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敌后”困境：1941年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摩擦

【摘要】1941年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摩擦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同国民党之间发生的一起重大军事冲突，摩擦后中共武装受到了仅次于皖南事变的重大损失。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核心区位于淮北浍河与涡河之际的狭长地带，三面为日军包围，一面面向国民党军，被邓子恢称为“半敌后地区”。国共关系恶化后，“半敌后”困境逐渐暴露。豫南会战中，在日军按计划返回驻地后，西进的新四军第四师同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淮北日军在国共冲突中采取了旁观的态度。经历三个月反摩擦斗争后，新四军第四师不得不撤往津浦铁路以东的皖东北根据地。

【关键词】新四军;国共摩擦;豫皖苏根据地;彭雪枫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41-10

1941年初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摩擦是皖南事变后国共摩擦的一起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华中局事后记述：“部队伤亡逃散约四千余人，失枪二千余支及资材等。豫皖苏边区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部分地区外，我军全部退出，群众组织、政权机关全被破坏。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抗战以来仅次于皖南事变的损失。”a1941年豫皖苏根据地国共摩擦的大背景涉及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此的研究在21世纪以来取得长足进步。 b 但对于同时段豫皖苏根据地国共摩擦的历史考察仍有尚待完善之处。 c 一方面已有研究仍相对较少，缺乏综合利用中共、国民党、日方各方文献，部分史实论述不准确。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缺乏对中共与日伪、国民党多方互动的关注，未能呈现出各方力量犬牙交错状态下多方博弈的历史样态。因此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共、国民党、

日军的多方史料，重点围绕豫东、皖北多方势力犬牙相制的军事地理形势、日军发动豫南会战中的多方判断与行动、三个月反摩擦斗争中的多方互动等方面展开论述，动态呈现根据地的“半敌后”处境及其主要影响。

一、“半敌后”根据地的形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抗日敌后根据地被敌军“四面包围”和“三面包围”的概念。形成于1939年的中共豫皖苏根据地就是一块典型的“三面包围”敌后根据地。根据地的北、东、东南面为日军控制区，西南方向沿涡河对岸是国民党部队的控制区。豫皖苏根据地的形势被彭雪枫、邓子恢称为“半敌后地区”。 a

豫皖苏地区位于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带，东靠津浦铁路，西临新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河河道），南跨涡河，北至陇海铁路。徐州会战之后，中共中央提出向豫鄂苏皖四省敌后发展的方针，彭雪枫、彭明治、钟辉等各自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分别挺进敌后，以彭雪枫部为主，于1939—1940年间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豫皖苏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既是中共向东争取苏北的关键跳板，又是向西发展河南的前进基地，同时还起着联结八路军与新四军的特殊作用。

“三面包围”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日军主要属于日华北方面军。根据地以北沿陇海铁路属驻商丘的日骑兵第四旅团控制夏邑、亳州等县城，根据地以东沿津浦铁路属驻徐州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控制萧县、宿县、砀山、怀远等据点，根据地淮上地区以南，控制凤台县以东至蚌埠的日军属华中日军。武汉会战后，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原因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豫东、皖北，中日军队在大体沿花园口决堤之后形成的黄泛区对峙至1944年4月。 b 日军在皖北守备兵力相对较少，仅有一个联队常驻宿县，主要集中在以宿县为中心的南平集、临涣集等地，将浍河以东视为其“治安区域”。 c

皖北伪军数量较多，正规的伪军有驻扎浍河沿岸南平集的第十五师，地方伪军有县警备队、区自卫团、乡镇自卫队，固镇伪军自卫团有六七百人，宿县浍河沿岸的湖沟集有伪军一个团1000人。 d1940年下半年，从东北伪满洲国调动来的伪军更受日军信任，直接驻守铁路两侧据点，编制和武器与日军警备队一样，战斗力较其他伪军强。皖北的日伪军以津浦线为中心，以连接津浦线上的宿县、固镇及公路为依托，守备津浦线两侧几十里的范围，在津浦线西侧主要控制浍河沿岸有公路连通的主要据点，其主要军事目的仍是津浦线的警备工作。

总体而言，因为日军以津浦线警备为主要目的，所以部署比较分散。正如彭雪枫分析：“豫皖苏边敌之防务要较华北各地薄弱些，向我扫荡时须要从徐州等处调兵。”a 但豫皖苏地区因为地势平坦，津浦线、陇海线铁路交错，海郑公路贯穿其中，各县之间均有公路通达，这使得日军集结尤其是从徐州和陇海线调兵较为容易，可以组织对涡河以东地区的“扫荡”作战。因此，驻守皖北日军

多在津浦线沿线采取守势，但也可以借助交通便利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扫荡”，这也是国民党军不愿以正规部队驻守涡河以东的主要原因。

“三面包围”的另外一个面则是皖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后，国民党军大规模西撤，豫东皖北的黄泛区并没有正规的国民党军，各类地方武装盘踞于此，因此被认为是真空地带。 b1938年徐州会战前夕，李宗仁发动地方抗日武装，将安徽各地的抗日自卫武装编为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并按地域划分为五路。在皖北，余亚农被委任为第五路指挥，主要在皖北的临泉、太和、亳县活动。余亚农早年多次反蒋，在彭雪枫率部挺进豫皖苏地区后，余亚农与彭雪枫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c后这支部队被新桂系收编，余亚农被迫引退。1939年秋，原属东北军的骑兵第二军转移至皖北，军长何柱国作为旧东北军将领曾参与西安事变。同年秋末，何柱国前往豫东路过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会晤。在皖北，何柱国与彭雪枫建立了电报往来和互通情报，还帮助新四军建立前往洛阳、延安的交通线。 d 何柱国与彭雪枫形成了防区划分的默契，何柱国部的防区为“东起怀远、正阳关，西经蒙城、涡阳、阜阳、临泉、界首至河南沈丘、项城、漯河一线”，中共彭雪枫部的防区为“东起安徽宿县、江苏铜山，西经河南永城、拓城、太康、扶沟，直抵许昌”e，双方大体以涡河为界。彭雪枫总结豫皖苏边工作时提到：“同骑兵第二军的统战建立很好关系，争取了和平，使我们能和平的发展，因之其他各方面求得谅解。”f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与原东北军所部大多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例如，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八路军与于学忠部进行了良好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改善了中共武装的发展环境，对于国民党军而言，中共武装的抗日斗争也缓解了其军事压力。

形成防区划分的默契后，彭雪枫部位于皖北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的中间地带。对于皖北国民党军而言，彭雪枫部可以起屏障和预警的作用，使其可以避免直接遭受日军的“扫荡”。考察日军驻皖北宿县附近的第六十二联队的作战记录，日军第六十二联队在1940年并无与皖北国民党军作战的记录。日军历次“扫荡”的主要对象均为彭雪枫部，涡河沿岸的国民党一线军队并未与日军直接接触，可以比较从容地在日军“扫荡”时及时撤退回避。例如，1940年11月的板桥集战斗，14日驻宿州的日军第六十二联队大田支队协同伪军“和平救国军第三军”计划对涡河沿岸进行“扫荡”，“扫荡”行动以涡河沿岸的涡阳、蒙城附近的中国军队为目标。日军沿宿蒙公路“扫荡”前进至宿蒙公路上的板桥集据点时与彭雪枫部1500余人遭遇，爆发战斗。 a 坚持作战两天后，滕海清b 率坚守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五旅c 主动撤出板桥集。 d

待日军在板桥集战斗后继续前进进攻涡河沿岸的蒙城、涡阳时，原在涡河两岸活动的骑二军与皖保一三五师等均已向太和、阜阳方面撤退，并未与日军直接作战。何柱国向战斗的新四军四师发出电文称“此次敌之扫荡绝非普通之扰乱可比，企图为完成涡河封锁线，并逐步向南推进，欲粉碎其计划，非贵我两军协同作战，放弃私见，解除对立，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截断敌之归路，俾得收复涡河”e。可见中共武装在应对日军“扫荡”过程中给予皖北国民党军的重要帮助。

中共武装位于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对国民党方面有利的观点同样可见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在1940年1月27日的日记记载：“后方‘共匪’无心，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剿共’可以双管齐下，且‘共匪’适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于为力，此则抗战之初使‘共匪’调往前方之效，未为其所期，其利用甚大。”f 蒋介石这种寄希望于中共武装可以夹在“敌我”之间以图“利用”的心态跃然纸上。因此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在豫东到皖北的中日战线上以河流为界，由西向东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实力派、新四军、伪军、日军渐次分布的军事态势。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部署在新黄河以西，旧东北军的何柱国部骑二军与国民党收编的皖北地方武装新七军部署在汤恩伯部的外围，新黄河以东至涡河的地区。涡河以东至津浦路日军据点之间的狭长地带是新四军第四师活动区域，即豫皖苏根据地，而伪军驻扎在距离津浦路较远的据点，作为直接守备徐州、宿县等津浦路要冲的日军的外围警戒。

对于新四军第四师a 而言，根据地“半敌后”的特性有利有弊。“半敌后”的优势在于并非被日军完全包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后方，并能获得相关的补给。困境则在于“半敌后”毕竟不是完全的敌后，受制于国民党的军令、政令，根据地的存续依托于统一战线的维系。当国共关系恶化时，国民党选择动用武力解决江南、江北的新四军，“半敌后”根据地的劣势就更多地呈现出来。

二、豫南会战期间的多方博弈

国共关系的恶化势必影响到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安危。1940年，国共两党就划界问题展开谈判，国民党内以武力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逐步占据主要地位。1940年初，蒋介石即指示“第九十二军（附何柱国骑兵一师及该地区内之地方团队）进出于涡阳、永城、夏邑、宿县、萧县附近，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彭雪枫部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之一部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b。中共在豫皖苏根据地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何柱国部。1940年后，受八路军南下及彭雪枫部进军淮上地区c 的影响，这一统战关系也产生微妙变化。7月30日，何柱国在给彭雪枫的电报中称：“寿凤之敌，仅有皖省部队已足，贵军越雷池，必致引起不必要之冲突，如此继续下去必致造成皖北不幸局面，本军势被卷入。”d10月4日，黄桥战役爆发，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电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悉数调往黄河以北。 e中共拒绝后，毛泽东甚至预计“国共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f。

豫皖苏地理位置使得其成为国共军事冲突中国民党军有可能首先进攻的地方。1940年10月后，毛泽东、刘少奇、彭雪枫等人都在认真考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益紧张的对峙局面直接导致了“耿吴刘叛变”的发生。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和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在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的策划下裹挟八个连叛变，投向国民党汤恩伯部。彭雪枫向中共中央报告称“700余人随刘叛变”g。这次叛变使得中共在萧县的军事斗争无法坚持下去，给随后的

“三个月反摩擦斗争”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刘少奇在12月底曾尝试缓和与桂系及何柱国部的关系，维系统一战线。刘少奇提议与白崇禧谈判“雪枫退过涡河以北”，并建议“雪枫亦向何柱国提出上述意见，以试探桂系态度”a。但从结果看此时豫皖苏根据地的国共关系难以维系。特别是在李仙洲部进入皖北后，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蒋介石在山东军事部署的一大弱点是没有嫡系中央军在敌后作战。徐州会战后，留在山东敌后的主要是东北军于学忠部。因此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考虑派黄埔出身的李仙洲率三个师进入山东。 b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李部入鲁的计划直到1943年才得以执行。但在1941年1月，李仙洲已率第九十二军由湖北通城开赴安徽阜阳、蒙城一带，作入鲁准备。 c 李部进入皖北后，因其反共立场豫皖苏的局面日益紧张。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皖北的国民党军更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彭雪枫部。汤恩伯把“淮北进剿区”划分为三个“清剿区”，以第十二军孙桐萱部、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分别“进剿”。其中李仙洲部第九十二军负责“太和、阜阳、颍上、凤台、怀远、蒙城、涡阳、宿、萧”的“清剿”，并计划于1941年1月到达涡河以西指定位置，预备向涡河以东的宿县、怀远等地“扫荡”前进。 d 毛泽东、朱德于1月7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均不应放弃”，“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 e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华中局预期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对豫皖苏根据地的进攻，于1月22日命令彭雪枫坚持现有阵地，“坚决阻止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