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31年中共对东北工人的动员策略

【摘要】在中共革命的早期历程中，工人运动是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党组织后，相应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方式，把工人发展为革命力量：从打入工人群体，建立团体化组织，到话语宣传和塑造工人阶级意识，再到利益满足，由经济诉求走向政治斗争。策略理论落实到具体实践，显示出诸多成效，罢工斗争的次数和规模都明显增长，工人阶级身份重塑和阶级意识提升。但当时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受到种种困境影响，中共自身遭到多次破坏、人员减少和经费不足，工人的来源、意识、情感、行为等因素也影响着斗争过程的趋向，资方的“缓和”压制使斗争结果呈现出“妥协”一面，这些因素制约了早期东北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动员并非一帆风顺，断裂和延续的两面特征体现出斗争的复杂多样。

【关键词】中共革命;东北工人;动员方式;成效与困境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26-15

“革命不仅是无法忽略的问题，也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a 在中共革命史研究过程当中，常常有一个问题在不断被追问：中共何以取得成功？或者说，相比于国民党的失败，中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有学者以农民为主体，从土地集中和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动员四个方面，对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进行了相关学术史回顾。 b 实际上来看，中共对民众的动员，往往占据最重要的一环，从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追问如何将民众动员起来，成为探讨中共革命成功的主要问题。学术界目前对中共民众动员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于动员的对象、理论、方式、影响因素、成效等方面，从时间上看，多关注于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解放战争胜利，从空间上看，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限，前期多关注南方苏区，后期集中于北方革命根据地，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对中共在东北地区早期的民众动员关注较少，呈现出边缘化特点。

中共革命动员的对象，前期以工人为主，后期由工到农，农民成为动员主体。就研究取向来看，后期的关注也远远大于前期。近些年来，工人运动的研究呈现式微，加上在以往革命史观的主导下，多以“剥削——反抗”的模式呈现，过于简单、直白、模糊化的叙述遮蔽了历史过程的真实和复杂。有鉴于此，本文以东北地区为例，时间聚焦于1923—1931年，采用“新革命史”的理念c，对中共早期动员东北工人的策略方式及其成效进行考察a。

一、中共对东北工人的动员策略

如同马克思所说：“政党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起不同程度的组织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b 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通过开展一系列动员工作，对工人群体施加影响，才能进一步开展革命。首先要做的便是打入到工人群体当中，借助传统和现代团体组织的形式，由此向工人群体传达革命诉求。接着更多在于对工人意识的改造与重塑，利用各种文本来进行话语宣传，最终在利益引导的同时，不忘走向政治斗争。

（一）群体打入：工人组织的团体化

深入到工人当中是中共动员的前提。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所面对的工人群体并非简单的集合体，双方也不是“招手——跟随”的单一关系，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中，工人富有革命斗争精神，有着必然反抗的一面，但理论运用到中国，显然要经历本土化的适应。中国的工业发展不同于西方几百年式的累进，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有着“后发外生型”的色彩。作为革命主要动员对象的工人，与传统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一面，在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考量，并不是简单的追随革命，革命一旦过于急切，反而使两者距离疏远。“当对象尚没有觉悟的时候，当互相间的感情尚没有深交的时候，当对象尚没有懂得组织力量与斗争的好处的时候，开口说干、罢工等高潮，将对象吓跑不敢再接近我们。”c 因此，中共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更多是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对此采取适应性的举措，以借助传统思想和建立各种组织的方式打入到工人群体当中。

一是“拜把”结交。在党组织力量未打入工人群体之前，传统习气在工人当中影响较深，“工人无组织，但拜把子者甚多”d。因此，适应性地借助传统方式成为动员之前的必要准备。“拜把”即为传统旧有结交方式，当时一些领导者就提出：“为要接近工人，可使同志与工人采取旧式的结义方法。”e 中共通过采取和工人“拜把”的方式打入工人内部，将工人团结于党的周围，借此将动员范围进一步拓展，扩大革命的影响，再由“我们同盟中的同志去渐次宣传训练，去掉其中的封建思想而成为一个某厂工人共同的联合”a。通过借助传统结交的方式，拉近双方距离来建立起联系，实际上是利用个人的资源关系网络整合、扩大革命组织，带有地缘化、情感化色彩。但也要注意，“中共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很长时期里都面临着组织纪律有效性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b。利用个人资源拓展革命与本身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一定冲突，之后中共对此也进行了调整，如建立支部、定期开会和各地工运领导人的调离和轮换，保证了革命队伍和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二是借助各种团体组织。团体组织分为传统和现代、公开和非公开的形式。一方面，采用传统团体的组织方式，这类组织在工人当中建立已久，大多带有互帮互助的性质，与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族等因素联系紧密，借助于这类团体往往可以减小革命的阻力，“如果能在那里设立拳房，所做点武士道的幌子，一则官署不致干涉，一则工人愿学干去”c。借此加强工人之间的组织与联络，“采

用灰色名义——兄弟会、老君会等”d 。这些组织多为秘密组建，以此为基础加以利用改造，为将来形成工厂委员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各种现代团体，分为公开和非公开组织。公开组织是建立领导工人的工会组织，中共最早于1924年在大连建立中华工学会，此后拓展到各地。但在当时复杂环境下，类似组织多不能直接建立，经常会受到当局的搜查，“在工人知识很低，过去又没有丝毫组织经验的满洲工人，要想在某一厂内安然去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形式，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e，加上奉系势力和日方的破坏，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工人组织更难以稳定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团体组织的建立往往需要变通，建立一些日常性公开组织，如茶话会、读报团、音乐团、下棋团、识字班、足球队等等。这类团体从表面上看斗争性不强，大多数是利用公共空间开展活动的娱乐组织，主要在工人日常集聚的场所进行革命宣传，相较于组织化团体，在这类场地宣传更加轻松、欢快和多元，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使得工人对革命理论也更易于接受。非公开的团体组织即在工人当中建立秘密工会，也称为“灰色团体”，是中共对工会一种隐蔽、模糊化的处理方式，“在某一厂内去组织多数的灰色小团体，由我们的同志去领导这些小团体的，普通的给以训练……去发动工人普遍小的日常的经济要求”f。此类团体并不直接建立，多在隐蔽环境中开展工作，是对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应对。总的来说，无论各种团体组织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中共打入工人群体的有力途径，通过多样化的组织方式，拉近双方距离，从而为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宣传奠定基础。

（二）话语宣传：工人阶级意识的重塑

工人形成独有的阶级意识成为发动斗争的前提，其中包含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的认知与明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工人由于知识水平较低，对于革命理论感到陌生，甚至难以一时接受，在最初的斗争过程中并不会直接想到革命，反而是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首要考虑，保证生存往往是其斗争起点也是最低限度。至于走向革命、走向政治则需要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将工人的自发经济斗争意识与高昂的革命斗争联系到一起，离不开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塑造。在打入工人群体后，中共以“阶级”一词为核心构建革命话语体系。通过“阶级”一词，逐渐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塑造工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工人的阶级属性，完成工人身份的重构，从而产生一致的阶级行动。

意识的塑造离不开话语的宣传。话语的宣传有多种形式，主要分为文字和口头宣传，前者包括谈话、演讲、集会等，后者包含标语、传单、歌谣、刊物等。 a 通过文本的方式，诉说革命对象、确定革命立场、产生利益认同、形成心理边界。文字宣传是革命过程的重要手段，中共多次强调在工人群体中创办相应的刊物，由此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如在大连地区创办期刊《满工》，期刊主要内容多是“阶级性论文，经济斗争的领导等”b 。报刊展示出工人的形象多是“痛苦”“可怜”，受到层层的剥削压迫，号召工人起来“极力做改造自己命运的工作”c，唯有斗争才能改变现状。文字中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及赋予工人感同身受间对“苦难”的认同，其意在日常生活中唤醒工人的斗争意识，由此来塑造工人的阶级性。

此外，对当时国民党和奉系军阀势力也尝试采取各种形象“建构”和“批判”来强化工人的革命认同感。在革命过程中，对于“国民党屠杀工农民众与奉军一样滥发纸币、卖国、百般苛求民众等事实与罪状，在一切工作进行中都应向工农面前宣传”d。当时东北的奉系军阀势力也多以“卖国”的形象展现，“凡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一切条约与日本在中国的横行充分宣传”e，通过确立、塑造敌对者的形象划分敌我，复杂的社会面貌被清晰表达出来，明确奉系军阀、国民党以及日本为对立一方，突出其“反革命”“剥削”的形象，为工人形成初步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标准提供了准则。

口头宣传相较文字来说更简短有力。在当时中共的口头宣传语中，常常有“打倒”“反对”“没收”“联合”“驱逐”乃至“杀尽”等高昂激进的革命话语，这类话语常常文字简洁、情感强烈、言辞犀利，具有充分的战斗性和感召力。激进的革命话语加上对立矛盾的突出，往往能最大限度调动起工人的情绪，将革命话语最大限度传输给工人。对于工人来说，直白浅显的口号也往往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阶级”这一概念原本就带有抽象化特点，如果不加以变通宣传，工人很难自我理解与定位。如何将概念转化为观念，让“阶级”一词通俗化、具体化和熟悉化成为当时中共动员的主要目标。中共运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话语将“阶级”转化为特定的具体对象，通过塑造敌我强化阶级对立，让工人意识到自身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认识到政府的卖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促使其形成阶级共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唤醒工人的政治责任意识，产生要通过革命行动来改变命运的新认知，体现出重要的革命动员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通过文本宣传来划定阶级的方法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时代背景，可能会出现理论套就事实的情况。中共当时就对此作出反思：

“将中国反动统治堪称很简单很清楚两个营垒，然后用演绎法选择一些适合这种理论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完全正确，没有认识中国阶级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因此在通告中往往发现许多动摇和不正确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选择事实以迁就理论或修改理论以迁就事实。”a 对此常常造成对概念的泛化、模糊乃至随意运用。

总的来说，阶级分析是特定时代具有的革命手段，往往是依据现实情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利用乃至重塑。“阶级”被具体化指代不同对象，为革命制造依据和合法性，可以说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对敌我双方来划定阶级的做法，能够使工人对时局和自我了解更为明确，从而为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

（三）利益满足：从经济诉求走向政治斗争

彭湃早年在广东海丰开展农民运动时遇到“凶年减租”和“丰年减租”的选择困境，前者是农民自身最迫切、最需要的利益，后者对于党的阶级斗争目标而言更具有革命意义。 b 背后反映出中共在革命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利益和政治斗争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是以农民意识为中心体现的革命选择。当然，在工人运动中也曾遇到此种情况：既要满足革命高昂的斗争诉求，又要照顾到工人的实际利益，如何在矛盾之中兼顾平衡？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动员过程中从工人的经济诉求出发，逐步引导到政治斗争并注重实际情况的调整与适应。

工人斗争多体现出因利益问题而引发生存抉择。工人常常面临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工资拖欠等问题，利益损失之后即是对自身生存的担忧，也往往成为其斗争的关键因素。据日方统计，1924—1927年间，引发劳动争议的原因多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c。在工人斗争多以利益为出发点的背景下，中共的动员策略单纯强调政治斗争所起到的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直接提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口号，最开始可能难以与工人自身利益相契合，如在抚顺地区发动工人时“不注重群众日常生活痛苦的宣传鼓动，成天只是做反国民党的宣传”d，反而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在经历直接发动政治斗争的失败后，中共认识到从利益入手动员工人的必要性，将经济斗争置于首位，总结为“经济斗争这事，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取得领导地位的不二法门。如果这番斗争失败，那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恐怕要日趋淡薄”。重视工人的利益诉求甚至视为革命斗争的出发点，“特别注意着重领导工人日常的部分的斗争……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去发展他们的斗争”a，以利益为导向提高工人的斗争情绪成为动员策略的首要前提。

但问题在于，单纯的经济斗争仅仅局限于工人自身，且多为自发，时效短暂。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斗争如果不加以引导与提升，一旦工人利益得到满足，就很难再展开进一步斗争，或斗争的政治性意义不强，难以起到革命诉求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由经济诉求转变为政治斗争，进一步推进到革命的现实意义，则是中共动员指导下工人意识提升的体现。“日常要引导工人作经济斗争才能发展工会组织和提高工人政治兴趣。”b 因此，从经济斗争出发进一步突出斗争的政治性意义成为当时中共动员工人的重要行动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