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商人参加统一战线的初始认识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商人参加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拒绝到团结联合的变化过程。1923年7月11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高度评价商人的革命性，对商人在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寄予了很高期待。该文实际上涉及了中共早期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和与资产阶级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问题，体现了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策略的适应性调整，同时这一转变也是中共与共产国际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灌输——互动”、相互促进与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商人;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特殊性;民族民主革命;“灌输——互动”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62-11

《北京政变与商人》是毛泽东1923年7月11日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时评性文章，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性评论“北京政变”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 a 所谓“北京政变”，就是指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唆使高凌霨、吴景濂等政客策动军警索饷、警察罢工 ，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 ， 进而逼迫大总统黎元洪离京并辞职，国务院内务部部长高凌霨宣告摄行大总统职权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国内各界的反对，以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为代表的商界人士更是积极组织了“民治委员会”等机关参与反对活动。对于商界的革命行为，毛泽东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将其誉为“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表达了对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较高期待。该文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商人参加反对运动表示高度赞扬;二是呼吁商人参加国民革命;三是对商人参加革命运动提出两点警告，即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与“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毛泽东此文反映了早期中共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应当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早期党史文献。 b

梳理学术界对中共20世纪20年代联合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就国内而言，大体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从中共参与商人运动的历史情况角度考察，包括探讨中共领导商人运动的模式、中共与商人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性效果、党商关系与中共阶级划分等。 a 二是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共与资产阶级关系，涉及了中共早期革命理念、革命策略的调整问题。 b 就国外研究而言，外国学者在研究商人与中国革命之关系时所提出的代表性观点有柯博文与白吉尔针对商人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提出的“冲突论”和“扶持论”。 c

上述研究成果侧重研究1924年后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情况、国共两党与商人运动的关系等问题。对1921—1923年，中共成立初期阶段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及变化问题少有研究，忽视或弱化了从政治思想史角度，通过中共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变化分析中共早期革命理论、革命思路和政策的适应性调整问题。本文提出，以中共调整对商人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态度为标志，中共初步形成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即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既然已经形成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那么具有革命与非革命性双重特征的商人自然就成了中共既团结联合、又坚持斗争的对象。同时中共这种革命理论和思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灌输——互动”、相互促进与影响的结果。 d

一、从“无产阶级专政”到“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认识的形成

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商人参加政治的支持态度和高度评价：“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e 在他看来，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f。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把商人视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他甚至在文章后半部分作出了“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的论断，评价相当之高。 a 那么毛泽东这时为什么会对“商人干政”充满期待？这实际上涉及了中共早期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问题。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该纲领对革命性质作出了判断：“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b 明确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c。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一大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同时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斗争性，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同其他党派发生关系，以免降低自己的标准。 d 可问题在于，中共一大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关门主义”倾向，这就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使中共的革命理论与实践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从国际共运的角度看，同一时期中共所遇到的认清革命性质问题在远东各国革命运动中具有普遍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上共产国际代表萨发洛夫对中共特别强调要参与和帮助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要打出无产阶级自己的旗号：“我们是帮助无论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e，但是也只看他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他。”f 对于中共来说，这次大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为此“应该首先支持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g。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更客观的认识和更灵活的态度。如邓中夏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h 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中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i《先驱》发刊词也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j 在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有其特殊规律、需要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中共很快放弃了党的一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开始调整自己的革命理论，这就涉及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将小商人视为小资产阶级，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a 这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对商人革命性的承认，同时提出了要团结和联合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如《时局主张》明确提出：“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b 该文实际上就提出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认识在中共二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指出：“……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c 对于谁是民主革命受益者和领导者的问题，中共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d 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的问题，《中共二大宣言》也进行了阐述：“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e 以上中共二大文件的论述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进一步扫清了理论障碍，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以“议决案”的形式对民主革命相关问题向全党作出回答，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对于民主革命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理论仍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并且我们分析中共二大前后的文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共有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混为一谈的迹象，中共这时所提出“民主革命”实际上也包含了民族革命的理念。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东方问题指导原则》，再次强调了共产国际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共产国际充分考虑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意志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f 更重要的是，在《东方问题指导原则》中共产国际也对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问题提出了看法：“上述事实表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加剧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再仅仅掌握在准备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封建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了。”g 这实际上就是在提示远东各国的共产党要争取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观点对中共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共对这个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这一时期系统反映中共观点的最典型文件就是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所写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在该文中针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领导阶级问题，作出了如下表述：“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a 也就是说，陈独秀这时认定中国革命要有资产阶级力量的充分参加，否则革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就可能退化。对于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承认无产阶级目前力量不够，但他没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认为要在同资产阶级合作中获得发展后再去争夺领导权，即“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以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b。文章同时特别指出革命要由国民党来领导：“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c 分析陈独秀这篇文章，可以发现这时的中共已经把中国革命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认为这种革命没有资产阶级的参加和大力援助是不能稳固和持久的，但同时陈文再次反映出这时中共所谓的“民主革命”确实带有民族革命的内涵，限于当时条件，陈独秀也没有对实际上意识到的中国革命双重性特征作出明确表述。值得注意的是，陈文最后还对资产阶级作出了提醒，要资产阶级重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d

蔡和森则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问题，他认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e 他总结到：“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既有如许区别，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

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f同一时期，瞿秋白也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1923年9月23日，瞿秋白撰写长文《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国民革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在第三章节“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中，瞿秋白认为国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针对中国革命性质提出了明确判断，已经接近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概念。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