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中共灾荒救济话语的建构及其效应

【摘要】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却遭遇严重灾荒。在有限执政资源条件下，实施灾荒救济要面临综合性执政考验，灾民要吃饭，国家财政又主要依赖粮食，中共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直接关乎政府信誉和国家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优势，提出一系列贴切实际的灾荒救济口号，通过构建整套的政治话语，将其救灾目标和方向、救灾方针及其必要性，所依靠的力量以口号形式具体化，又将具体化的救灾措施口号化。通过这样的双向建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体系化并深入传播、贯彻到灾区乃至整个国家，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探析新中国灾荒救济政治话语生产、传播轨迹以及贯彻执行的内在逻辑，对于建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灾荒救济;口号;话语体系;贯彻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51-11

口号是用来张贴或呼喊的带有纲领性、鼓动性的特殊语言表达形式。 a 围绕特定主题发布口号形式的政治话语以调动、整合社会资源，是中共应对革命和建设困境历史活动的主要特征。 b 在革命时期，中共的政治口号通常发挥宣传、鼓动的功能。全面执政后，各类口号常常形成主题鲜明的政治话语体系，其政治功能亦大为拓展。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全国各地却接连遭遇自然灾荒a，面对如此严峻的执政考验，中共提出一系列贴切实际的灾荒救济口号，仅《人民日报》刊出的就数以千计，它们构成一个具有确定工作目标和基本方针、具体举措以及具有丰富意义承载能力的政治话语体系，其中各种类型、性质的灾荒救济口号彼此配合及联动，焕发出强大的政治贯彻执行力，确保了中共对灾荒救济乃至农业生产的有效管理和领导。

一、新中国初期的灾荒及救济形势

早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共就开始了灾荒救济实践，“并取得了不少经验”b。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业已形成的以“自力更生”“生产救灾”为原则、以粮款赈济、厉行节约、社会互助和水利建设等为内容的一整套灾荒救济方针和路线c，在全面执政语境下却遭遇巨大挑战。

自1949年春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发生水、旱、台、雹、虫、疫病等自然灾害。由于全国战乱经年、河道失修，各种灾害中尤以水灾危害最大、最广。同年夏，长江、淮河、汉水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等都发生大范围的决口和漫溢，被灾范围遍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等区及陕西等省。 d 其中，仅华东地区受灾面积5256万亩，灾民1642万人。 e 进入1950年，灾荒虽有所收敛，但救济形势仍十分严峻。据内务部统计：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约12787万亩，受灾人口约4550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16个省、区的498个县市。 f

严重的灾荒加上社会历史因素加剧了1949年的农村危机。其一，中国广大农村生产效率不高，农民收入历来没有结余或结余有限;其二，数十年内战和外来入侵，再加上国民党和日寇的连年搜刮，小农破产普遍;其三，解放区的农民既要恢复生产，还要担负解放战争、剿匪、反霸等所产生的经济负担。据估计，4000万名灾民中无需救济的仅20%，60%～70%的灾民需要经过组织和必要扶持方可度荒，而无吃缺吃的灾民达到七八百万人。 g 政务院拨出的34040万斤救济粮，按照每个灾民每天半斤粮食计算，仅能使最困难的700万灾民维持三个多月。 h

此时的灾荒救济工作不仅关系到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共执政后能否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灾荒持续期间，包括山东、江苏、安徽和江西等地陆续发生灾民逃荒、饿死的情况。 a 一些灾民即使有少量食物，也“是糠麸野菜”，且居无定所。灾民“需要救济，需要帮助。任何对救灾工作的疏忽，都可能闹出乱子”b。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生存难以保障，社会动荡便在所难免。1950年1月下旬至3月中旬春荒之际，华东各省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与群众性骚动事件共40余起。 c

由此可见，新中国初期，解放战争的持续和现代国家治理使中共面临空前的执政压力。其一，全面执政后，党所面临的是全国经济的总盘子，灾荒救济力度和范围直接影响到国内民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其二，此时的农村问题显然不止于灾荒赈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汲取等都是题中之义，农业的歉收使收支矛盾空前放大。其三，政府财政支绌，无力全面承担灾荒救济所需要的巨量社会资源，民生保障程度及社会的稳定性易授人以柄，使中共面临外部势力的舆论压力d。中共中央也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灾荒救济工作做不好，“将使人民失望，感到我们无能”e。

事实亦是如此，“生产自救”这一方针性救灾口号提出后，随即遭遇干部和群众的质疑。然而，1949年全国财政收支除东北之外，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各区由于战争规模浩大，财政赤字均在60%以上。 f“生产自救”其实是中共基于国情和灾情综合考虑所提出的理性灾荒救济原则。但是，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灾荒发生后，“悲观失望、听天由命或等待救济的想法”是人之常情g，“生产自救”口号乍一出现，群众难免产生冰冷和失望之感，有人甚至认为“生产自救，就是政府不管”h。此类想法，群众有之，少数党员干部也不例外。因产生被政府抛弃之感，消极绝望、无所作为或盲目逃荒者大有人在。

面对上述棘手又刻不容缓的众多问题，中共只能从多个维度加强对灾荒救济话语的建构和言说。如此一来，“生产自救”虽是灾荒救济总的行动指针，中共中央却特别强调“不饿死人”这一总目标、总任务。原因是，后者作为一个基本口号，同时也是宣传口号，“反映了人民政府的性质”，“这个口号能提高他们（群众）对人民政府的认识，便于号召他们依据政府的方针，努力生产自救”。i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群众对“生产自救”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围绕如何“生产自救”又衍生不少口号，它们或为灾荒救济主要目标和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或为口号化的具体措施。

例如，秋耕期间有“一家不秋耕，千家受虫害”“今年秋耕好，明年好收成”的口号。 j 秋种时有“一麦顶三季”“多种麦子早防荒”口号。 a 冬季生产运动期间则有“利用冬闲早下手，别等明春忙加忙”“一年庄稼两年作务（作物）”等口号。 b 当然，围绕灾荒救济所构建的政治话语不止体现节气性变化，还涵盖灾荒救济的方向、基本方针及其必要性，所依靠的力量、各项举措及其成效等一系列重要命题。

1950年2月，董必武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发出生产救灾指示，责成各受灾地区以生产救灾为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并将救灾方针确立为“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 c 此时中共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框架初具成为一套由意义、符号和实践性表达所构成的文化信念体系。

体系化的政治话语为灾荒救济宏观叙事提供了广阔的言说和实践空间。问题在于，中共如何具体地通过灾荒救济口号将灾荒救济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各项举措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解释、宣传，最大限度地培养民众的价值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实现对灾荒救济以及农业生产的有效管理与领导。

二、灾荒救济话语内部的双向建构

陈独秀曾说过：“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除在日常环境中找出些特别活泼的口号外，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d 后来毛泽东将“总的政治口号”和“特别活泼的口号”称为“基本口号”和“行动口号”， e 前者承载的是那些长时段、大范围的政治目标或方向，后者则是短期的、具体的任务。而刘少奇则将口号分为宣传、鼓动、行动三种性质。 f 作为政治和理论权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中共的口号运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概莫能外。

1949年前三季度持续的灾荒使人民政府甫一成立便投入灾荒救济，相应地以口号为主要形式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亦随之展开。这一体系除了丰富的话语，还具有完备的框架结构。在这其中，“不要饿死一个人”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目标也是基本口号，它确保了灾荒救济工作的政治方向。而基本口号不仅需要逐级降解，还须针对具体任务进一步衍生出现实可行的口号。即“把中央救灾工作的方针口号，变为灾区群众自己的方针口号。把各级领导上的救灾工作计划，变为灾区群众每户每人的计划”g。

从实践层面而言，灾荒救济政治话语存在一个内部的双向建构过程。一方面，中央的主要救灾目标、基本方针不断以口号形式具体化;另一方面，有益的地方性措施也会口号化，形成以生产自救、节约度荒和社会互济的基本方针为主体框架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在这种双向建构中，灾荒救济话语不断丰富并呈现出传播、贯彻的内在逻辑，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选择双重维度诠释“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生产自救”的合理性、正当性。

1.生产自救

“克服灾害的最中心和最有效的办法是生产，即动员广大被灾同胞自己动手，生产自救”a，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从各根据地的救灾经历中总结出的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的执政资源大为拓展，但执政负担和压力倍增。灾荒救济不得不秉持“生产自救为主”的理念。 b 因此，“生产自救”作为灾荒救济口号，既是达成救济总目标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心工作。而要破除灾民对这一口号的抵触心理和情绪，关键是口号的具体化。

各省区响应“生产自救”号召，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方针。如华北地区推出的“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皖北的“主要依靠灾民生产自救;结合社会互济，政府救济，以工代赈”;西北的“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c，而贯彻这些方针既是基本口号进一步具体化，又是具体措施口号化的过程，如多地提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口号。据此，1949年12月，政务院总结了半年来各地生产自救的经验，形成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并将其推广。

“指示”进一步号召灾区人民要“生产自救”，主要途径便是因地制宜恢复与发展副业和手工业。具体而言，“在陆路交通要道开展运输业，变‘人养牲口’为‘牲口养人’。在沿海沿河地区，组织灾民捕鱼，打捞水产。 d 山西省提出‘靠山吃山，靠道吃道’，并将其作为各地具体执行‘因地制宜’原则的行动口号”e。东北则提出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口号，农民普遍进行山中采野味、海里打鱼的副业生产。 f 皖南区施行“以工代赈”来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动员30万民工参与水利工程，解决了60万灾民的生活困难。 g

总之，按照总的生产自救“指示”，各地陆续开展出纺织、编织、磨粉、运输、打堤、采菜、拾柴、拾粪等几十种副业，贯彻了“村村无闲人，家家有副业”的口号h，使得“生产自救”这一方针落到实处，打破了部分灾民发出的“我们要饿死了，政府不救济”i的这类牢骚。

2.节约度荒

就灾荒严重和财政紧张程度而言，“生产自救”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灾荒救济问题。于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节约”也被纳入灾荒救济话语框架，并成为主要救灾方针。1950年4月，董必武在总结救灾经验时也明确指出：“生产节约，劳动互助，才是最有保障最可信赖而又取之不竭的源泉。”j作为与“生产自救”配套的救济方针，“节约”及其相关口号被大力倡导和广泛实施。“不仅直接受灾的地区要节约，非灾地区和城市也提倡节约，以充实支援灾区的物资。”围绕这一基本方针，“发动节约，省吃俭用，长期打算”“机关干部，要带头节约救灾”等口号被提了出来。 a

“节约度荒”作为救灾的基本方针，在分解为具体动员口号时，不仅体现出节约与灾荒、灾区与非灾区的利益休戚相关，还“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找出各自的重点”，在歉收的地区，节约是“同生产备荒或紧急救灾密切连系（联系）起来”。 b 如此一来，动员口号能充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而“节约”这一行动口号也得以切实地贯彻执行。

在“节约”口号引导下，全国各地厉行节约。北京市政府干部“把响应救灾运动与节约结合起来，提出节电节水、节文具、节时间等口号”c。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捐出赈款12亿元，粮食39万斤。 d 部队也掀起“一两米节约救灾”的运动，其中，华北军区在“大家少吃一碗饭，就可救活几千人”的号召之下，全军无一例外普遍开展节约一两米活动，仅半年时间就节约米360万斤。 e 通过广泛宣传，截至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代收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连同前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和北京市各界人民救灾委员会所收救灾款物，共计人民币2715632000余元，粮食4183114斤，衣物76435件。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