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红十一军源起与正规化及其限度（1927—1931）

【摘 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广东东江农民武装遭沉重打击，古大存等革命者重新开展革命动员，开辟八乡山根据地，整合东江农民武装，逐步形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地方红军。1930年，中共中央趋于激进并重视组建红军力量，为完成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目标，开始对全国红军进行统一规划，授予东江红军十一军番号，运用多种方式促其走向正规化。然而受“左”倾路线影响，红十一军难以有效克服内部缺陷，正规化过程遭遇顿挫。红十一军的发展历程，为理解红军整编形态提供了一种重要视角。

【关键词】红十一军；源起；正规化；限度；东江革命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4-0080-13

近代以来的广东地区，呈现明显“地方军事化”特征。20世纪20年代，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广东地区共产党组织革命的基础，红十一军正是从农运土壤中孕育出的。有关红十一军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少。有学者对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发展与作用进行研究，未对红十一军予以专题讨论。有学者梳理了红十一军建立与改编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缺少对红十一军形成过程中地方因素与内部矛盾的分析。近来有学者从地理视角对主力红军崛起原因进行研究，指出东江地区强大的宗族、民团势力使得革命斗争夹杂着宗族、土客矛盾，宗族意识束缚了红十一军的壮大，在“左”倾错误影响下，缺乏跨地区领袖的红十一军将革命中心迁至大南山根据地，导致其最终失败。那么，红十一军是怎样整合形成的？中共中央为促使其成长为主力红军又采取了哪些正规化策略？成效如何？探讨红十一军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中共中央政略影响下由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的发展历程，不仅能丰富对地方红军整编形态的理解，还能揭示中共中央政策在地化实践中的复杂性及限度。

一、潮起东江：近代广东社会与东江农民武装的建立

晚清时期，广东民族工商业兴起，大量士绅涌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商人群体壮大，地域之间贫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伴随着自然灾害与暴乱的频繁发生，清王朝赖以维系的保甲、里甲等基层统治体系失效；赤贫农民为谋生计，或进入会党或成为土匪，加剧了社会失序状态。民国初期，广东成为国民党及各路军阀争夺的重点省份，战争与政权更替频繁，暴力成为常态，一些会党转为土匪，而地方乡绅则借助本地势力，以防卫的名义组建地方民团。高度军事化的地方社会导致民间武器极为泛滥，地方民团、乡村宗族通过购买、走私、自制等形式持有大量武器。

东江源于赣南寻乌县，经粤东各县流入珠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汕、梅州所属各县在内的整个粤东地区。东江地区西北部的五华、丰顺、梅县、兴宁等县属于粤东客家县，境内多山地丘陵，耕地有限，粮食不能自给，灾害、地震、疫病发生频繁，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这一地区客家人聚族而居，宗族观念浓厚，血缘关系是客家人相互联结之纽带。

早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往往借助亲族网络与地缘、学缘关系动员群众。古大存是五华县梅林镇优河村人，他在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受革命思潮影响，结识了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的五华籍共产党员黄国梁。毕业后，他返乡教书，借教师身份传播革命思想；1924年，古大存在黄国梁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五华同乡会，创办进步刊物，组织“五华青年同志会”，吸收同乡入会；1925年至1926年，广东革命政权两次东征前后，古大存配合东征军进行侦查等工作，以家乡梅林及附近安流、龙村等地为范围建立农会，培养农运骨干，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组建农民自卫军，对抗以张谷山为首的大姓地主武装“资本团”。

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东江农民自卫军奋起反击。为统一领导东江地区政治军事工作，4月下旬，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在海丰成立。各县农军起义后因敌我实力悬殊，受到极大打击。在五华，国民党驻军宋世科部会同地方警卫队1000余人，围困古大存等农会领导人，古大存等人在农军声援下才得以脱困。宋世科部撤离后，古大存等人成立五华县革命委员会，将农民自卫军改为工农讨逆军。在丰顺，吴式均等人组织“清党”委员会，屠杀革命农民，农军反抗遭报复，根据地被洗劫一空。在梅县，农军虽攻克县城，但因国民党派军反攻，被迫退入山区，农军领导人胡一声遭两次围捕，因早有戒备幸得脱难。

八七会议指示传到广东后，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全省发动农军暴动，以接应南昌起义军。9月下旬，起义军主力攻克汕头，准备进入东江西北部各县。五华的古大存、兴宁的刘光夏、丰顺的黎凤翔等农军领导人在起义军到达东江之前已做了接应准备。9月中旬，古大存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第七团，将工农革命军集结，准备接应起义部队。10月初，贺龙、叶挺部作战失利，退出潮汕，部分军队转移至海陆丰。虽未成功接应起义军，但各县农军为接应而做的准备凝聚了武装力量，随即广东省委将东江的工农讨逆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彭湃任总指挥，统称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军，各县工农革命武装的领导由该县的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不久，梅县郑兴、丰顺黎凤翔等农军领导人联合工农武装，以九龙嶂为根据地，建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

1927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年底，广东省委要求东江特委策动东江各县暴动，形成包围潮汕局面。古大存赴海陆丰学习经验，回乡后，响应上级党组织命令组织年关暴动。但五华的暴动持续近一个月后，即面临持续推动的阻力，东江特委提及“号称我们势力范围的六、七两区，仍未能彻底肃清地主民团恶势力”，“广大农民群众仍未发展起来，好多是被地主利用”。然而暴动毕竟触动了部分地主豪绅利益，他们向军阀求援。1928年2月，广西军阀黄旭初部与五华地方警卫队合作，分三路进占五华，并制造白色恐怖，工农革命军被迫分散隐蔽，五华县委书记叛逃，于是古大存担负起五华临时县委书记的职务，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于5月间率部转移至东江地区西北部的八乡山及附近的山区。

八乡山位于丰顺、五华、揭阳三县的交界处，山势险要，北靠丰顺与梅县交界处的九龙嶂、铜鼓嶂，与赣南、闽西接近。古大存率领仅存的100多名党员和农军骨干进入山区后，打出“贫农自救会”旗号，以打石工等身份为掩护，采取“歃血为盟”方式获取农民信任，吸收农民、打石工人入会，五六月间，古大存来到九龙嶂与梅县、兴宁的部分工农武装会合，在与上级党组织失联情况下，建立五县暴动委员会。为打出革命旗帜，8月，五县暴动委员会在梅县策动畲坑暴动，击败民团200余人。取胜后，经广泛宣传，许多失散党员汇至九龙嶂地区。广东省委及揭阳、潮安等县党组织闻讯后与古大存取得联系；经七县领导人协商，在五县暴动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七县联合委员会，由古大存任书记。在缺乏上级党组织指导的困境中，地方党组织通过横向之间的联合，改善了各县之间武装斗争缺乏联络、力量分散局面，体现了恶劣环境之下中共地方组织的生存韧性。

在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革命动员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革命精英借助个人威望与亲缘、学缘关系建立的武装，地方特质浓厚，中共东江特委批评五华农民武装“性质纯属个人部队”，缺乏组织及教育训练。在宗族势力强大的东江地区，农民缺乏阶级意识，“姓界主义”观念挥之不去。此前协助古大存进行农运工作的曾天节就提到，五华农军对抗地主武装“资本团”的行动，促使“各封建宗族豪绅地主的大联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的工作进行，从此以张姓为主的各大姓的封建反动势力，便纷纷起来和我们对抗”。为缓和族群纠纷，工农革命军第十团还发布了一份对丰顺吴姓的告知书，称“现在集中在我们旗帜之下只有梅县和丰顺各小姓的同志，而贵姓竟无一个同志在我们旗帜之下奋斗，这真是一大憾事”。这表明宗族斗争寓于革命之中，吴姓宗族作为丰顺颇有权势的大姓宗族，受到小姓宗族联合起来的斗争，地方党组织浸染着宗族间的界限色彩。

二、暴动与整合：东江红军的初步形成

八七会议后，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广东的具体实际，在全省范围内再一次掀起了武装起义的高潮，工农武装迅速组织起来，初步形成了各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但在军阀与地方民团武装镇压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失陷，各县农民武装付出惨痛代价，东江特委和工农武装转移至潮普惠地区。广东党组织在这个阶段所表现的既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又冀图在短期内夺取大城市以至全省政权的矛盾思想，正反映了在转折时期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召开，这次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即反对“左”的错误，也反对右的错误，并把“左”的错误视为主要危险。广东省委贯彻六大的精神，提出因“重要乡村多系反动势力所统治”，且“我们自己所能领导的群众中，阶级的意识不明瞭（了）”，不能影响整个农民阶级起来，决定东江短期内不再暴动，转而“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1928年1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强调对“农村斗争非阶级倾向深入……完全表现出原始的宗族关系地方关系”等现象，“非坚决与之奋斗不可”，同时广东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纠正过去独干、不负责与专断的毛病”，实行集体领导。

1929年初，白色恐怖加剧，在东江的省委巡视员和潮安、潮阳县委负责人被捕。驻地潮安的东江特委因书记梁大慈出走，处于涣散状态，难以对各县履行指导。此时八乡山形势较为稳固，东江特委由潮安迁至丰顺，旋即按广东省委要求进行改组。3月底，汤坑民团联合国民党毛维寿驻军，分五路“围剿”八乡山。为缓和八乡山受到的围困，在东江特委指导下，农民武装于4月初发动丰顺暴动，打击部分土豪劣绅。随着丰顺暴动产生的牵制作用，古大存采取各个击破方针，击溃民团并活捉团长黄夺标，巩固了根据地。粉碎“围剿”后，八乡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赤卫队发展到400多人，拥有900余枪支。

4月初，蒋桂战争爆发，借助丰顺暴动产生的良好形势，东江特委致信广东省委，提出应趁军阀混战有利时机，进一步促成全东江暴动局面。但广东省委批评该主张带有“盲动主义”性质，为纠正东江党组织的路线，要求东江特委进行改组。6月下旬，东江特委召开东江党代表大会，贯彻党的六大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依省委指示进行改组，此次改组意图推动东江日常斗争，逐渐发展地方红军武装，汇聚形成游击战争局面。大会重新选举特委成员，广东省委派来的卢济被选为书记，颜汉章、贺遵道等人担任委员，古大存任东江特委审查委员会书记。会议认为军事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领导农民自发暴动，“不断的进行赤卫队及红军的组织、训练和武装之搜集”。自此，东江特委开始对各地暴动形成的武装进行整合。其间，闽西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派代表与东江特委联络，讨论红四军入粤问题，东江特委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红四军据讨论结果暂缓入粤计划。

东江党代表大会结束后，为推动夏收斗争，广东省委经请示中共中央，决意成立红军第六军，由东江特委和海陆惠紫特委共同领导。6月，在古大存领导下，五华、丰顺、梅县和大埔的赤卫模范队合编建立四十六团；8月，大南山地区潮阳、普宁、惠来的常备赤卫模范队合编成立四十七团。8月初，东江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两个团的红军的方针，增补古大存进入东江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职务；颜汉章、林国英等人担任巡视员。东江特委认为“五华县委的书记古大存同志还存有多量的家长风制，一般同志不能自由发表意见”，令古大存任常委兼军委书记，一方面是使其发挥出色的军事才能，建立和扩大红军，另一方面是为强化对五华、丰顺等东江西北各县党务、军事工作监督。

9月，驻防东江的国民党蒋光鼐部队一部分投奔红军，东江特委将这支部队与饶平、大埔、福建平和的农民武装编为四十八团，该团成立后，进入福建，与闽西苏区联系密切；10月，海陆惠紫特委以海丰、陆丰、惠阳、紫金赤卫模范队为基础，在海丰建立四十九团；1930年2月，兴宁、平远、龙川县的赤卫队与赣南红二十一纵队合编为五十二团，后改称第五十团。

1929年9月27日，广西军阀俞作柏公开宣布反蒋，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基于形势变化，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要求红军以全部力量往闽粤边界游击，“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向（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10月13日，中共中央通过福建省委转达对红四军指示，催促红四军进发。接到指示后，红四军当即决定“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10月中旬，陈毅前往东江特委驻地，传达广东省委接应红四军的指示，东江特委遂将东江地区划分为三个区域，成立西北七县联会、西南四县联会、东南三县联会，联会负责在各区域落实东江特委指示，东江特委同时调令四十七团从大南山前往丰顺，协同四十六团截击敌人，策应红四军进入东江。10月19日，朱德率红四军三个纵队6000余人进入广东，于25日抵达梅县，与地方警卫队战斗后，攻克梅县。26日，敌军反攻，红四军避其锋芒撤出。因担心红军进军潮汕，敌军调离大部分守军离开梅县。31日，红四军抓住机会反攻梅县，但因侦察不够缜密，加之敌人据险死守，损失严重。红四军被迫撤离，前往江西寻乌休整，途中“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实际上，红四军入粤时，未料到两广军阀战争迅速结束，粤军重新遣重兵对抗红军，且红四军入粤仓促，准备不足；在接应方面，东江红军武装不够集中、力量薄弱，忙于与当地民团作战，对于响应红四军的工作布置未能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