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党员杨章甫生平补述

【摘 要】学界对于中共早期党员杨章甫的研究仍显不足，比如其生年、字号都存有疑点，其脱党后的经历更是模糊不清。幸而其同乡友人陈君葆在日记里留存了不少原始记载。通过分析该日记，可以确定杨章甫生于1893年，而非1894年；其本名为杨士端，字章甫，谱名林祥，别名文磊庵，斋名羼提室、羼提寄庐。大革命失败后，杨章甫避居香港、澳门，以教书谋生，一度坚持地下斗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杨章甫仍留港从事教育事业，参与平民化教育、中文教育改革等活动，始终关心国家发展、家乡建设和国际局势，并应邀为相关部门提供中共早期历史的若干回忆性资料，堪称爱国爱港爱乡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杨章甫；生平；陈君葆日记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71-12

杨章甫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与“广东三杨”中的另外两人杨匏安和杨殷相比，他受到的关注显然较少。目前学界关于杨章甫生平事迹的研究主要有杨青山撰《我所知道的杨章甫》（简称杨文）和谢燕章撰《不该被遗忘的杨章甫》（简称谢文）等两文。杨文刊于1983年，作者是杨章甫的“同乡”，且都在杨匏安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彼此时相过从，情况比较了解”。谢文刊于2015年，作者是党史研究学者，不少材料来自杨章甫亲人的回忆。这两文为认识杨章甫其人其事提供了一些素材，但是他的生年、字号都存有疑点，而其脱党后的经历更是模糊不清。史料不足是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笔者在研究香港知名爱国学者陈君葆时，意外发现其在日记里留存了不少与杨章甫相关的记载。陈君葆日记起自1932年，止于1982年。同乡杨章甫第一次“亮相”在1934年7月15日；最后一次“现身”在1981年9月4日，其时杨章甫离世已近四年。虽然陈君葆、杨章甫的政治取向和行事风格不同，但却维系了一辈子的君子之交。四十余年间两百多次的记载，为深入探究杨章甫的生平事迹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有鉴于此，本文即以陈君葆日记为中心，试就杨章甫生平行事稍作补述，以期深化对其人其事之研究。

一、杨章甫的生卒时间

各种杨章甫小传或简介，无一例外地将其生卒年标示为“（1894—1977）”。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杨章甫只比堂侄杨匏安年长两岁。既然杨匏安生于1896年，那么杨章甫的生年为1894年自然顺理成章。然而，1968年11月30日杨章甫曾亲口告诉陈君葆，说“他是癸巳九月初三生的，与毛泽东同年而大月”。杨章甫又引白居易《暮江吟》诗句以自况：“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同年12月5日，陈君葆将近作四首抄赠杨章甫，其中一首作：“大隐先生意志恢，笑谈惊座语春雷。如何癸巳公犹长，绵上空教识介推！”自注有云：“士端生于癸巳年九月初三，因忆白香山句。”因此，杨章甫的出生年月日，应以其自述为准，为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九月初三日，即1893年10月12日。

关于杨章甫的辞世时间，杨文、谢文均作1977年12月8日。杨文称该日“病逝香港”，谢文谓是日“仙逝”，皆未注明出处。杨章甫身体素弱，晚年更是饱受病痛之苦。1956年就曾致函陈君葆，称“支气管扩张出血”，“不能断根”，“但凭休息自愈”。十年后（1966年），此病仍有复发。又过八年（1974年），还是会在接听电话时“只谈得几句”便“觉气喘”。其间，1972年9月，再添风湿骨痛之病。1976年6月4日陈君葆日记载，杨章甫风湿骨痛病又复发。该年8月30日，杨夫人去世。9月24日，陈君葆到杨宅探视，说话已困难。1977年6月10日陈君葆日记称，杨章甫“最近精神颇好”，“食量亦较佳”。然而好景不长，10月26日听闻杨章甫几天前因摔跤入医院，“救治无望”，且年事已高，“逝去恐旦夕间事耳”。陈君葆等友朋探病之余，不得不与其子女商议“办后事”。不巧的是，陈君葆1977年12月5日至24日间的日记缺失，杨章甫辞世究在何日，悼念情形如何，陈君葆挽联怎样定论，一皆无从知晓。此后，陈君葆仅在1978年12月1日梦见了杨章甫。再隔数年，1981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登门询问还有哪些健在的革命老人可以忆述往事，陈君葆答以杨章甫、郑梓楠等均已故去。

综上所述，杨章甫1977年病逝于香港之说应该可靠，杨文、谢文所称日期亦可信从。

二、杨章甫的名、字、号

杨文有谓：“杨章甫，原名仕端，别字林祥。”谢文则称：“祥林一名士端，又名章甫。”表述并不一致，拟有必要予以厘清。

“端章甫”，典出《论语·先进篇》：“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其中“章甫”一词，汉代刘熙解释为：“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所以表章丈夫也。”宋代朱熹释作：“端，玄端服；章甫，礼冠。”当代学者杨伯峻的释文更加通俗易懂：“端，古代礼服之名；章甫，古代礼帽之名。”

弄清楚了“端章甫”的来源，再结合命“名”与取“字”必相联系的传统，基本可以推定：“士端”为名，“章甫”为字；“士”与“仕”相通，故“士端”又作“仕端”。姓“杨”、名“士端”、字“章甫”，这一点在陈君葆日记中也可得到印证：陈君葆、杨章甫交往的四十余年间，一年复一年，陈君葆写得最多的是“士端”或“杨士端”；杨章甫给陈君葆写信时的落款，也是“端”或“士端”。杨匏安谱名“麟焘”，属“麟”字辈；杨匏安之父谱名“富祥”（又作“福祥”）、十三叔（即杨士曼）谱名“编祥”，属“祥”字辈。据而推知，“林祥”应为杨士端之谱名。

杨章甫早年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以字（章甫）行，似为安全计；20世纪30年代杨氏与党组织失联后，恢复本名（士端），或为忘却计？

关于杨章甫的别号，目前所知者，至少有两个：“羼提室主人”和“文磊庵”。据杨文，1916年杨章甫之父去世，为谋生计，杨章甫在澳门开设私塾“羼提寄庐”，“招收一些殷富子弟入学，征收学费以充家用，同时也可教育七个弟妹读书”。在此期间，他“与一个姓文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二男二女”，人口增多，经济愈发拮据。“羼提寄庐”在谢文中并无提及，在陈君葆日记里却有所回应——1969年3月9日：“清早士端来电话，说午后如转晴，当过访。然而无半日晴也，不来。我正要把两本程兆熊著的书交回羼提室主人。”次年7月6日：“又收到端翁羼提寄庐来信。”“羼提”为佛教名词，“六度”之一，意为“忍辱，忍屈辱、堪苦难”。用此命名私塾，既与杨章甫当时的处境、心态十分贴切，也可证明他“深研佛家学说”其来有自。

据谢文，1918年，因负气而短暂出家、带发修行的杨章甫，最终听从亲友劝告，还俗归家，旋与堂侄杨麟焘一道，携家带口，迁居广州司后街杨家祠后座。在穗期间，叔侄二人皆勤于笔耕，发表了不少文章。“为了表示与旧时代决裂，赶上新时代步伐，他俩改了新的笔名。章甫自定笔名为‘文磊庵’，并为侄儿取名‘匏庵’（匏安）。”“匏”为古代“八音”之一，“‘匏庵’之名的寓意，就是要喊出时代的最强音”。至于“文磊庵”寓意何在，谢文未曾言及，估计也与文献不足有关。对此，陈君葆日记中的两条记载透露了其中的一些玄机。

其一，1972年11月25日条云：

依约，十点余才到英京酒家，与士端、倬云茗谈。士端的太太，文姓，因此士端避居越南时改名号为“文磊庵”，意盖指“羊石”一词，此事士端最近始与我言及。

其二，1973年2月4日条又云：

应邀约八时许到康乐酒家与章甫茗谈。……谈故乡事，士端由革命工作讲到掌桂山学校的郑坚新，这倒引起我五十三年前的事的回忆，转变之大，不可思议。士端说他留东时的同学潘少鸾，当他自己在平岚担任一家专家馆的工作时，曾荐潘到桂山去当一名教员，是他推给郑坚新的。其后有人告他为革命党，被发现，遭逮捕，系狱，旋被杀，虽经横滨方面发人营救，力证渠为同盟会员，亦无效。潘被拿，士端亦只能星夜出走，离开三乡到澳门。易姓为文，用他太太的名姓，逃居越南。

由此看来，“文磊庵”既是杨章甫的笔名，又曾用作他避难时的化名。这一别名与“羊石”之关联，暂难参透玄机，但与杨妻有关则无疑义。

三、杨章甫的家庭与生计

杨章甫之妻文氏，名净华，生年未详，1976年8月30日病逝于香港。文净华与杨章甫在澳门结缡，香港沦陷时曾携儿女赴澳避难。抗战胜利后，夫妇俩在港、澳之间仍有往返。据杨文，杨章甫夫妇在离澳赴穗前已有“二男二女”，其后有无新生子女，暂难查询。

杨章甫为人低调，杨妻也不喜张扬，夫妇二人携女儿给陈君葆拜年，在陈君葆日记里仅发现一次，时在1943年2月7日。不过，陈、杨互通庆吊，交谊维持了许多年，文氏行迹在陈君葆日记里还是留存了一鳞半爪。比如，1956年，文氏曾有意与杨章甫一同北上观光，可惜中途返回，“不果成行”；1975年11月26日，陈君葆与杨章甫等人聚餐之后，不忘登门看望文氏的病情；次年，文氏辞世，陈君葆为撰挽联吊唁，并参加了丧礼。

杨章甫夫妇所生子女数人，陈君葆日记仅录存其中一个女儿的名字——杨善离。陪同父母来陈君葆家拜年的正是此女，似与父母关系较为密切。杨善离之夫婿名陆恩敬，为陆文绩之子。杨家其他儿女的信息，暂付阙如。

对于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杨章甫的人生轨迹，杨文是这样概述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迁居香港搞地下工作。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间，曾在中山三乡桥头学校、桂山学校执教。（他改名文磊庵）一九三〇年八月间，潘兆銮同志在桂山学校被捕牺牲后，章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重返香港，当了殷富人家的家庭教师。”谢文所述，同中有异：“1929—1930年间，杨章甫仍在香港坚持地下工作，又曾化名回中山三乡桥头学校及桂山学校执教。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1930年8月，章甫从内地回港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只能做家庭教师糊口度日。”下面一段则为杨文所无，似得自杨章甫外甥潘鹤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谭天度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做统战工作，成立了多个迎解放的学习研究会。其中一个研究会的成员就是大革命前后加入党组织，但在广州起义后因临时省委书记李立三‘左’倾错误而脱党的老同志，包括罗珠、梁复然、罗锡宝、薛白（耀英）等人，杨章甫也在其中。每次开会，他都把潘鹤带在身边”。在舅父杨章甫的言传身教下，潘鹤“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参加了共产党在香港组织的进步艺术团体‘人间画会’”。“广州解放后，潘鹤乘坐广九铁路恢复通车的第一列火车，从香港回到广州，就读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送走了潘鹤，章甫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党组织一直在召唤他。谭天度调肇庆任西江专员公署专员前，与他握别，仍在做他的工作：‘省市职务留下给你，你若回广州，请向叶剑英同志报到。’从1950年至1953年，章甫本人不惊动广东省政府，回归广州两次，最后决定不愿为官，只愿为民。此后，他继续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

杨章甫与党组织失联后的思想及言行，留待下一节评述，此处专门补说杨章甫携家居港后之生计问题。杨文仅言他为“殷富人家”做家庭教师；谢文则由担任私人家教拓展至“从事教育工作”，并追赠“优秀教师”之美誉。经与陈君葆日记对照，杨、谢二文既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够全面之失。

1972年10月28日，陈君葆打电话问候杨章甫，才知道他“患风湿骨痛病，已历时一月”。11月3日、11日，杨章甫两次登门与陈君葆晤谈；18日，陈君葆“冒雨往访士端，带同手杖送给他”。20日，陈君葆分别致电三位朋友，一一问候病况。其中，“杨士端已愈了，照常去上课为人补习”，陈君葆对他最为放心不下：“三人当中，我颇心挂士端体弱而又多病，仍然任教，殊非计也。”这一年，杨章甫79周岁，以衰迈之龄、病弱之躯，为了生计，依然舌耕不辍，难怪老友牵挂不已。早在五年前——1967年1月15日，杨章甫就曾告诉陈君葆：“现在已甚么教学工作都摒弃，真也如野鹤闲云了。”可惜，“野鹤闲云”只是杨章甫的一厢情愿，家境不丰似乎伴随他终身，一生劬劳也就成了他的宿命。

与陈君葆不同，杨章甫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也没有什么从事社会活动的额外收入，教书似乎成为他养家糊口最重要的营生。据陈君葆日记所载，杨章甫曾经担任民生书院的院长。1935年12月7日，杨章甫引导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师陈君葆参观民生书院，然后主持了当天的“国语演讲会”，并邀请许地山作“怎样读书”的主题演讲。1939年7月，民生书院也有意“改中文课程”，杨章甫问计于陈君葆，二人于是一道去汉文中学取经。同年11月30日，陈君葆到民生书院“新文字班”作演讲，涉及“人民生计与教育的关系”“文字与民生的关连”，重点则是“新文字的作用与推行新文字的责任”。1941年3月29日，陈君葆、杨章甫共同参加了“改革课程委员会国语文小组”第一次讨论会。据此推测，杨章甫应该是民生书院的主要负责人，《陈君葆日记全集》所附人物简介称杨章甫“曾任香港民生书院院长”，应属可信。大约与此相前后，杨章甫还参与了吴涵真、刘草衣等创办儿童书院（又称儿童学会、儿童学院）的活动，并在该书院任职。