，却罕有论及。本文即从这一问题出发，在辨析相关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相关档案、报刊，尝试厘清这一关键文本的记录、整理和早期传播情况，以期深化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

一、南方谈话文本的创制经过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过程具有时间跨度长、谈话地点多、关联人物多等特点。时间跨度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谈话地点主要为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关联人物涉及中央、地方众多党政军负责人。从整个谈话的过程看，在武昌的谈话记录工作较为仓促；在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记录完备。众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为承载南方谈话最核心、最权威的文本《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的形成、完稿、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武昌的谈话记录仓促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第一站是武昌。因为邓小平的谈话未有预先通知，出乎接待、随行者的意料，所以对谈话的记录工作颇显仓促，措手不及之下其记录文本也呈现出高度概括、浓缩的特点。记录经过如下：

1月18日上午，邓小平专列途经湖北武汉，在武昌火车站停车稍事休憩。在大约500米的火车站台上，邓小平同闻讯而来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等人，一边散步，一边谈话。谈话大约持续半个小时。邓小平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等等。

邓小平谈话态度之严肃、内容之丰富显然出乎关广富等人意料。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将邓小平接到火车站贵宾室，或者当地的宾馆休息，所以并没有在火车站台上做记录的准备。关广富等人既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记者，甚至连一张纸都没带，秘书们也被留在站台外。为了记录邓小平的谈话，情急之下，钱运录急中生智，撕开随身的香烟盒迅速记起谈话要点。邓小平的专列开走之后，关广富等人匆匆跑进火车站的接待室，进一步追记、完善了谈话的记录文本。当天下午，湖北省委将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

其实，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的谈话，不仅关广富等人感到突然，其随行的亲属、警卫也很意外。据随行的邓小平小女儿邓榕回忆，这一次南下广东，邓小平原本说的是去休息，没有说要讲话，所以随行亲属、工作人员都很放松。当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讲话之后，亲属们也有点措手不及，事后在火车上赶紧补记了相关内容。邓小平的随行警卫也做了简单的工作记录。此外，邓小平还表明了将谈话情况“请武汉的同志们转达给中央”的意见。

邓小平在武昌的谈话内容十分丰富。目前的研究者论及这次谈话时，主要着眼于邓小平批评“形式主义”的内容。笔者综合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日报》披露的文献判断，关广富等人记录的谈话要点除了批评“形式主义”之外，至少还包括以下要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经济发展要快，不要慢，只要是稳步协调发展，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将关广富等人记录的武昌谈话要点与一个多月之后中央正式传达的《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对照，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武昌发表的谈话，已经把后来在深圳、珠海等地的主要谈话内容都“提前”讲出来了，其谈话的核心要点是围绕“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展开。但如上所述，因为事发突然，湖北当地的记录工作较为仓促，相关记录文本也是高度概括、浓缩的，且对谈话内容的把握也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将记录、报告的重点放在了“形式主义”。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接受者对武昌谈话的反应：倾向重视、强调谈话中的“形式主义”内容，而相对忽略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核心。后来的研究者也“萧规曹随”，大多未能特别注意到武昌谈话的特殊性。

（二）三个渠道共同记录在粤谈话

事后来看，邓小平南方之行的重头戏在广东。1月19日至29日，邓小平在深圳、珠海两地视察的过程中，发表了多次谈话。邓小平在粤期间，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和珠海市委、邓小平亲属三个相对独立的渠道参与了谈话的记录工作。此时的记录工作准备得较为充分，不仅有专人负责文字记录，而且还有录音、摄像随行。主要情况为：

第一个记录渠道来自广东省委。广东省委指定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陈建华负责谈话的录音、记录和整理。陈建华的记录以录音为本，忠实于原话。全部在当天整理，有时听不懂邓小平的口音，还会找他的亲属帮忙。整理后的文本，也上报了中央。

第二个记录渠道为深圳市委和珠海市委。深圳市委安排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吴松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两人主要负责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录音、记录和整理工作。两人白天随行采访，晚上同住一室，一起整理、核对记录。对两人不在场时的谈话，他们还会找相关人员追访、补记，当天的记录稿还会送交邓小平办公室和省市领导审阅。邓小平离开深圳当天，吴松营等人系统整理了其在深圳5天的谈话记录，最终形成了约1万字的谈话要点记录稿，并随后将全套的记录稿、录音带上交深圳市委，报中央办公厅。邓小平在珠海期间，当地也安排了人员负责邓小平的媒体报道、谈话记录、录音等工作。

第三个记录渠道主要是邓小平的随行亲属、工作人员。为了记录邓小平的谈话，亲属们还临时到香港买了录音机。在深圳期间，邓小平于1月20日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了一次约40分钟的较为系统的谈话。现场除了有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工作人员录音、记录，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现场找服务员要了一支笔，拿了两张餐巾纸做记录。

整体而言，上述三个记录渠道是相对独立，互不干扰的，共同记录了邓小平在粤期间的谈话。遇到某一方记录者因故不在场的特殊情况，彼此也会做一定程度的交流、补充相关谈话记录。当地在记录整理邓小平的谈话之后，还第一时间将记录稿送交邓小平办公室审阅。

广东方面高度重视邓小平谈话的记录、整理工作，不仅有陈建华、吴松营等专人负责相关工作，其他的省市领导如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等人也亲力亲为，或佩带录音机，或文字笔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参与了记录工作。在广东的记录文本为后续《深圳特区报》等媒体宣传南方谈话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后来整理南方谈话、创制文本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此外，邓小平这次视察南方，中途还在长沙、南昌、南京、蚌埠短暂停留，分别对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的负责人发表了谈话，当地党报党刊也对部分谈话内容进行了报道。

（三）在上海系统整理南方谈话

邓小平结束在广东的视察后，又启程赴上海，前后逗留了3个星期。1月31日至2月20日在上海期间，邓小平视察了南浦大桥、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在与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继续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上海期间，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相关理论工作者开始系统整理其在武昌、深圳、珠海等地的谈话。

南方谈话的整理工作挑战性很大。整个南方视察期间，邓小平发表谈话的地点多、时间长短不一、谈话对象各异，谈话内容既有深思熟虑的反复重申，也有因地制宜的即兴发挥。由于这些特殊的情况，整理工作不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而且对整理者的政治、理论素养也有极高要求。邓小平本人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谈话文稿初步整理出来以后，“他亲自看，然后找中央的笔杆子、一些理论专家来帮助他进一步整理”，一直到回到北京以后，他还在不断完善南方谈话。整理谈话的过程耗费了一些时间，参与这一工作的人选也有所变化。最后由党内著名理论专家郑必坚牵头整理，他曾多次参与重大文件的起草工作，理论造诣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江泽民总书记把郑必坚找去，告诉他：邓小平指定交给郑必坚整理。”“大约是这次整理工作的水准、质量和效率，使邓小平感到满意吧，后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整理，邓小平也指定由郑必坚负责。”龚育之即认为：作为党的理论干部，郑必坚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帮助邓小平整理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在邓小平返回北京一周之后，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2号文件《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正式向全党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通知的附件。“要点”分为六大部分，近九千言，既结构清晰、逻辑严密、措辞鲜明，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邓小平要言不烦、明白晓畅、干净利落的语言风格。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创制的最终完成。

郑必坚在牵头整理南方谈话时，还曾查找邓小平关于金融发展方面的论述，但因故一时没有找到。其实早在这次南行之前的1991年1月至2月，邓小平就在视察上海浦东等地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其主要内容和精神与南方谈话一脉相承。在当时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等。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等人记录、整理了这些谈话，并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传达。但因为当时传达“范围很小，内容也相当笼统”，所以知者不广。1992年，中央正式传达南方谈话之后，郑必坚到上海调研，上海市浦东开发区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向其提供了这一谈话记录，后来由朱镕基翻阅了自己的笔记本之后予以确认，邓小平亲自做了审订。后来，这段关于金融的谈话补充进《视察上海时的谈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从上述创制经过看，除邓小平之外，还有众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新闻记者，为记录、整理邓小平南行期间的谈话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来自不同渠道的文字记录稿、录音稿汇聚至中央、邓小平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并在邓小平本人和中央决策层的安排下，开始了系统整理工作，为后续中央正式传达南方谈话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二、南方谈话的早期传播情况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以中央2号文件为载体，南方谈话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国的党员干部，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在中央正式传达南方谈话之前，上海、深圳等地的党报党刊已经在“非正式”宣传南方谈话精神。在党内组织传达和媒体公开报道的合力下，南方谈话迅速传播。

（一）南方谈话的正式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